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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各类作品中常以我国古代强盛王朝出现，强盛即强大兴盛，对比汉朝的强和盛，受到关注更多的是汉朝的武功，也就是常被提及的“强汉”，本文来说说汉朝的盛，而汉代的盛，本文以汉代的国家财政收入为标准讨论。 在谈收入之前，首先要考证一下汉代的物价，不谈物价只谈收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自古民以食为天，本文便用粮食价格来衡量下汉代的物价。
西汉疆域图 汉代史书中提及的粮食价格可分为三类，上千乃至上万钱一石或一斛（石与斛一般认作相等的计量单位，根据出土的汉代斛实物考证，汉代一斛约为今27斤），数百钱一石，数钱至百钱一石。究竟这三类哪个能反映汉代物价的大多数情况，就需要加以辨析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类的记载
有汉一代共有三个时期出现粮价数千上万钱一石的情况，分别是在秦末汉兴，西汉末东汉初，汉末三国，这三个时期有共同特点，战乱、饥荒、国家控制力薄弱。在王朝末年，战乱频发因而导致饥荒，同时由于国家控制力度下降，对饥荒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的救济，灾情无法遏制最终就演变成了一斛粮食价值万钱的大灾。除此之外，高祖和董卓改换货币也搞得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这是古人对市场调控能力不足之故。无疑，数千上万钱的粮价是在特殊时代出现，无法代表汉代的大部分时间。那么第二类又如何？ 第二类即粮价数百上千钱每石，实则是在较稳定年代个别地区发生饥荒时的粮价，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太平盛世也免不了个别地区饥荒，但此时国家机器运转正常，通过国家力量的赈灾和物价调控（汉代谓之曰平准，由桑弘羊提出），使得物价虽有大涨但还保持在不离谱的范畴。例如“元帝即位，齐地饥，谷石三百余”，“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这类情况虽仍然不能代表普遍的物价，但不似极其特殊的第一类，在看天吃饭的古代，再怎样的太平盛世饥荒问题也是要考虑的，这类粮价可作为一种参考。
桑弘羊 汉朝的大多数年月粮价应是第三类记载，也就是数钱至百钱，准确来说应当是数十钱的地区更多一些，下面来看这类记载
粮价数钱的记载明确出现在了丰收年，但所谓谷贱伤农，过低的粮价结果是农人少利。，是以反而是粮价为数十钱一石的记载前伴随着对帝王/官员德政的称赞。如果从赞扬帝王功绩的角度讲，或许会有人怀疑这是史书对帝王的美化，可信度不甚高，好在史料不仅仅只有这几处，《汉书·赵充国传》中有这样一段“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 这段话讲到由于百姓不能正常耕作，现在张掖以东粟涨到了百余钱一石，并且需要从外地运输粮食物资。《赵充国传》中提及的地区是河西一代，在汉代属于土地贫瘠的地区，在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的情况下，粟每石也不过百余钱。由此观之，在天平年月汉朝的内郡粮价在数十钱是可信的。 从另一方面佐证，史记中司马迁对粮价的观点是“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这或许是当时的流行观点，汉代有均输平准的方式控制物价，可能也会有意将粮价控制在这个范畴。出土的居延汉简有粟一石一百零五，大麦一石一百一十，如前文所述，河西是贫瘠之地，有时又有边患的压力影响人民正常劳作，此地的粮价定然是高于内郡。河西粮价一百出头，内郡数十钱该是正常的了。
介绍完了粮价，就该正式谈汉代的收入了，汉代朝廷的收入分为两种，一为国家财政由大司农（前期被称作大农）管辖，大司农的主要收入是算赋（即人头税）、田租、更赋，第二种则为皇室财政也就是天子私藏，“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皇室财政包括少府和水衡，相比于国家财政，皇室财政往往宽裕的多，一来是收入项目更多所谓"山海池泽之税" "市肆租税之入"全部属于天子私库，二来天子私库的使用一般比国家财政要少。这二者的具体收入史书有明确记载：
第一条记述都内钱（大司农收入）、水衡钱和少府钱诸项加起来为八十三亿。第二条文献记述国家财政收入一年为四十亿，此处和上条记载相同，顺便提及了这四十亿的用处，而皇室财政收入八十三亿，两者之和全部财政规模达一百二十三亿。两条记载之差高达四十亿之巨，需要做一个辨析。同时，大司农的四十亿收入一般认为是各地预留下地方发展所需经费后上缴中央的部分，这样理解的原因很简单，这四十亿的用处记载的很清楚，一半用于官吏的俸禄，一半储存入库，而根据汉代人口和税率推算得到了算赋更赋远不止四十亿。 有一种说法认为“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这条记载中的“八”字是“入”字传抄之误，也就是说太平御览中的记载是入十三亿，和汉书中的十八亿仅差五亿，这似乎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但仍然有漏洞，汉代在大司农出现大的财政缺口之时，常常是皇帝自掏腰包以少府之钱补充，假设少府收入不过十几亿，当真有这种能力补足吗？我们来看几条史料。
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征战的需要，将原本属于少府的盐铁收入划归大司农使用，大司农正是在有了盐铁助赋后方能满足数十年的征战需求，而汉代征战的费用，从一些记载来看是相当惊人的，“窃以往羌军言之，暴师未曾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费四十余万万”，“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所举这两例的战争激烈度比之武帝年间是尚有不及的，即便如此也不是少府每年的十几亿收入可以承担，而在武帝年间甚至有过一年军费高达百余亿，大司农完全无力承担，最终武帝开私库补足，由此可见天子的私库财力之雄厚。
汉武帝 综上所述，皇室财政部分本文选取年入83亿钱一说，而大司农所掌管的算赋、更赋、田租等不能照搬四十亿的数据，需要重新计算。首先是算赋和更赋，汉代的算赋是对二十三至五十六岁的人口所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120钱，更赋本是指汉代成年男子每年有三日的义务戍边，如果不去，可以选择交300钱由官府找人代役，实际上全国成年男子每人每年戍边三日是不可能，这只是官府为了收税而巧立名目罢了。 算赋方面有免税人员，也有需要缴纳数倍的算赋之人，本文为粗略计算，认为这两者大致相抵。据史料，汉代大约是一户五口且"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即是说一户有两名成年男子，考虑和男性等数量的女性，这个数据似乎略高，故本文假设每两户有三名成年男子，平均一户1.5名，成年女性与之相同，即一户三名成年人。平均每户一年中需缴纳算赋360钱，更赋450钱，合计810钱，以元始二年全国12233062户计算，结果约为99亿。 算赋，更赋之外汉代还有田租，这是实物税以粮食的形式上缴，前文估算粮食价格原因之一也在于方便计算田租。汉代分别实行过十五税一，二十税一，以及最终的三十税一，马大英先生推算汉代每亩的最低限度是3.33升,最高限度是10升。曹操改革田租制，令全国一律每亩收粟四升“令下当日，百姓喜悦。”由此观之，此前的田租平均下来定然是要高于每亩四升。汉代的一些垦田数记载如下：
最高的一年出现在元始二年，同样选取本年度，若按每亩五升田租计（一斛为百升），元始二年的田租为41352650斛，物价以60钱一斛计，则价值约为24.8亿钱。则元始二年算赋、更赋、田租合计123.8亿，少府收入以83亿计，两者之合206.8亿，如果认为《太平御览》中没有计算水衡钱，那么还要再加上25亿，高达231.8亿之多。正是因为有如此庞大的收入，才保证了两汉的赫赫武功。
汉比秦所增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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