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际式还是地域主义，格罗皮乌斯的美国“帕提农”

书接前文，虽然格罗皮乌斯在理论层面遭遇了危机，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建筑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源源不断的项目实践。在巴格达大学进行的同时，1956年3月22日，格罗皮乌斯接到一个令人分外眼红的设计委托：美国驻希腊大使馆。

TAC，美国驻希腊大使馆（US Embassy in Athens, 1956-1961）

希腊是民主政治和古典建筑的发源地，大使馆就选址在距著名的雅典卫城一公里远的一处山脚下。能在那里设计一座建筑，可遇而不可求。

希腊大使馆是美国政府一个更广泛的大使馆建筑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希望通过大胆拥抱现代主义建筑，向世人展现一个年轻、蓬勃、有远见的国家形象，以达到其外交扩张的目的。

在冷战的巅峰时期，人们认为美国代表了一种现代形式的民主，是古希腊民主精神的合法继承者。这种民主精神与苏联的极权制度截然相反。因此，美国的使馆建筑也被视作是对苏联复古主义的对抗。媒体欢呼庆祝世界各地落成的美国使馆，建筑杂志盛赞外交建筑局（Foreign Building Office, FBO）的重要性以及建筑师的创造力。

建筑师把使馆任务当做吸引外界关注其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手段，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斯东的惊人之作：新德里使馆。使馆任务成为建筑师眼中的“美差”，经常不计成本甚至赔钱工作，只为参与这一备受瞩目的项目。

斯东（Edward Durell Stone, 1902-1978），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1959

大使馆建筑计划始于1930年代，并在1954年进行了重组，国务院首次任命了一个建筑咨询委员会来审查FBO的所有设计。当时，使馆的项目委托基本都源自“建筑老人关系网”，圈外人很难分得一杯羹。尤其是委员会成员、曾任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的沃克，对欧洲来的现代主义颇有微词，对格罗皮乌斯的敌意更是众所周知。

早在1951年，沃克就在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他认为，机器美学使得社会和建筑失去生机，只要建筑教育继续鼓励牺牲实用价值的理论，就不可能培养出头脑清醒的、有能力的建筑师。

设计问题应该基于真实的场地——能被学生看到的场地，应该从真实的气候和生活需要出发去研究问题。

他呼吁抵制将机器视为神明，要求建筑师发挥聪明才智去理解真正的，而不是理论上的设计条件。作为文章的结论，沃克抨击欧洲建筑师留给美国的遗产只不过是消极主义、神经紊乱和虚无主义。

显然，沃克是在指责以格罗皮乌斯为代表的欧洲移民建筑师，他们大多来自德国，与包豪斯有关，并在美国的教学和实践中迅速赢得重要地位。

不出所料，沃克的文章引发了格罗皮乌斯的尖锐回应。他致信沃克，要求予以解释。沃克在所回长信中，重申了文章中的观点，尽显愤怒。但也还是保证，他无意进行人身攻击，那些争执只不过是观点层面的。

沃克并不反对现代建筑，但他不愿看到欧洲现代主义在美国的衍生。而且，他反对“幼儿园式的设计方法”，即小范围传播的、自我参考的、不轻易公开的方法。这些在他看来一无是处。

不过，当沃克结束了委员会的任期后，来自欧洲的建筑大师们纷纷接到了FBO的设计合同。比如，曾设计了多座纯粹现代主义大使馆的雷普森和默伦，本由他们设计的几个备受关注的项目转手给了三位更知名的建筑师：奥斯陆使馆交给了沙里宁（1955），海牙使馆交给了布罗伊尔（1956），以及雅典使馆交给了格罗皮乌斯（1956）。

埃罗·沙里宁，奥斯陆大使馆，1959

布罗伊尔，海牙大使馆，1959

雷普森为失去雅典项目而深受打击，认为那是他为FBO做过的最好的设计。看到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后，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格罗皮乌斯曾要了我之前的设计，并抄袭了我的想法。

格罗皮乌斯确实在接手项目之初，写信向雷普森和默伦索要草图。虽然他们有些不太情愿，但还是寄给了他。

雷普森和默伦早期的方案是"空心的正方形平面”，由钢框架支撑的玻璃盒子。格罗皮乌斯使用了同样的平面，只是将玻璃幕墙悬挂在大理石柱廊支撑的混凝土梁上。

雷普森（Ralph Rapson）和默伦（John van der Meulen）1953年发表在《建筑论坛》上的希腊大使馆方案

TAC的希腊大使馆总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的初次汇报，引来了不少负面意见。建筑咨询委员会质疑他的平面“复杂而混乱”；悬挑的屋顶让整个建筑看上去“硕大、干枯、令人恐怖”，根本无法为办公室遮挡阳光，设计缺乏“精致”；“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帕提农神庙或其他的希腊标志性建筑”，要求他重新研究。

于是，格罗皮乌斯邀请了曾在包豪斯短暂追随过他、希腊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萨科拉里奥斯来协助他和TAC的莫尔斯·佩恩完成这一重要项目。

左：萨凯拉里奥斯（Perikles A. Sakellarios, 1905-1985），希腊现代主义建筑师，曾在格拉茨技术大学学习建筑（1924-1930），求教于卡尔·霍夫曼（Karl Hoffman）和弗里德里希·佐特（Friedrich Zotter），随后还短暂的在包豪斯追随过格罗皮乌斯。右：佩恩（H. Morse Payne, 1922-2019），1952年作为项目负责人加入TAC，并在此工作了34年，担任了两年的总裁（1975-1977）。在TAC工作期间，他在GSD担任助理教授一职长达9年（1954-1963）。他还担任过两届美国建筑协会主席（1963-65, 1971-73）。

在萨凯拉里奥斯的协助下，TAC希望通过强调抽象、复杂的古典主义来回应委员会之前的批评，这样能更清楚地指向古希腊的过去，使建筑的现代主义元素得到了缓和。格罗皮乌斯希望：

在不模仿任何古典手段的情况下，找到希腊方法的精神。

当然，努力迎合当地人的感受、将设计同当地标志性建筑联系起来，会产生精心设计的说辞，这种说辞也让注重地区象征主义的FBO难以拒绝。

不过很显然，他还是用了标准的古典手段——柱廊，并强调帕提农神庙是他的灵感源泉。古典建筑中最优秀的希腊大理石被用于整个建筑，这也明显而有目的地背离了现代主义的原则。

格罗皮乌斯在希腊大使馆的施工现场以及建成后的柱廊空间

我们应该理解格罗皮乌斯在调整战后总体建筑原则，以适应美国政府对这一具体项目的要求和外交野心方面所表现出的极大谨慎；因此，他在展示方案设计时强调：

建筑从实际问题的解决开始，必须表现出象征其目的的心理品质或态度。我们的目标是一座看起来宁静、和平、诱人的建筑，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态度。此外，设计应遵循古典的“精神场所”，但需以当代的术语。

不过，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说辞并不买账。他们不理解这一古典传统，即使理解了，也对转译而成的设计无感。例如，一位大使不断地向FBO施压，要求他们改变设计，比如取消天井，以便这些“浪费的空间”为办公室所用。

格罗皮乌斯在希腊大使馆的施工现场，1960

施工中的希腊大使馆，1959-1960

从希腊大使馆还可以看到现代主义不断教条的现象：建筑师用遮阳构件来保护他们钟爱的玻璃盒子。尽管场地、气候、材料供应等方面差异巨大，但还是有数量惊人的项目使用了玻璃幕墙，大部分建筑采用了外遮阳，包括固定的和可移动的木格栅和百叶帘，还有设计成不同形式的花格砖墙，这些手法综合起来完全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遮阳装备百科全书。布罗伊尔曾宣称，

遮阳构件可以发展成为像多立克柱式一样有特色的形式。

然而，格栅和百叶的泛滥更多成为当时一种建筑时尚，而非气候调节。1961年，斯卡利就抨击这些是肤浅的装饰。建筑师本可以选择在厚厚的、密实的墙体上开小型的凹窗，而不是外罩格栅的玻璃幕墙，但几乎没人这么做。

多说一句，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鲁道夫是一个例外。他的安曼使馆方案就是在砖墙上开小小的、细缝般的深凹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FBO却指责其“不像使馆，更像堡垒”。这个方案在执行强调安全性的“英曼标准”的10年后是合适的，但在1955年，FBO所希望的是更具象征性的开放建筑，哪怕它不适应当地的环境。

格栅还常常使室内光线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没有厚厚的窗帘，它也根本保证不了私密性。1965年，苏联已经掌握了如何通过望远镜窥探玻璃幕墙后的办公室，因而使馆不得不终日紧闭百叶帘。

后来，当FBO停止批准使用格栅的新项目时，建筑师也就不再继续使用玻璃盒子了。

格罗皮乌斯和萨凯拉里奥斯在刚建成的希腊大使馆，1961

TAC，美国驻希腊大使馆（1956-1961）

对于这种教条主义，也不乏来自建筑师的批评。在1954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大会上，鲁道夫批评了现代建筑的单调性，嘲笑玻璃幕墙和底层架空的滥用，质疑建筑同周围环境的不协调性。他指责建筑师设计了 “太多的玻璃盒子，太少的实体建筑”。塞特批评现代建筑是“惊人乏味的陈腐作品”，呼吁建筑师设计出能与场地和谐的建筑。

《建筑实录》推出关于1955-1957年使馆建筑作品的系列报道中也意识到，FBO的项目和委员会的建筑政策，体现了专业人士在努力纠正建筑师的错误，包括：把小型玻璃别墅或大型工厂作为公寓楼、医院、办公楼的原型；把北欧地区的设计方案照搬到热带；热衷使用根本不适合雨雪地区的平屋顶等。

格罗皮乌斯的建筑受到了希腊方面的热烈欢迎，但媒体中并未有建设性的讨论，只是发布了格罗皮乌斯提供的官方新闻通稿，以及诸多溢美之词。艺术评论家安吉洛斯·普罗科皮欧（Angelos Prokopiou）在希腊建筑杂志《建筑》（Architektoniki）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将大使馆夸大为“雅典建筑转型的顶峰，不仅是希腊，而且是国际性的二十世纪建筑典范。”

杂志上刊登的有关希腊使馆的新闻通稿

在大使馆正式开放一个月后。一份英文月刊《希腊画报》（Pictures from Greece）中，也出现了同样乐观的语调。作者写道，

新建筑旨在为国家发展创造一种合适的新风格，建筑作为一门纯粹的艺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国家。如果人们广泛效仿他所举的例子，无疑将有助于雅典的重建。

TAC，美国驻希腊大使馆（1956-1961）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美国政府对希腊军事政变的作用和支持，希腊大使馆在落成仅七年后，便成为干预他国内政的象征。希腊大使馆成为1973年首都技术大学暴乱，以及随后导致次年独裁政权垮台的年度示威活动的终点。

严加防守的希腊大使馆

2018年，希腊大使馆启动了为期五年、耗资3亿美元的翻修项目，希望恢复格罗皮乌斯建筑往日的辉煌。

希腊大使馆翻修项目的奠基仪式，2018

最后，要特别提及一个人，就是时任MIT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的贝卢斯基，他在1954年被任命为建筑咨询委员会成员，负责评估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当时，贝卢斯基和格罗皮乌斯正在合作设计命途多舛，最后无疾而终的波士顿后湾中心（Back Bay Center in Boston）。

意大利建筑师彼得罗·贝卢斯基（Pietro Belluschi, 1899-1994），1951年被任命为MIT建筑学院院长，并一直工作到1965年。退休后的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大型项目中，这些项目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罗姆哈斯大楼，它已经接近费城竣工，林肯中心的音乐学院，美国银行大楼和旧金山圣玛丽大教堂。1972年，他获得了AIA金质奖章。

正是他们合作的另一个著名项目，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为格罗皮乌斯职业生涯的尾声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是一个不愿提及的污点。那么，是什么项目，究竟发生了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