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可以揭示周文王与武王受命的由来、《程寤》中的象征与文武受命、文武受命的真实性问题。关于周文王、武王受命的由来，《程寤》记载的文王、武王因太姒之梦而受命是原初的，而《诗经·绵》记载的“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衍生的。周人三世结仇怨于商，商周关系呈现尖锐对立的状态。西伯昌被商王囚七年才获释，在意识到商周势不两立的情形下图谋灭商。于是，西伯昌、太子发、太姒联合创作了“文武受命”。《程寤》太姒梦“商庭生棘”象征商亡，梦周“梓化为松柏棫”象征周代商而兴，周人要受商命于皇上帝，是为“文武受命”。
周文王、武王受命是周克商的理论基础，学者对之很重视，讨论甚多。分析学者以往的研究，尽管取得一些成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为突出的不足之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周文王、武王受命观念的由来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关于周文王、武王受命观念的由来主要有六种观点：《程寤》宣扬来自太姒之梦；《诗经·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阐发的“虞芮质平而文王受命”；《墨子》宣称的“赤鸟衔珪”；郑康成《尚书》笺“受殷王嗣位之命”；宋人王十朋主张的“受商王之命专征伐”；今人或以为“受商王之命为西伯”，目前尚未形成定论。
第二，对于《程寤》缺乏恰当的诠释。清华简《程寤》：“太姒梦见商庭隹（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庭杍（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柞棫。…… 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一些学者加以解读，以为“棘”比喻为奸佞朋党，“松柏棫”比喻贤良善人；或“棘”象征小人，“松柏棫”象征人才或贤臣；都不能构成周取代商的寓意。或以为棘象征商朝，梓（杍）象征周朝，尚未明白“商庭生棘”、梓“化为松柏柞棫”的象征。所以，学者以往多着重文字的表面，尚未解释清楚“庭生棘”“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解释的角度存在问题。
第三，对于周文王、武王受命的真实性问题尚缺乏深刻分析。周文王、武王受命是真实的史实，抑或编制的政治寓言？对于周文王、武王受命，学者多从商周时代的信仰出发采取理解的态度，对其虚实未加深辨。
我们拟对周文王与武王受命的由来、《程寤》中的象征与文武受命、周文王与武王受命的真实性问题加以探讨。
周文王、武王受命的由来诸说分析
周人描绘周文王受命或周文王、武王受命，这在西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屡见不鲜。关于 周文王、武王受命的由来主要有六种观点。
1. 太姒之梦。《逸周书·程寤》、清华简《程寤》记载，太姒梦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杍（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柞棫，被视为周代替商，“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皇甫谧于曹魏间撰《帝王世纪》，将《逸周书·程寤》的记载视为周文王受命的史实。
2. 虞芮质平而周文王受命。《毛诗·大雅·绵》出自周初周公之手。《毛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质，成也。成，平也。蹶，动也。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郑康成《笺》：“虞芮之质平而文王动其绵。绵，民初生之道，谓广其德而王业大。”上博简《孔子诗论》第2 简：“寺（诗）也，文王受命矣。讼坪（平），德也，多言后。”据此则孔子以《毛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为文王受命。然则，此说久矣。《史记·刘敬列传》汉高祖五年，齐人刘敬说刘邦：“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 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七〕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今人或赞成此说。此说由周公宣传，孔子称道，司马迁尊周公、孔子于是乎采焉。
3. 赤鸟衔珪。《墨子·非攻下》：“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吕氏春 秋·有始览·应同》：“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史记正义》引《尚书帝命验》：“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易纬是类谋》：“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易纬通卦验》《尚书中候》《春秋元命苞》有类似记载。
4. 受殷王嗣位之命。《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孔颖达《疏》：“经言受命者，郑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肃云：'文王受命，嗣位为君，不言受王命也。’” 郑康成《注》：“中身谓中年。”
5. 受商王之命而周文王专征伐。《史记·殷本纪》：“（纣）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宋人王十朋《武王论》：“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还，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使得专征伐，自是而后，文王始居方伯连帅之职，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专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则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专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
6. 受商王之命而周文王为西伯。《史记·殷本纪》：“（纣）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一些学者将周文王受命解释成周文王获释放后受商王之命为西伯。
第一种观点，《程寤》记载周文王、武王因太姒之梦而受命，出于梦占。《逸周书·大开武解》武王元年，周公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大开武解》进一步确定了《程寤》的记载，商末已有此说。
第二种观点依据周公所作《绵》，周公宣传此说，孔子赞成此说。虞、芮的纠纷缺乏详细的历史背景，究竟它应由商王还是西伯昌来裁决？从周公的宣传来看本应由商王裁决，但是虞、芮的国君找西伯昌裁决，由此证明西伯昌受命。分析《史记·周本纪》，其要点是先受命称王，然后凭藉此身份断讼，又此断讼反证确已“王”矣。西伯昌解决纠纷时的身份是西伯，受推崇为“受命之君”。这个证明是无趣的。此观点是由周文王受命之说而衍生的。其实，《史记》已经坦言此说乃诗人所为，出于诗人歌功颂德之举，上博简《孔子诗论》证实此说确出于诗人。晁福林先持此说，清华简《程寤》发现后又放弃此说。其实，这种说法来自周公所作《绵》，亦是周人宣传之一。周公追述周文王伐诸侯，即宣传周文王受命，《毛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此在《绵》虞、芮质平之后。《绵》《文王有声》组成周文王受命的一套说法，尽管它是由已存在的周文王受命之说而衍生的。
第三种观点“赤鸟衔珪”看似虚妄或纯属附会，自春秋战国之际已有此说，至战国传播，汉代以后演变，文字有所修订。纬书之说，本不足据，而一些有其来源。《国语·周语上》周惠王十五年（前662 年），内史过说：“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韦昭《注》：“三君云：，凤之别名也。《诗》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其在岐山之脊乎？” 凤鸣岐山之说当出于周初。《墨子·非攻下》“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与之相应，故“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之说有其来源，所以尚不能排除第三种观点出自周人的宣传。
第四种观点，郑康成谓西伯昌中年即位为周侯，由商王册命。其实，中年受命是西伯昌在位晚段之事，《尚书·无逸》周公说的是受天命，郑康成实际是用《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九十七乃终”来解释“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所以，此说难以成立。
第五、六种观点与西伯昌继季历为西伯、掌征伐相矛盾。关于此事，《史记·周本纪》记载为：“（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实际是西伯昌领取了伐西土叛国的使命。商周时期诸侯的受命内容局限于本国，周文王受命与其不同，是特指的。
分析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西伯昌世袭为西伯，周文王受命乃是受天大命灭商。
关于周文王、武王受命，学者区分周文王受命、周文王与武王受命、武王受命三种情况。周人制造周文王受命无疑，如果仅说周文王受命是不足的，因为周文王并未实现克商的任务，此任务由周武王最终完成，故宣扬文武受命是现实的，否则难以自圆其说。《逸周书·祭公解》：“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即周文王受命，周武王完成受命之说。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成厥功。……惟文、武中大命，戡厥敌。’公曰：'天子，三公，我亦上下譬于文武之受命。’”文武之受命为一体。
《程寤》宣扬周文王、武王因太姒之梦受天命，周公之《绵》宣扬“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而文王受命。今人视《程寤》较之《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的诗人说更近史实，那么儒家为何不采《程寤》？《程寤》描述西伯昌在获释后不久就有此不臣之心，与儒家树立西伯昌恭顺的形象不合，故儒家不采《程寤》。孔子《诗论》据《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赞成文王受命本此。司马迁审查《程寤》《绵》时当然明白此中的奥妙，于是混言诗人，周文王“受命”成为说不清楚的事。可是，在西周文献中周文王、武王“受命”被反复提到，周人很当真，显然此成为《史记》的缺陷。实际上，根据文献，《程寤》《绵》是周人宣扬天命的重要文献。周文王、武王因太姒之梦受天命说与虞芮质成而文王受命说并存，前者来自于梦境，是原初的；后者来自于现世，是衍生的；二者互相呼应。另外，尚不能排除《墨子·非攻下》“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出自周人的宣传。可见，周人对于文王、武王受命的宣传是多方面的，太姒之梦出自文王、武王，虞、芮质平出自周公，赤鸟衔珪之说或自史官。太姒之梦有其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虞、芮质平与赤鸟衔珪之说只是出于宣传。所以，对于周文王、武王受命的史料而言，《程寤》的价值最大，是原初的；而《绵》、赤鸟衔珪的周文王受命说是衍生的，是已有“文王受命”观念下的产物。《程寤》，天命也；《绵》，人证也。
《程寤》“商庭惟棘”“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与文武受命
关于《程寤》中“商庭惟棘”“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学者以往讨论较多，而未能通达其义。笔者在考察《程寤》全文的基础上，探讨“商庭惟棘”“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与文武受命。
《逸周书·程寤解》记载周文王受命事。《程寤》旧亡，《太平御览》等征引之（《艺文类聚》引多讹字），《帝王世纪》略记之，《潜夫论》记其要旨，清华简有《程寤》篇。四者文字既有相同之处，可以互证；又有差异之处，可以互补。
《太平御览》引《逸周书·程寤解》：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乎阙间，梓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二〕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柞棫。觉而惊，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
王符《潜夫论·梦列》：
大姒有吉梦，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群神，然后占于明堂，并拜吉梦。修省戒惧，闻喜若忧，故能成吉以有天下。
此明为《程寤》，“修省戒惧，闻喜若忧”不见于他引，而见于清华简《程寤》。
清华简《程寤》：
惟王元祀贞（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庭隹（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庭之杍（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柞棫。（寤）敬（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卑（俾）霝（灵）名凶，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敝（币）告宗方（祊）社禝（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承（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
兴，曰：“发，女（汝）敬听吉梦。朋棘𣀘梓松，梓松柏副，棫覆柞柞，化为雘。呜呼，可（何）警非朋，可（何）戒非商，可（何）用非树，树因欲，不违材。女（如）天降疾，旨味既用，不可药，时不远。隹（惟）商戚在周，周戚在商，欲隹（惟）柏梦，徒庶言，矧又勿亡秋明武威，如棫柞亡根。呜呼，敬哉。朕闻周长不贰，务择用周，果拜不忍，绥用多福。惟梓敝不义，芃于商，俾行量亡乏，明明在向，惟容纳棘，亿亡勿用，不惎，使卑柔和顺，生民不灾，怀允。呜呼，何监非时，何务非和，何褢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人谋强，不可以藏。后戒，后戒，人用女（汝）谋，爱日不足。
《太平御览》引《逸周书·程寤解》、《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皆有“去商在程”；清华简《程寤》无“去商在程”，缺乏详细的背景交代。
“商庭惟棘”“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为何？学者提出若干解释。
1. 棘，象征衰败，颓唐之象。松，象征长久，持恒，坚贞，瑞象。金丝燕《占梦》：“在这一梦里，关键物是棘与松。棘，象征衰败，颓唐之象。松，象征长久，持恒，坚贞，瑞象。《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以竹松并举的还有《礼记·礼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瑞矣。’松被视为百木之长，梦松，对于周文王，意味着周代兴兆。”
2. 棘比喻奸佞朋党，松柏比喻贤良善人。清华简《程寤》整理者认为：“以棘比喻奸佞朋党，以松、柏比喻贤良善人。”
3. 荆棘象征的小人，松柏棫象征人才或贤臣。黄怀信以为棘为小人，松、柏、棫、柞为人才。钟涛、刘彩凤以为：“松、柏、棫、柞当暗指同一类事物，与荆棘象征的小人相对立。《程寤》中的'商廷惟棘’即是商王朝出现了危害国家的小人，梓树是支撑国家的栋梁，由它化成的松、柏、棫、柞亦皆为良木，是辅佐周王的贤臣的象征。商廷生棘，象征着商将衰落，梓树取代棘并化为良木，象征着周将得到众人支持，兴盛在即。”
4. 棘柞之类象征奸邪势力，梓松之类象征善良贤正。马智全以为：“这段文字比较深奥，特别是运用树的意象来象征周将代商的必然性，树的意象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棘柞之类，象征奸邪势力，一组是梓松之类，象征善良贤正，而且后者必将取代前者，说明周将取代商。以树喻人，是古代常见的思想。棘喻奸邪。……松柏则喻正直。……简文中太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应是喻周将兴起而取代商的统治。文王一再以树说理，正是用来强调周代商的神权性象征。”
5. 棘象征商朝，梓（杍）象征周朝，太子发将梓树于棘之间预告武王克商。夏含夷以为应读为“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杍（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柞棫”，“棘象征商朝，杍或梓象征周朝，所以太子发将杍树于棘之间当然预告武王之克商”，“商庭的棘化为松柏柞棫，也就是说商庭的恶臣化为周庭的善臣”。将“棘”释为比喻为奸佞朋党或象征衰败、小人、奸邪势力，“松柏棫”释为比喻贤良善人或象征长久、贤臣、善良贤正，都不能构成周取代商的寓意。或以为棘象征商朝，梓（杍）象征周朝，尚未明白“商庭生棘”、梓“化为松柏柞棫”的象征。因此，学者以往多着重文字的表面，尚未解释清楚“庭生棘”“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解释的角度存在问题。所以，以上的揭示出于文意的推测，但是这种转化属占候类，所以这些推测缺乏文献依据。
2.1“商庭惟棘”的象征
清华简《程寤》作“商庭惟棘”，黄怀信以为：“隹，当如各书所引作'生’。”诸书引《逸周书·程寤解》，一作“产棘”（《艺文类聚》卷七九、《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和卷五三三、《册府元龟》卷八九二、《博物志》卷八），一作“生棘”（《文选》卷五六《铭·石阙铭》、《太平御览》卷八四和卷九五九、《册府元龟》卷二一），《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作“商庭生棘”，《宋书·符瑞志》：“文王之妃曰太姒,梦商庭生棘。”生、产通用，参证以清华简《程寤》作“商庭惟棘”，是当作“生棘”。
清华简《程寤》：“太姒梦见商庭隹（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庭之杍（梓）树于厥间。”《墨子·非攻下》：“至乎商王纣……棘生乎国道。” 商庭之厥（阙）间即国道。商庭生荆棘，实生于国道，太子发取周庭的杍（梓）树于阙间（国道）。
大姒梦到商庭生棘，寓意商朝政治有阙。《逸周书·大开武解》武王元年，周公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 大姒梦到商庭生棘与商生葛同义。
《尚书》《尚书大传》《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有“生棘”象征的记载，反映对此认识的亘古绵长。
《尚书》《史记·殷本纪》《帝王世纪》记载太戊时有商庭生桑谷。《尚书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史记·殷本纪》：“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尚书序》孔颖达《疏》：“皇甫谧云：'太戊问于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事有阙。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谷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惧，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三年，而远方重译而至七十六国。是言妖不胜德也。’”《史记·殷本纪》《帝王世纪》记载桑谷生于朝意味着“政其有阙”。
《尚书大传》记载武丁时有商庭生桑谷。《太平御览》引《尚书大传》：“桑谷俱生于朝，一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不能言也。’问诸祖乙，曰：'桑谷，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诸侯重译来朝者〔七十〕六国。”《尚书大传》记载桑谷生于朝意味着“桑谷，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吕氏春秋》《吴越春秋》记载吴子胥以吴宫生草棘象征吴国的灭亡。《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夫差不听。子胥两袪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高诱《注》：“子胥谓太宰嚭劝王伐齐，国必破亡，故朝生荆棘也。”《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将灭吴国。宗庙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生棘是将灭亡的结果先表述出来。《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曰：“子胥谏吴王，王怒。暮归举衣出宫，宫中群臣皆曰：'天无霖雨，宫中无泥露，相君举衣行高，何为？’子胥曰：'吾以越谏王，王心迷不听吾言。宫中生草棘，雾露沾吾衣。’群臣闻之，莫不悲伤。”《大唐开元占经》：“黄帝占曰：荧惑守七星，有兵，若猎车骑。又曰社禝倾亡，宫中生荆棘。”“社禝倾亡”与“宫中生荆棘”是并列的含义，都昭示国家政权的灭亡。
总之，商庭生棘、商庭生葛与商庭生桑谷一样，都是野草生庭，象征政权灭亡。
2.2“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纣在位以来，夷羊在牧，梓化为松，大旱……”将“梓化为松”作为对商不利的灾异。罗愿《尔雅翼》评论《程寤》：“以为宗周兴王之兆。故《诗》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
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未必不谓此也。” 石鼓诗《作原》曰：“□□□栗，柞棫其□。” 柞棫乃周人、秦人歌颂之木，是为壮材。清华简《程寤》“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乎阙间，梓化为松柏棫”，太子发在商阙间种植来自周庭的梓，这些梓长成松柏棫。此行为发生在商庭生荆棘之后，即商亡之后，太子发在商阙间种植来自周庭的梓，这些梓长成松柏棫，乃周代商而兴之兆。
总之，《程寤》“商庭惟棘”象征商灭亡，周“梓化为松柏棫”象征商亡继之者乃周兴。商庭荒废，周人占有商庭，取而代之，是周代商之明证也。大姒梦到商庭有象征政权转移的变化，占梦的结果是周人要受商命于皇上帝，是为周文王、武王受命。
《程寤》的创作时代与文武受命的真实性问题
笔者考察周文王、武王受命的虚实主要从原初文献《程寤》着手，包括《程寤》的创作时代、周文武受命的真实性问题。
3.1《程寤》的创作时代
关于《程寤》的创作时代，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1. 清华简《程寤》属西周文献。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分析清华简《程寤》的历日年代、记时词语，认为“惟王元祀贞（正）月既生魄”的组成方式，所处文首的位置，所用月相，与周原卜辞、西周金文及《尚书·周书》的记时词语相同。所以，将清华简《程寤》归为西周文献。
2. 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晁福林据《程寤》的内容、人才说法与辞语以为：“《程寤》篇应当成书于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的史官之手。”“《逸周书》中确有不少西周时代写成的篇章，另有不少篇章虽非成书于西周时期，但亦当是春秋战国时人的述古之作，也保存了不少西周时期的史料”。
刘起釪、黄怀信没有论证《程寤》的创作时代。黄怀信认为《逸周书》编辑成书的时代在周景王末世，则《程寤》的创作时代不晚于此。
笔者认为，“受命”说依附于王朝的兴起，周文王、武王受命是伴随着周的兴起，即存在时效性。文武受命说必须产生于周兴起图谋取代商之时，否则“受命”说就失去意义，成为可有可无的附会。无论是《程寤》的记载，还是《绵》周公的追述都置于周文王晚年，这是符合实际的，能够体现“受命”说的最大价值。
《逸周书·大开武解》：“维王一祀二月，（武）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 周公拜曰：'……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大开武解》被视为作于春秋中期，或很可能作于西周。《大开武解》中周公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因之于《程寤》，《程寤》是《大开武解》的基础，并且《大开武解》系此年于周武王元年，则《程寤》当有商末的原始文本，今本乃后世修订本，存在语言文字修辞的改定。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逸周书·程寤解》传世的文本简单，清华简《程寤》显得很复杂，但文辞亦较繁杂。二者创作年代孰先孰后？王符《潜夫论·梦列》《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所引表明《逸周书·程寤解》记载有复杂礼仪。王符《潜夫论·梦列》：“大姒有吉梦，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群神，然后占于明堂，并拜吉梦。修省戒惧，闻喜若忧，故能成吉以有天下。”“修省戒惧，闻喜若忧”，与清华简《程寤》所载的后半部分符合。《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 所以，《逸周书·程寤解》与清华简《程寤》文本相近，而《逸周书·程寤解》的信息略全些。
《程寤》是商末至周代关于周人天命的可取文献，《程寤》在周代的流行充分证实此点。在文武形象树立之后，《程寤》在当时易于被某种程度地认可。
“文王”是卒后才有的谥号，《逸周书·程寤解》、清华简《程寤》“文王”的称谓证实它们不是最初的文本。《逸周书·程寤解》只有“去商在程”背景的交代，无确切的纪年而只有月、魄；清华简《程寤》文首系“唯王元年”，属于西周中期以后的纪年方式，证实已经是西周中期以后改编的文本。《太平御览》引《逸周书·程寤解》“文王去商在程”符合《逸周书》之体，而清华简《程寤》失载属于省略。
3.2文武受命的真实性问题
学者以往对文武受命的虚实尚缺乏深刻分析。那么“文武受命”是真实的史实，抑或编制的政治寓言？
文武受命载在《程寤》，《帝王世纪》引之，1700 余年之后又见于清华简。周人反复言之，今人不信。其乃周人之梦占也，夏商周存在梦占，时人信之。汲冢不仅出《周书》（《逸周书》），而且出《琐语》。《晋书·束晳传》：“《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左传》亦载此类之事。《程寤》证实了周人信梦，梦境表达了天助周而灭商，乃时人观念作用下的产物。夏商周固有其思想观念，今人不可忽视之。
《程寤》记载的文武受命事件存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即商王帝辛囚禁西伯昌七年，后来释放，西伯昌返回周都程邑，于是有太姒之梦。实际上，《程寤》反映了商、周关系。于是，太姒之梦之前的商、周成为必须考察的对象，这对于理解太姒之梦至关重要。
《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玉]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战国策·赵策三》：“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卒断纣之头而县于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季历因商困而卒，西伯昌被拘于羑里，武王曾经遭受商人的玉门之辱。崇侯虎谗于商王帝辛，帝辛囚禁西伯昌七年，此事《逸周书·程典解》、《左传》、上博简《容成氏》、《新书》、《史记》、《帝王世纪》等都有记载。《逸周书·程典解》：“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崇〕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左传》僖公十九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实际上是西伯昌表示效忠帝辛，又行贿才获得获释。《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对照此后西伯昌、武王的作为，西伯昌对帝辛所说并非真诚的表白，只是出于自救而已。《史记·殷本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文武受命的内容乃灭商，西伯昌刚获释就有此打算，乃报复心理作用。又是对商周力量存在客观比较之后的抉择。清华简《程寤》文王言“商戚在周，周戚在商”乃肺腑之言，商王帝辛对周持谨慎态度，商周决战在所难免。
天命乃三代政权更替的理论依据，商汤灭夏、武王灭商皆如此。《程寤》的出现提示我们，一定存在周人制造文武受命的舆论，或者就是《程寤》本身或者是其他的。周人通过类似《程寤》的舆论宣扬天命。尽管周代秦汉的一些史学家排斥此类文献，但它却真实地存在。司马迁对于《逸周书》中的周人事迹大量采用，对此却只字不提。历代帝王宣称受命其实只是政治上的宣传，现实中难以实现，自周至汉代明了，可察而识之。刘邦称赤帝子而受命，王莽称土德而受命，汉光武帝刘秀以图谶、符命宣称受命。文武受命得到宣扬、神化，这纯粹是政治的需要。周人的宣扬对于夺取天下与周初的稳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文武受命之说乃功用、功利的产物。
于是，关于文武受命，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第一，周文王、太子发、太姒怀有报复心理，故能创作此梦。此梦蕴含的真实含义是商周关系的变化，表明了周人灭商的坚定决心。周人将梦与行动融合，梦的解析与行动体现了其真实的动机与目的。
第二，周人利用时代信仰而宣称周文王、武王受天命。文武受命是周人为了政治需要而创作的，具有时代特征。周人创作了文武受命，使文武真的受命，作为史实而保存下来，这是真实的史实。
第三，周人以文武受命吸引西土诸侯参与反商。西土诸侯信从，周与西土诸侯成为商强有力的敌对势力，周反商大计取得成功。
第四，周克商后，周人大力宣传文武受命。于是，文武受命作为真实的史实而存在下去。
依据《程寤》的记载，西伯昌获释归程之年即有周文王受命之说，出自西伯昌、太子发的密谋。依据周初的文献（西周初的金文及传世文献《尚书》《诗经》《逸周书》中的若干篇章），在武王克商前后，周人已经宣称周文王、武王受天命克商，并得到论证。《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2837）是真实的西周初年的观念，又可追溯至《尚书·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可追溯至《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周文王受命即灭商。又可追溯至《尚书·大诰》周公说：“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宁（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又可追溯至《史记·周本纪》武王于朝歌言：“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出自《逸周书·克殷解》，今本脱，李善《文选注》引《周书》）周人宣扬天命当早于牧野之战。又可追溯至《国语》引《大誓》武王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即周伐商盟津之前即有。又可追溯至《逸周书·大开武解》周公言：“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又可追溯至《程寤》。此在商末西周文献记载中是持久而毫无破绽的。
文武受天命是周人克商的精神支柱，文武受命说在武王克商以前就存在，起源于《程寤》。克商以后，文武受命说在整个西周时期被周人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了。
周人受命来自于上帝，上帝是天的实际主宰者，故所受命乃天命。《毛诗·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史墙盘》：“曰古文王，初戾龢（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䢔（会）受万邦。”（《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10175）《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2841）天及其实际主宰者上帝决定下界人间的命运，王朝的兴废皆由其决定。所以，《西伯戡黎》商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晁福林以为：“'天命’之说本属子虚，商周时人却笃信有加，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重要理念。”商周之交锋，“天命”成为周人的锐利武器，周人攻击商王不敬上帝，在西土诸侯中颇有号召力。
《程寤》记录着周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却是非流传出去不可的秘密，让周人及其联盟都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初次公开已经有史官的介入，其后是《逸周书·大开武解》周公与武王的对话，此时还是少数人的秘密。随着伐商的临近，这个秘密要告诉广大的人们，它成为公开的秘密。周公追述文王伐诸侯即宣传文王受命，《毛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周与诸侯盟誓于孟津，作《大（泰）誓》。《大誓》原文亡佚，见诸先秦文献征引，内容在于宣扬商王帝辛弃天命，有重罪，周受天命，周伐商必克。《墨子·天志中》引《大誓》：“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𠏿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墨子·非命下》引《大誓》：“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周武王列举商王帝辛罪恶，宣扬商弃天命，周受天命。证实周人已经宣称文武受天命，《程寤》的秘密得以宣扬。《史记·周本纪》武王于朝歌言：“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出自《逸周书·克殷解》，今本脱，李善《文选注》引《周书》）《吕氏春秋·季冬纪·诚廉》伯夷、叔齐讽刺周人“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毕沅《注》：“事见《周书·程寤篇》…… 此其事也。”周初周人极力宣扬自《程寤》而获得的文武受命。
结语
关于周人受命的来源存在种种说法，经过仔细梳理，找出合理与真实的说法，只有《程寤》的记载可信。《程寤》是记录商周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的文献，是周文王、武王受命的原始档案，它真实地记录了商周走向对立的史实。由于时代久远，目前所保留周文王、武王受命直接史料的有限，《程寤》与周文王、武王受命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解读。《程寤》内容的“商庭生棘”、周“梓化为松柏棫”的象征是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关键方向。通过对周文王、武王受命的虚实的探寻，挖掘其历史背景与深刻根源，进而仔细考察其如何由梦变成现实的历程，完成了对事件核心的揭示。进一步考察了周文王、武王受命称王的历程，深化了周文王、武王受命的认识。总之，将《程寤》与周文王、武王受命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加以探讨，奇妙地揭示了周文王、武王受命是具体的历史时期必然发生的事件。
季历、西伯昌（周文王）、武王受辱于商，周人三世结仇怨于商，商周关系呈现尖锐地对立状态。西伯昌被商王囚七年才获释，在意识到商周势不两立的情形下图谋灭商。于是西伯昌、太子发、太姒联合创作了“文武受命”。《程寤》太姒梦“商庭生棘”象征商亡，梦周“梓化为松柏棫”象征周代商而兴，周人要受商命于皇上帝，是为“文武受命”。史官作《程寤》，记录在案。《程寤》证实周人托于梦占，宣称“受命”于天，图谋灭商。文武受命乃西伯昌（周文王）、太子发、太姒联合创作的政治神话。关于文武受命的由来，《程寤》的记载周文王、武王因太姒之梦而受命是原初的，而《诗经·绵》的记载“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衍生的。殷周之际巨变，人心惶惶，周人宣扬周之兴起源于周德与周受天命，在当时具有吸引与利用大众之功用。出于宣扬“天命”的目的，周人制造了“文武受命”，并一步一步地将它演化为事实。
本文原刊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因编辑限制，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