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万解放军，怎样打败430万国军？威力巨大的“土改”是关键因素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在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落得大败亏输的结局，困守孤岛。谈起战争进程，一些朋友注重分析军队本身，包括蒋军的派系复杂，我军将帅团结一心、战术合理，指挥员用兵如神等等。这些自然都是影响因素，但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主因，就是1947年发起的土地改革。

解放战争正式爆发时，国军有近430万军队，能快速投入一线的精锐部队便达到200多万人；我军仅有约61万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不过127万余人。双方的基础实力有较大悬殊，这还不含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要战胜敌人，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必须要借助其他方法，尤其是土地改革。

土改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因素。1946年中期解放战争全面打响，1948年下半年三大战略决战爆发：而中间的1947年，恰恰是一个转折的年份、关键的年份。在这一年秋季，《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在广大解放区实施推进，其威力相当于一颗“原子弹”。

我党对比反动派的最显著优势，第一是宣传能力，第二是动员能力。1947年土改，恰恰发挥了这两大优势，规模和力度都是空前的。而我党并非第一次推动这样的政策，二、三十年代的红军和抗战时期，在不同的根据地都搞过土改。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亲自进行过实践，得出了政策的经验利弊，对解放战争期间全面推行土改，有很大的铺垫和帮助作用。

比如像山东这样的大解放区，结合各村庄里的农田面积，按照人口每家进行公平分配。解放区内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动员百姓进行诉苦和批斗活动，彻底推翻地主的权威，解放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和中农。从规模和彻底性来看，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土改，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力度都更大。

战争爆发时我们已经控制了占1亿人口以上的解放区，并且很多根据地是连成片的，比如山东、晋察冀，这非常有利于政策的普及推动。以前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我们只能进行适当的妥协，“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随着实际条件的变化，以及敌人极大的军事威胁下，必须加速、全面地推动土改。百姓在分得土地后，心理上完全倒向我方，这还仅仅是土改的第一步。

农民不能只是分得土地，在其兴奋之余，教育工作要迅速普及跟上：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推翻旧有的制度，给农民分土地。获得自己的田地，是普通农民一辈子的梦想，接下来就必须要守住土地。谁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就是我党和人民解放军。只有用正义的武力保护土改成果，广大农民才能继续拥有土地；而阻碍和破坏果实的一方，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属军队。

在积极有效的教育和动员之下，大量解放区百姓报名入伍。即使没有直接参军，也会自愿自发地奉献粮食物资，不甘人后。像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华野每一个前线士兵背后，平均有38个普通百姓在提供后勤支援。这样的优势，是国民党军队不可能拥有的。我们能够摧枯拉朽地消灭反动派军事力量，人民群众支持的因素有多关键，已经不言而喻。

豫东战役时，有战场上的河南籍国民党基层军官，收到了老家父母来信，写着我党已经给他们分配了土地。这样的官兵读了信，没有战斗力再拿枪打仗：要跟谁打、意义何在？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解放区面积显著增大，推行土改的省份也越来越多。越打到战争后期，国民党军的败局越无法挽回，跟这个因素息息相关。

不同时期的土改政策、火候，中央有着正确决策，程度和时机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也是令人非常赞叹的。归根到底，解放战争中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一方，才能取得胜利。至于战争进程中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也无不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当年国民党军政府拥有大批经济学人才，他们也清楚我国农民的占比和重要作用，但却无法推动土改政策：这跟国民党高层的阶级构成、后台老板有根本性的悖论。国府代表的是大资本家、财阀、地主的利益，如果在大陆时期进行土改，反而更会加速他们的崩塌速度。逃到台湾之后，反而有了这样的土壤，可以打破旧格局。陈诚等人在50年代的台湾，主持进行了类似大陆土改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生，也稳固了当局的统治。但就大势而言，反动派已经彻底丧失翻盘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