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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天的平津战役，以84万多军队、伤亡3.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完成了东起塘沽海滨，西到张家口、绥远约500公里狭长地带的解放战争，解放了除新乡、太原和大同在内的华北地区，使古都北平避免了战火蹂躏。在全国战场上，平津战役创造出城市解放的许多经验。与辽沈和淮海战役不同的是，平津战役是解放军在总兵力和兵器都占绝对优势下的一战。毛泽东不担心最后取胜，更多想的是如何将敌军桎梏于华北，避免其溃逃，然后以最迅速、彻底、最小的伤亡和破坏将其全歼，从而加速全国解放进程。北平和平解放，当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之时，新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围城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 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率着北平警备司令部70多万军队。傅作义先后放弃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回忆 周之同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周之同对本刊回忆说，“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工事，并完成对阜成门至东直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由我们师担负攻城任务。” 北平西郊被控制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登上一列开往市内并将停在离中华门很近地方的一列火车。这一突袭计划几近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他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请示。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就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并且严加守卫。曾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回忆说。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全切断了。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后登上城墙的钱浩兵说，他曾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了：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高的城楼守卫，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有枪眼，弧线性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钱浩兵说，“以城墙为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直到傅作义接受联合名义上进行的和平改编。” 随后的日子，傅作义在旧北平的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办公室任秘书的马句解放后是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20多名干部之一，他对本刊回忆说：“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这个机场起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政权脆弱的生命线，它也是短命的。”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因而机场紧急跑道变得十分危险，到围困解除前，普通邮件已经不能由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局势明朗。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当时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主要是想借助实境，研究怎样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供管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齐进城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旧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为了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由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改编而成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后二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良乡。“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80～100公里，抵达良乡县东关外燎石岗驻扎待命。“曾任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在进城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燎石岗高地西邻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与良乡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可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无异动。 护城 1949年初，城内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试图自杀，但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伤势不轻。这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几天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出现在美国领事馆一次晚宴上。 旧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静。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一些人开始普遍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 所谓的“守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这个时候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有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非常灵验，很多在华外国人和国民党官员都去问卦。”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们到马龙家时，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军用汽车，里面还围着很多人。从他家里走出一位国民党上校，显得极为兴奋。太神了，他连连惊呼，被问及为何这样兴奋时，他回答说，刚才马龙给他算卦，说他马上就会离开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机场很快就将失守，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刚要离开马龙家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上级的命令，说是5分钟前收到的。让他立即赶回总部，收好指定文件，赶往南苑机场，从那儿到南京去。”“此后不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属下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 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的铸造的“袁大头”。“当初为了推行金圆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可见回收银元也只是些表面功夫。”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乱扔的金圆券，尽管面额百万，人们却把它们踩在脚下。” 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有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快就会完全断绝。“我们在包围北平前，军部传达的第一出发点，就是保护。”周之同回忆说，“尽可能不去打扰城内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 和所有城墙的构造相同，城墙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钱浩兵说他有一次曾混在菜农中间进城侦察，回忆说，“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这时候蜂拥入内，购买蔬菜。买菜的人非常多，有时所有蔬菜一小时内便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后，内城关闭，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有时，城内守军也在这里采购，菜价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我们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不能用了，飞机就往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粮食、蔬菜，围城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内送。“过去，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来了，封城后，我们照旧给驼队放行。不过，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紧缺。”钱浩兵说，“时值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那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煤饼为燃料的。外面运输接济不上的时候，城里煤价上涨就比较快了，后来很难买到了。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城里煤的黑市买卖里。”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并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梁思成告诉他，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请教，北平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周之同证实了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录上的这一说法。他回忆说：“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菜市打开过几次。后来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进城 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没有派上用场，到1949年1月20日，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平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谁都明白，这只是旧政权移交新政府控制的一种象征性程序。 “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成门出入。” 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我们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进城。”周之同回忆，“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军司令部组织七八个人，从西直门进入，傅部派联络官在西直门等候。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四野参谋处处长苏静和傅作义的副官长。副官长出去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要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吃完午饭后，傅部派两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后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日，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后各营直接到指定防区。” 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是黄昏时候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夜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人声、马声，好几十万军队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军于是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我们在入城式举行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得知，中央军委批准平津总前委关于举行入城仪式的提议。参加的步兵部队有40军的118师和我们121师，摩托化部队有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蔡正国师长对我们说，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周之同回忆。 钱浩兵所在部是最先入城接防。“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之后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敌人袭击。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科长带着测绘员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同傅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接防务。”钱浩兵对本刊说，“361团团部驻东北大学，363团团部驻仓南胡同5号(又称老段府)。363团二营驻黄化门民生工厂，三营驻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一个班警卫驻六国饭店，一个排驻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驻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 负责维护北平社会治安和保卫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进城后共分4个大队，康彭寿被分在一大队。他说：“我们驻扎在史家胡同，辖内城7个行政区。我当时负责的是东四和崇文门辖区，每天都会在卡车上架着机枪满街巡逻。” 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马句对本刊回忆“我们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在1月31日20时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内，我们从海淀上车，由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新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句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 旧都重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入城时间本来定在1月29日，但这一天恰好是农历春节，为了让老百姓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过个传统节日，聂帅提议将进城日期推迟两天。” 聂荣臻与四野的林彪、罗荣桓是2月1日进的城，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难以抑制心头激动的聂荣臻提议，应该举行一个入城仪式，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这个提议得到了高层的批准。 2月3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最前面是军乐队，接着是装甲车、坦克、炮兵、骑兵、步兵。10时30分，从珠市口进入前门大街。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走过前门箭楼后，入城部队右转弯拐进东交民巷，从这条记录着半个世纪屈辱的小街上威武昂扬地走，借道东单一直向东四方向走去。入城式历时8小时，当天整个北平城都沸腾了，到处口号声、锣鼓声、歌声响亮，鞭炮齐鸣。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学生纷纷爬上坦克、装甲车，随同解放军一起前进。 入城后的聂荣臻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直到身兼六职——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1949年9月又接替叶剑英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呈现在聂荣臻面前的，是他在战争年代从未遇到过的局面。首先就是傅作义的20万起义部队的改编问题，旧军队成分复杂，军风纪律完全不一样；其次，还有土匪、特务、妓女等问题也很棘手。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家家门户紧闭。聂荣臻住在恭王府一带，有一天晚上，警卫员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一个黑衣骑车人窜出来挡住了道路，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玻璃上。这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开枪者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骑车人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幸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小坑。此后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汽车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也在老地方挨了一枪。因为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繁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没被抓住。 当时聂帅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治安，他做了大量工作，改编军队、收容散兵游勇、关闭妓院等，社会秩序恢复得比较快，也赢得了高层认可。当时的北平还有许多外国人，大多生活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附近。聂荣臻有意识挑选大学生出身的军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驻美大使的韩叙，组织特别纠察队，在这一带巡逻。一些傲慢的外国人没想到，这些被他们视为“土包子”的解放军，会讲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英语，一下子被镇住了。聂帅晚年时一提起这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聂荣臻成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市长。因为军队工作过于繁重，1951年1月底，聂荣臻辞去北京市长一职，由彭真继任。虽然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只有短暂的一年半时间，但他对北京市的工作仍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91年，他还专门找北京市负责人谈话，请他们注意多修地下铁道。他说：“地铁平时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挤，战时可用做人民防空。”这一年，他已经92岁。 开国大典 1949年8月，聂荣臻又有了第七个头衔：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50天时间。聂荣臻不得不以十二万分的细心和周密对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别小看这些事，一旦马匹摔在天安门城楼下，装甲车开不动，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才迎来这一天，我们要倍加珍惜。”聂帅想得很细，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晚上怎么放焰火等，都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有1978匹战马参加检阅，如果这些马乱窜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聂帅指示，要挑最好的、最训练有素的骑师和战马。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对聂荣臻的细致记忆犹深。在一次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就能帮马脱离失蹄状态。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为了防止坦克熄火，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接受检阅。结果，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猛拉马缰，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是聂荣臻最为关注、重点布置的一项工作。当时国民党的空袭频繁，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占领后，国民党空军在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死伤24人。 阅兵筹备工作刚启动时，还闹过一场误会：7月7日，北平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抗战胜利纪念大会，郭沫若到会讲话。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在庆王府值班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一位参谋接到山海关方向空中监视哨报告，有两架敌机正朝北平方向飞来。这位参谋一边通知监视哨，让他们再仔细确认，一边报告参谋长唐延杰。两人正在商议要不要向上级报告、要不要通知采取措施时，山海关来电话，说刚才空中两个黑点原来是老鹰，已经飞回大海方向了。 华北军区司令部电话能直达天安门，如果草率通知会场躲避敌机，那十几万人的大会就会立刻大乱。针对于此，8月15日，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防空任务。 细心的人也许早就注意到：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15点举行的。“这也是聂帅出于防空袭的考虑而定的时间。”周均伦说，因为当时条件简陋，观察飞机敌情还是靠肉眼而不是雷达。“聂帅想到：下午15点，太阳偏西；如果国民党飞机从东边飞来空袭，正好是迎着阳光；我们迎击它，正好是有利的角度。”为了确保阅兵万无一失，聂荣臻考虑得极其周密。他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起初只决定用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聂荣臻到南苑机场视察后，觉得9架飞机太少，又凑了2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一共17架飞机。 “为了增加气势，聂帅和周总理商量，提出一个方案：因为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所以通过了天安门以后，这9架飞机又转回去，接到飞得较慢的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再飞。结果，开国大典当天，外国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防空安全，万一出现在受阅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偷袭怎么办？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空军方面向聂荣臻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受阅前，各级领导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质量。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我们今天重听开国大典录音带，会听到开头有一段特别的讲话：“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邓拓夫人丁一岚也曾询问，一听这四川口音，没错，肯定是聂帅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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