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墓中出土宋版《邵尧夫诗集》二种的文献价值

1975年7月在星子县横塘乡和平村南宋墓中出土的《邵尧夫先生诗全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堪称价值连城的孤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多年来，星子县文物部门克服条件简陋、经费缺乏等困难，较完好地收藏和保存了这两种珍贵古籍。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颁佈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録》中，江西省有七种古籍入选，其中即有《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与《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两种。同年6月，江西五部珍贵古籍进京在国家图书馆参展，这两部书又列其间，足可説明其珍贵程度。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又称安乐先生、百源先生。生于河北范阳，随其父徙共城(今河南辉县)。少年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史称：“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注](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邵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为增长见识，他游学四方，越黄河，过汾河，涉淮水，渡汉水，到过齐、鲁、宋、郑等各地，回来后説：“道在是矣。”遂不复云游，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他为百源先生。年三十，葬其亲伊水上，遂于皇祐元年(1049)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他淡泊名利，虽居处蓬筚环堵，不庇风雨，而怡然有所乐。

嘉祐七年(1062)，西京留守王拱辰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为邵雍建屋三十间。邵雍从此过著耕种自给的生活，名其居曰“安乐窝”。“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可见他当时受人尊敬，远近驰名。

他不仅学贯古今，奇才盖世，而且其人品峻洁，待人至诚。《宋史·邵雍传》曰：“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名流学士如富弼、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都很敬重他，司马光待他如兄长。嘉祐间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但他都坚决推辞，甚至以有病为由不到任。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不少官吏见新法过于苛严，纷纷弃职而去，但邵雍未持过于反对态度。他给一些门生、友人写信説：“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晚年重病卧床时，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侍候他。临终时，商量丧葬事，他能听见衆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程颢为之作墓志铭，称颂邵雍之道“淳一不杂”。元祐间赐諡“康节”。后人尊称“邵子”。

邵尧夫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其思想渊源于陈抟道家思想，衆家皆有论述。朱震説：“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注](宋)朱震：《汉上易传·表》，台北：广文书局，1974年。而朱熹则认为邵雍传自陈抟，陈抟也自有所承传。他説：“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注](宋)朱熹撰：《周易参同契考异·附録》，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从朱震、朱熹的表述看，邵雍的思想源于道家系统，而直接传授者是李之才。需要説明的是，邵子之学虽有渊源，但更多的是自己的体悟。《宋史·邵雍传》对此论述极为清楚：邵雍“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司神契，洞彻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

邵尧夫学问精湛，融会贯通，妙悟自得。他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虚构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説体系，成为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其预言诗《梅花诗》准确率之高，超乎想象，对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瞭若指掌。“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知虑絶人，遇事能前知”。理学家程颐説他“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程颢随其父拜访他，谈论终日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邵尧夫喜饮酒吟诗，传説他“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著有《击壤集》。《四库提要》以为“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絶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喜爱其诗者代不乏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读邵尧夫诗》云：“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若论老子胸中事，除却溪山一事无。”元代虞集早年斗室攻读，书“邵尧夫诗”，将书室题为“邵庵”，被人尊称为邵庵先生。明人希古以为：“体物切实，立意髙古，其音纯，其辞质，如茹大羹啜玄酒而有馀味焉。……即其言以味先生理趣之深，诵其诗以求先生道学之妙。”[注](明)希古：《击壤集引》，《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伊川击壤集》卷首。邵尧夫诗形成“击壤体”，仿效者又形成“击壤派”，是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流行宋、明数百年之久，在日本也颇有影响。但也有人持贬低态度，清代王士祯説：“宋人惟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説理，在诗家谓之旁门。”(见郎廷槐《诗友诗传续録》)当代陈延杰认为：“理学诗倡自邵雍，而周敦颐、张载、程灏相继而作，亦宋诗之一厄也。”(《宋诗之派别》)施蛰存《唐诗百话》之二提到邵尧夫的诗：“还有宋代道学家的诗，特别是邵尧夫的诗，也可以説是梵志诗的苗裔，用诗的形式来宣传道德观念或宗教思想。”

综观墓中出土的《邵尧夫先生诗全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两种，言理学固然佔了相当一部分，他以诗言理，然不出于勉强，自然而成。“真为寄意于诗，而非刻意于诗者。”更有不少咏史诗，多为五古、七律，阐述他对历朝兴废原因的看法，对历史人物作用的探究。如《观大棋吟》《经世吟》等均为咏史诗的长篇巨作，为中国诗史所罕见。也有不少诗是谈他对诗学的见解，诸如诗的价值、作用等。有的是批判禅学之非，劝世人勿溺于佛教。写景诗数量也不少，无论是出游山水还是居家的即景遣兴，都可见他对四时物象观察的细緻，当然也有部分是借景发明其理学观。比较多的还有咏怀诗，主要写他安贫守道，自述并描绘其生活状态，表达安乐的情怀以及辞官不做的决心，还有对名利的鄙夷，以及对世态人心的看法。还有一部分为唱和诗，在与友人的诗歌往来中，他既表达对友人的尊敬与感谢，也有对友人的劝诫，更多的是自述心迹与行止，以自己的生活状态告知友人。其诗集中有不少箴言，直指人心。即便在今天，对人们认识人生与社会，仍有穿透的意义，对人的修养也极有裨益。

邵雍的诗集，不仅可用来研究其人之思想、观念，还可研究其人的生平。从文学史方面来看，其诗学观、诗的文学价值以及“击壤体”的形成，都大有研究的必要。

两种诗集，其中《重刊邵尧夫击壤集》的正文目録下标明“内集 敬室蔡弼重编”。此集为7卷219首诗，45页；《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为9卷328首，61页，卷五比对目録缺2页7首。两种诗集共收録547首，经对比，有二十馀首重出，但诗题与文字稍有不同。

与后来的明本相比，有的诗题与明本相同而诗并不同；有的诗题不同，而其诗相同。经我反覆比勘，还有明本所无的28首佚诗。其中《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有佚诗16首，蔡弼重编《重刊邵尧夫击壤集》有佚诗12首。稍有研究的人或许有两个疑问：一是两种书的诗较明代以后所刻本总量要少些，却为何称全集？二是为何26首诗不见于明本？

关于两书的版本刊刻，九江市图书馆吴怿先生认为是南宋刊本，他説：

《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卷一《三国志》一诗中有“桓相鼎峙震雷音”，另在卷六《代书友人》中也有“尚无闲地可盘桓”诗句，这二诗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桓”字末笔为缺笔。这是为避宋钦宗赵桓讳的非常用法。考宋钦宗赵桓为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在位期间1126—1127，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便发生在此时，北宋结束，南宋开始。可以确定《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刻版于1126—1127年或在此后。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在《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卷一中《观大棋吟》(《四库》本毕亨本作《观棋大吟》)中，“可嗟桓彦，不杀武三思”中的“桓”字，却不避讳。这样我们对于《重刊邵尧夫击壤集》版本有了新的认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应当成书早于《诗大全集》之前，也就是在1077—1126之间，而《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为1126—1127年或在此后所编刻，并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补版后，作为子集同时刊印。综上所述，本书应为南宋时所刊刻[注]吴怿：《〈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的文献价值》，江西省图书馆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徵文。。

然而这一观点还有疑处。《四库提要补证》载《击壤集》还有三种版本：一为毛晋本，一为元椠本，一为北宋本。云：“杨氏《楹书隅録》有北宋本十五卷，谓此本作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前有治平丙午中秋自序，编次与各本迥异，序后有蔡氏弼题语一则。盖由公手订二十卷本，重编为此本，《龟山语録》所称'须信画前’云云一联，此本在卷十二中。”而《增订四库简明目録标注》还提供了一条綫索：“《续録》云：'黄丕烈有不全宋本，宋蔡弼子蔡文子刊本，题《康节先生击壤集》，分内集，与世行本迥异，十三行十二字。”这个不全宋本，与《四库提要补证》所説的《击壤集》三种版本，今俱不见著録于《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能均已佚。清末叶德辉所撰《书林清话》“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一节最后有：“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治平丙午(三年)刻邵子《击壤集》十五卷，见《杨録》。”《杨録》应即杨氏《楹书隅録》，蔡子文当为蔡弼之字，敬室当为斋号。如此则可推断，《击壤集》最早刊于邵雍在世时，为宋治平三年(1006)邵雍自定本，邵雍自序即作于此时。墓中出土书既曰“重刊”，应是蔡弼在他初刻后不久，又翻板重刊了一次，而且少量诗中他还作有校语。同时还刊刻了《邵尧夫先生诗全集》。説全集并无不妥，因为当时他所搜集的必定是他所见得到的邵雍所有的诗。其编排也与后来的明本《击壤集》“迥异”，大不一样。所以我推断，墓中出土的版本应在元丰年间(1078—1085)或稍后。

邵雍去世后，其子邵伯温在元祐六年(1091)又编集刊印了《邵尧夫击壤集》二十卷，加入了蔡本之后的邵雍晚年所作，而且以其子的身份，所得最易，故共收入1118首，很多诗题均加上了“吟”字，可见重新整理的功夫。还有一种可能，此集较治平年间的蔡弼刊集，文字不同，邵雍在晚年又将早年诗作改动一些。古代诗人通常会有此之举。邵伯温刊集由邵雍门生邢恕作序。以后明本多源出邵伯温本。这也就是明本较墓中出土的两种书要多出五百多首的原因，也是后来明本诗题与蔡本诗题同而内容不同、诗题不同而诗相同的原因。这也是26首佚诗为邵伯温编《击壤集》所无的原因，或邵伯温所删，或是邵伯温所未见。如此则前所列疑问均可迎刃而解。

南宋绍兴间成书的《郡斋读书志》，著録《邵尧夫击壤集》二十卷，并説“歌诗盖其馀事，亦颇切理，盛行于时”[注](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41页。。当是指邵伯温编集本，但也説明在北宋时，邵雍诗在当时就已有不少刊本而盛行。

宋代邵伯温所编《邵尧夫击壤集》后世不存，明本衹是陆续翻刻其书。版本主要有：明初张蓉镜、邵渊耀刻本《伊川击壤集》；明正统年间《道藏》太玄部，又见于《道藏辑要》星集，成化十一年毕亨刊本二十卷，《四部丛刊》集部即影印此书；至清代，还有《四库全书》中的《伊川击壤集》河南巡抚採进本，明版《击壤集》还有万曆间刻本八卷，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毫无疑义的是，凡二十卷本的《击壤集》均出自邵伯温本，诸本文字差异甚少，万曆刻本无从得窥。可以肯定的是，宋墓中出土的这两种书，与邵伯温本系统无关，如此而两书的版本、校勘、目録诸方面的意义也因而凸现。

这两种诗集应是福建建阳一带的刻本，因为蔡弼即是建安人。宋版书刻于建阳其地的甚多，坊刻本是最廉价的本子，校刻品质并不太高。诗集标榜全集，可能还有书商故意炒作的做法。还有一佐证，南宋乾道年间有大刻书家、学者蔡梦弼，字傅卿，亦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刻了不少书。如乾道七年东塾刻本《史记·三皇本纪》后有“建谿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字样。蔡梦弼的东塾为南宋建阳其地的著名书肆，与敬室蔡弼东塾同名。蔡梦弼极有可能是蔡弼的后代，其名即取义于梦其先人蔡弼。此人潜心艺文，不求闻达。尝注韩愈、柳宗元文，还撰有《杜工部草堂诗话》，为世所重。如此则可推断，东塾为这一家族延续近百年的刻书坊。

关于其校勘价值，蔡本由蔡弼本人重刊时作了校记，这些校记，保留了当时底本与校本的异文，后来的明本、《四库》本、《道藏》本均无此校记，由此可知当时邵尧夫诗集就有不同的版本，也可见古人对校记的重视，十分宝贵。今天以宋墓出土本来校后世通行本，意义也十分重大。我曾撰《宋墓出土的两部邵尧夫诗集》[注]胡迎建：《宋墓出土的两部邵尧夫诗集》，《文献》1988年第4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93期。一文，以明刊成化本对校，异文达三百多处。认为明本的一些刊刻错误，或以字形笔画相近而误，或增减偏旁而致误，或更换偏旁而误，以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而误。还有的双行小注，为明本所无。当然也有宋本的文字不如明本处。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校勘编》(此套书曾获国家图书奖)曾引用此文三处以説明校勘价值。如75页“既讹且倒”一节中云：“胡迎建曾指出，宋邵雍的诗《首尾吟》：'车稳如茵草上归。’宋本作'草嫩如茵车上归’。明本'草’，讹为'车’，复改'嫩’为'稳’，又将'车’误为'草’，遂致文义不通。证之以《南园晚步思亡弟》：'南园之南草如茵。’可知明本误。”在90页著者补充説：“显然，宋本这句诗中的'草’'车’两字被弄颠倒了，'嫩’字又被讹作'稳’字。”在106页“因假借字而讹”一节中説：“胡迎建取《邵尧夫先生全集》与今传明刊本《击壤集》相校，发现集中《年老逢春》诗有云：'故宅废功除瓦砾，新畦加意种兰薰。’'废’宋本作'费’。'费’与'加’俱为动词，对仗。明本以同音字而误。”[注]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

再如《生子》一诗中：“吾今耆年时七十。”明本作“我若寿命七十岁”。“尔正方刚二十五”，明本作“眼前见汝二十五”。似宋本较明本为优。又如《安乐窝中吟》颔联：“自知一赏有分寸，谁让万金无孑遗。”“万金”，明本作“黄金”，与“一赏”失对，似以宋本为是。《小圃逢春吟》：“夜簷静透花间月，昼户晴生竹外烟。”“昼户晴生”，明本作“画户晴生”，《道藏》本作“画户寒生”，《四库》本作“书户晴生”。揆之上句“夜簷”，以“昼户”为是。又如《诏三下答乡人不起之意》其二：“贫时与禄是何受，老后得官难更为。”“何”，明本作“可”，依平仄，明本误。类此者不胜枚举。

在文字学上，两种宋版书也有其价值：一是可作避讳学的研究；二是有的异体字写法与通常的异体字不同；三是诗集中可见在宋代就流行一些简体字、俗体字，如“迁”作“迁”，嚮作“向”，明版仍作“嚮”；“辨”作“斗”，“觉”作“”，“学”作“”，“举”作“”，“誉”作“”，“舞”作“”，“国”作“国”，“兴”作“兴”，“吴”作“吴”。

宋版书出土于陶墓中。据《故陶公提干堂长圹中记》，此墓墓主陶桂一，南康军星子县人。从学李燔，与余玠友好，李燔是南康军建昌人，朱熹的大弟子。绍定二年(1228) ，陶桂一入太学，后任武冈军、南康军军学教授，曾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卒于景定二年(1261)，“其敛也，随生平服用外，覆以深衣而已”。

此书为墓主生前所好的殉葬品，説明墓主对此书的挚爱。至于此书为何未坏，堪称奇迹，有待文物专家研究。1975年开沟时为一农民所获，以草木灰吸乾水分，置于厨房烟囱旁，得以未朽。1982年始由星子县文物站收藏，因缺损、粘结，1985年送北京图书馆装裱修复。

此两种书列入2011年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2012年4月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我因作两书的校注并撰写前言，略有体会，兹述其集的文献价值，供博雅好古之士进一步研讨。（胡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