|
不光蜀汉有名的军师谋士不如曹操多，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君主手下有名的谋士数量赶得上曹操。 古人其实已经在某种层面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唐代官员朱敬则曾专门列举从秦朝到隋朝的帷幄智士11人加以赞扬：
这11人里仅曹操的部下就占了5席，接近一半。更为奇特的是，袁绍作为割据失败者，其部下竟然也有两人入选，也就是仅汉末就占了这份榜单的一大半。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汉末诸侯手下皆有以谋士身份为人所熟知者，而像田丰沮授等人的名气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以上提到的5人之外，曹操部下以智谋之士身份而为人所熟知的还有刘晔、董昭、蒋济、司马懿，还有将钟繇、毛玠、贾逵、辛毗、孙资、刘放等人也一并列入的，其数量确实惊人。表面看上去这似乎反映了当时的某种风尚，即推崇此类智谋之士，例如朱敬则便是持该意见，但事实上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可挖掘之处。 以曹魏后期的钟会、邓艾二人为对照，钟会在伐蜀之前都是以司马昭帐下策士身份为人所熟知，其传记中也留下“画无遗策”的自评，而邓艾则更多是以统帅或者是武将的形象出现。然而考察二人的出仕经历，会发现略有相似之处，钟会起家为秘书郎，后迁任尚书郎，再迁中书侍郎，成为司马家的亲信。而邓艾从典农都尉学士做起，当过稻田守丛草吏、上计吏、太尉府掾、尚书郎，之后开始军旅生涯。
钟会 钟会、邓艾都是文官起家，学识出众，再由文入武，甚至担任过同一个官职尚书郎，但他们在史书里的形象却大相径庭。二人最大的差异无疑是出身，钟会出身豪门，父亲是当朝太傅，能以秘书郎这种中枢官职起家。邓艾却是典农部民出身，放过牛管过杂草，从最基层的杂务一路干起，即使混成了太尉府掾和尚书郎，最后还是留下了粗人的形象。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浊分流的滥觞。清浊即“清官”和“浊官”，此一称谓被广泛运用于南朝官场，职务清闲、被高门士族所把持的官被称为清官，而事务繁冗、地位卑下的官则称为浊官。该称谓虽然在南朝才被广泛使用，但这样的现象早在东晋官场就已经非常明显，门阀政治外加玄学思想的盛行，使得当时的高门子弟崇尚无为，以不居俗务、游乐论道为荣。 晋明帝的女婿、丹阳尹刘惔去世时，名士孙绰为他作悼文，其中有一句话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称赞他为政清静，这句话成为一时名言，众人都推崇这种处事无为的作风。当然也有表示不满的人，例如有才干的外戚庾翼称杜乂殷浩这些名士应当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了再放他们出来。 南朝史学家姚察曾说曹魏正始到晋朝年间，朝廷崇尚玄虚放诞，尚书丞、郎以上便不想经手事务，而把具体工作都交给了底层的尚书令史去完成，那么将清浊分流追溯到曹魏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种思潮及现象还可以进一步往上追溯。秦以刀笔吏治天下，注重吏务，萧何就出身文法吏，因而西汉初年还非常重吏务，多有由文法吏晋升为公卿者。但在西汉的社会问题越发严重之后，朝野希望从儒家思想中找到解救之道，儒学逐渐压倒法学成为主导思想，文法吏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到了西汉末年，已经可以从史书里找到因不肯从事吏务而辞官研究学问的案例。 由于光武帝刘秀本人出身太学生，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并在即位后大力倡导儒学事业，这种现象在东汉时期进一步泛滥。在东汉时期可以看到大量名士拒绝官府征辟的事例，且多作为正面事迹加以赞扬，甚至于到后来发展出一种新的伦理观，即拒绝征辟的人依旧有为征辟者服丧等义务，即这些拒绝征辟的名士实际上可视为不行吏务的府吏。 实际上后来确实形成了一种模式，即拒绝了县级的征召后可能得到州郡征召，拒绝州郡征召后可能得到三公征召，拒绝三公征召后可能得到皇帝征召。如果一位名士一路拒绝了所有征召最终被皇帝所征召，实际也就等同于跳过所有吏务直接成为朝臣。 但即便如此，在东汉前期，官方虽然赞扬了处士们淡泊名利的精神，但还是鼓励他们出来做官，并且拒绝征召是可以定罪的。这种情况等到汉末大乱之后依然有发生，如曹操治下谷熟县长吕岐杀了不听征召的县民朱渊、爰津，得到梁相袁涣的支持，说明当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感这种拒绝吏务的思潮。 但在汉魏之交，曹丕为了树立政权合法性，大力表彰了东汉后期反对外戚宦官当政的处士，又出台法令禁止外戚宦官辅政，等于从官方层面为清流名士背书，以其继承者自居。曹丕优待士人，设立散骑取代宦官近侍，甚至曾说“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 散骑常侍和侍郎成为曹魏高官子弟出仕首选，其职责为侍奉皇帝左右，充当仪仗和顾问。如钟会的兄长钟毓以散骑侍郎起家，陈群、司马懿等辅政大臣的儿子也大都起家散骑省。可以看出，贵胄子弟子弟“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实际上就是从西汉末年以来士人拒绝吏务的思潮得到制度认可的证明，也是后世清浊分流的先驱，事实上侍中、散骑、黄门这些陪侍皇帝的职位在后世都是典型的“清官”。 放到钟会和邓艾身上，出身贵胄的钟会以后世标准而言自然就是“清官”，而从放牛管杂草的吏务干起的邓艾则是典型的“浊官”。三国志完成于西晋初年，其参考史料也出现于三国后期，那么以当时的风尚，清官钟会自然应当运筹帷幄、画无遗策，而浊官邓艾则无疑是从事吏务军事的粗人，即使钟会有吏务干才，也不应是其长处。举个例子，晋武帝司马炎曾自称出身诸生之家，贵嫔胡芳却讥讽他为“将种”，司马懿南征北战的功绩在西晋时人看来反而是司马炎出身上的“污点”。
邓艾 这种思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汉末士人的形象，最典型的就是程昱。程昱早年被兖州刺史刘岱表为骑都尉，后又被曹操任命为东中郎将、都督兖州事，又历任振威将军、奋武将军、卫尉，被曹操比喻为古时候的勇士孟贲、夏育，死后追赠车骑将军。可以看出，程昱和满宠司马懿等人一样都是文武双全的人物，且所任多为武职，然而其在史书里却被作为文士来书写。 程昱的形象转变如此之大，与其后人恐怕也不无关系。程昱之孙程晓是一名学者，历任黄门侍郎、汝南太守，其作品提倡儒家的纲常伦理，曾上书提议取消朝廷设置的特务校事。程昱其人的行事很有曹操所推崇的事功色彩，而程晓却站在其对立面，驳斥事功主义的校事，那么程晓对于祖上的行事无疑和司马炎对司马懿一样颇为忌讳，因而程昱的形象从曹操的得力干将转变为西晋所崇尚的谋士也就顺理成章了。
程昱 与之相似，郭嘉出身颍川阳翟的律学世家，该家族在东汉时期出了七位廷尉（最高法院院长），此外还出过若干位刺史、侍御史、廷尉正监平等与法律相关的官员。郭嘉在曹操手下所担任的职务为军事祭酒，晋书记载该职“参掌戎律”，通典记载其为“理曹掾属”，都认为该官职的主要职责在于法律。王朗后来也曾担任军师祭酒，又担任过大理（即廷尉），其传记记载他“以治狱见称”，那么可以推测郭嘉的本职工作是掌管法律。 郭嘉毫无疑问也属于文法吏的范畴，然而有关郭嘉的故事却丝毫不记载其本职工作，反而全是其为曹操出谋划策的内容。与三国志同一时期或者稍早创作的傅子里就已经将郭嘉刻画成了这种形象，傅子的作者是西晋初年的名臣傅玄，可见这种创作思路正是魏晋朝廷所流行的模式。
郭嘉 与之相似的是荀彧的传记也少有记载荀彧在处理政务方面的表现，而大都是其为曹操出的计策，实际上从寝九州议、审理田畴以及时常为曹操推荐人才来看，荀彧处理了大量政务工作。而其推荐人才的事迹之所以大量保留，也是因为自东汉以来品题人物的风气在魏晋因九品中正制的确立更为士人所推崇，那么善于识人自然就成为了荀彧的一大优点被大书特书。 曹魏大臣的形象遭到了重构，蜀汉大臣也有与其相似的情况。三国志里对蜀汉大臣的记载缺乏原始资料，大概是由陈寿本人所构建。陈寿在蜀书七的最后是如此评价庞统和法正二人的：
可以看出，陈寿有意将他们向曹魏大臣身上靠拢，庞统为“荀彧之仲叔”，法正为“程（昱）、郭（嘉）之俦俪”。陈寿所靠拢的对象，自然是魏书里已经被重构过的荀彧、程昱、郭嘉形象，因而庞统和法正在史书里也成了与曹魏诸臣相似的谋臣形象。 如果我们翻看法正的履历，会发现这也是一位同时精于政务和军事的全才。法正在刘璋手下先后担任新都令和军议校尉，在刘备手下先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被记载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又和诸葛亮等人共造蜀科，具备相当的政治才能，又以将军身份参与了汉中之战，最后官至尚书令、护军将军。 而庞统的情况则更加有趣，在说庞统之前，先说说刘备的用人思路。刘备虽然年少时曾学习经学，但却不爱读书，甚至鞭打过督邮。与影视剧中肥头大耳的形象不同，督邮是地方官府中的重要吏职，通常由势族所任，三国志里就有满宠和高堂隆当过督邮。刘备以军功出仕，经历过东汉官场的腐败，原本就和士人秩序格格不入，他鞭打督邮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自己对其极其反感。
庞统 刘备非常重视官吏才干，他的托孤人选诸葛亮善治国、用法严峻、读书唯观其大略，亲信的法正、黄权、李严也都是文武干才。刘备在遗言里让刘禅读汉书、礼记、诸子、六韬、商君书，诸葛亮又为刘禅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以法家和兵家书籍为主，透露出极强的实用主义。蜀汉大臣的传记里时常有刘备视察工作的记载，蒋琬曾因为上班时间醉酒差点被刘备处死（小说里被移花接木到庞统和张飞身上），同时刘备曾大骂学者宋忠、讥讽名士许汜、推崇有“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和“骄而自矜”之称的陈登，可见其与刘秀行事截然不同，与刘邦则颇为相似。 刘备曾派人扮演手下学士许慈等人吵架的场景、蔑视弃主前来投奔自己的名士许靖，却破格提拔同样前来投奔自己且性格自大的官吏杨仪，因为杨仪拥有出色的吏务才干。颇为有趣的是，刘备在对人才的好恶方面与其死对头曹操居然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曹操对刘备的欣赏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共鸣。 那么回到庞统身上，此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东汉名士，名望出众，且以善于点评人物著称。而他在投靠刘备之初，居然因为“在县不治”而遭到罢免，需要鲁肃诸葛亮先后解释方才得到重用。庞统的遭遇曾让许多人迷惑不解，因为刘备以善于识人且求贤若渴著称，又大力重用与庞统齐名的诸葛亮，却偏将庞统罢免，以至于三国演义里设计出了庞统长相丑陋而遭刘备嫌弃的剧情。 其实从庞统身上就可以看出刘备和士人们的矛盾，庞统当时担任从事守耒阳县令，地位上来说并不算低，而府吏加地方官的配置也可以看出刘备对他的期待。那么庞统因“不治”而被罢免则多半是因为其不重吏务的名士习气激怒了刘备，以至于需要鲁肃和诸葛亮来弥补中间的裂痕，告诉刘备庞统并不是他所厌恶的那类人，鲁肃更是直说庞统适合担任治中、别驾这样的亲信职位，而不应该放到基层去历练。 后来即使刘备发现了庞统身上的才能，对其大为器重，但也任命其担任军师中郎将这样的武职，甚至让其带兵作战。可以说，刘备所重视的只是庞统身上的干才，而非其名士风雅。 那么庞统、法正其实也在三国志的书写过程中被重构了形象，只是因为蜀汉人才较少且陈寿拥有的资料不足，因而这类形象数量稀少。诸葛亮的情况与以上两者不同，三国志里并没有完全按照谋士的特征来刻画诸葛亮，而是展现了其治国及军事才能。但从西晋初年开始，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好事者为诸葛亮编造传说故事，将其向神机妙算的形象上靠拢，最终被三国演义所采纳并传播。
诸葛亮 吴国的情况又是最为特殊的，相比于魏书和蜀书里运筹帷幄的军师，吴书里屡屡出现的却是周瑜、陆逊这种文物两道的统帅。其实孙策孙权兄弟同曹操刘备赏识人才的风格是相似的，正如曹操杀死边让一样，孙策也曾杀死名士高岱，而孙权则建议吕蒙蒋钦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全部是兵书和史书，并且孙权表示不愿吕蒙成为经学博士，还说自己从不读易经，因而孙权和刘备一样对读书带有极强的实用功利主义。 但由于孙吴特殊的政治体制，将领们需要上马作战、下马理政，因而顶尖人才需要精通文武才能脱颖而出。相比于魏晋文武分野越发明显的趋势，孙吴出现了文武合流的逆反现象，吕范曾主动向孙策申请担任都督，孙策说吕范是士大夫，手下又有部队在外立功，何必担任军职去管理军中琐碎小事，但吕范坚持申请军职，孙策也就答应了。 吕范的情况在后来成为了一种惯例，孙吴重臣几乎都有领兵，虽然朝廷长期不设三公职位，却有左大司马、右大司马、上大将军等高级军职作为替代，而位列九卿的潘濬等人也经常领兵征伐，甚至于张昭这样的著名士大夫也是官拜将军且领兵的。相比于魏晋人轻视领兵将种，孙吴的士大夫却主动担任事务琐细的军职，这种风气恐怕和江南地区开发不足、经玄文化不如北方繁荣也有很大关系，因而士大夫们并不以领兵为耻。
吕范 但在晋室南渡之后，北方士大夫却和孙吴的制度发生了一次融合，出现了门阀政治，于是同一个大族里既要有领兵的人又要有搞文化的人，例如王敦和王导、谢玄和谢安，文武既分野又合流。最后的结果是智谋之士在史书里一下子变少了，士大夫要么不参与军事，要么就文武双全，于是像周瑜、陆逊、陆抗这样的儒将在东晋南朝得到了传承，这类人一般还附带文弱和以弱胜强的特征。当然也有不那么文的，例如刘裕，毕竟打仗这种事还是武德充沛的人比较在行。 相比之下，北方在被异族统治后，社会形态及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比南方要更加接近汉朝（甚至秦朝）的特征，甚至于异族君主会模仿史书里的汉人君主为自己设立谋士，所以这个时期以谋士形象出现的大多是北方人。 所以如果觉得曹操的军事谋士很多，相比于曹操本人喜欢设置谋士，更可能是因为西晋人向往这种形象。
曹操和郭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