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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萌芽于汉，时为"精庐"、"精舍",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院。真正的书院起源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延续在元代，普及在明清，衰败在清末。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在封建社会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书院藏书发展概况 两宋统治者重科举而轻学校，客观上为书院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条件，两宋朝共有书院397所。元代书院上承唐宋，下启明清，发展迅速，原因有二：一是宋亡元立国后，一部分汉人不愿入仕而从事教育研究，开展讲学活动；二是元统治者调整文化统治政策，鼓励兴办书院，使得元书院数量大增，全国书院达406所。明清两朝，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不仅数量多，规模也大。自唐宋至清末千余年间，书院达7284所。张麦青先生则认为在6600所以上。 1.2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供学者、生徒阅读利用，书院讲学、生徒学习都以书为主，其一系列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书来进行的，所以，书院藏书乃是书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院与书密切相联，无书不成书院，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和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书院之所以教士者，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其名，已失教士之实。故凡教士之所，皆有广搜典籍之必要，以供学者之博览，不独书院而已也". 唐之丽正、集贤书院就是修书、藏书、侍讲的地方。大唐立国时，为繁荣文化，急需收集、校勘、整理图书，特地设立了书院来做此工作。 不仅官府如此，民间亦然，很多文人雅士也在个人读书治学之地创办了书院，并有一定规模的藏书，如张九宗书院和义门书院，据《光绪江西通志》载："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建。"义门书院的藏书有千卷，以资学者。 宋代藏书家文莹曾说："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尤着者江州陈氏，乃唐元和中给事陈京之后……别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至宋，义门书院藏书更丰，号称天下第一，宋太宗曾赐御书三十六卷归义门书院。宋代四大着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建于唐淳熙八年，贞元年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朝廷赐国子监经书予书院。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扩大藏书费尽心思，他不仅将个人手抄《汉书》捐给洞中，还多途径为书院集书。"白鹿成，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此前亦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至重复。若已呈二丈，托并报陆仓，三司合力为之。已有者不别致，则易为力也。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计二公必乐为之也。 旦夕遣人至金陵，亦当遍干诸使者也。"岳麓书院，兴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真宗年间得朝廷赐书。应天书院，兴建于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嵩阳书院始建于五代，宋太宗至道二年得朝廷赐书。宋代四大书院名声很大，当时皆得朝廷赐书。书院主持和地方官吏经营书院，注重聚集藏书，着名的鹤山书院藏书曾达十万卷，其数量已超过了当时的国家书库。"堂之后为阁，家故有藏书，又得秘书之副而转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南宋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之风日益风行，理学是供书院来宣讲的，故而书院之风极盛，超过了北宋朝。元统治者建国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加强文化控制的目的，大力提倡理学，发展书院，实行"推经崇儒"的政策。早在至元年间，元政府就规定："中原州县则与所属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明嘉靖年间，大力提倡自由讲学，创办书院。明之书院由于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其数量虽多，但藏书不丰。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对书院严加控制，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统治者又改变了文化政策，大力提倡兴办书院，书院藏书又逐步兴盛起来。"书院的藏书事业摆脱了长期徘徊的局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浩然盛大之势。"如江宁钟山书院，同治年间藏有旧存书籍32种，其数达万卷。上海格致书院有别于其他书院，它收藏了大量的新知、西学方面的图书，更好地体现了藏为用的思想。 清代书院藏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文化政策以及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外，更主要的是兴朴学，重经史，朝廷、官员赐书，以及刻书的数量不断增加。 自宋初至清末，书院及其藏书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经各朝统治者和"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书院及其藏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具体的书院发展情况看，一个书院从它诞生、发展到衰亡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有的甚至跨越几个朝代，多少代人。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唐，它是唐李渤的隐居读书之地，南唐升元四年，南唐政权在此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名"白鹿国学".在开宝九年南唐与北宋两军交战中，"白鹿国学"毁于战火，后由地方士民在原址改建书院，并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重视，宋太祖曾颁赐国子监印本九经至洞。白鹿洞书院于南宋时间名重天下于南宋时期，当时，理学大师朱熹苦心经营书院，朱熹于淳熙七年"重营旧馆喜初成",并请当时大儒吕祖谦、陆九渊等升堂讲学，作《白鹿洞书院揭示》为诸生守则。有元一代，白鹿洞书院虽经战火洗礼，但仍然继续举行讲学办学活动，到了明代，兴学不断，在王守仁、湛若水的影响下，白鹿洞书院又成为了心学中心。到了清代，白鹿洞仍办学不止，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后被新式学校所取代。又如江苏常熟虞山书院，原名"文学书院",元至顺二年邑人曹善诚创建，至正末年毁于兵火；明宣德年间重建，改名"学道书院";嘉靖年间改建于虞山，复名"文学";万历年间被禁毁，三十四年知县耿橘重修，始名"虞山书院";天启中又遭禁毁，崇祯年间又恢复，至清继续办学。 2书院藏书构成 书院藏书主要有御赐、官府置备、书院购置、刊刻、抄写和社会捐赠等。 皇帝御赐是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说它重要，是因为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对获得赐书的书院来说，是最大的荣幸和奖赏，也表明最高统治者对某一学术观点的态度，起到扶持正学、导向学术的作用。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政治统治，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图书多数为御纂、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如"淳熙八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岳麓书院在真宗咸平二年，潭守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当时奏请朝廷赐以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得到准许。 又如福建鳌峰书院在康熙五十五年得朝廷御赐"经书八部，御书经法帖一部，御书《渊监斋法帖》十本，《淳化阁法帖》十本". 2.2官府置备 官府置备是指奉文置书和地方政府运用公款在其职权范围内为书院置书，如"乾隆元年议准，各督抚于省会书院，应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购置颁发，令士子熟习讲览。其动用存公银两，仍报部查核"（《光绪安徽通志》卷九十二）。三十年，河道总督姚立德为山东任城书院购置图书25种，计220函又2本2部。统治者从加强其统治需要出发，大力提倡书院制度，分拨学田，书院以经营"学田"支持自身的文化活动，并购置刻印相关书籍。"院有田则士集，而讲道者千载一时；院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讲道何哉？""田增愈多，则学久而愈盛。"元代统治者大批拨学田以资助书院事业，有文献记载的书院学田有："淮海书院13570亩，明道书院4900亩，文学书院4200亩，南阳书院4000亩，沅阳书院1200亩，清忠书院1100亩，伊川书院1000亩，江东书院900亩，南轩书院900亩，濂溪书院837亩，茅山书院637亩等。" 书院购置乃是书院藏书的基础，很多书院为教学研究及生徒所需，不断扩大藏量，采取各种方法购置以广其藏，如元之四川草堂书院，通过向社会购书，成为当时最着名的书院。"蜀都阻于一隅，去之万里，孰云能阻，稽于版籍，询于文献，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仆输肩赪，车递中汗，厥数惟何？廿有七万，载之以舟，入于蜀江……" 积极的书院文化政策，促进了书院的繁荣，奠定了书院刻书事业发展的基础。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书院藏书业的发展，书院成为研究和讲学的场所。儒家经典是读书人的主要用书，理学家所推崇的《四书》《五经》成为一般书院的通用教材，理学大师的着作、讲义等需求量越来越大，在书院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刻印了为数众多的高质量的典籍。顾炎武《日知录》云："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相互易而传布之，故书院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储官，而易印行，三也。"山长及名师硕儒对于着述和刻书倾注了大量精力，如朱熹不仅升堂讲学，还亲自主持刻书，清白鹿洞书院生徒王岐瑞刻《朱子白鹿书院讲学录》，龙门书院主讲刘熙载刻《四音定切》《说文双声》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王先谦在《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印图书事宜》一文中说："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书院除刊刻"正经"外，还刊刻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由于藏与用的需要，书院刊刻图书不断，为书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文献保障。 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吕祖谦的《新唐书略》三十五卷，泳泽书院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十九卷，南山书院刻《广韵》，崇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大得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十二卷，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据陈矩弘《元代书院刻书事业述略》一文统计，有元一代从事刻书活动的书院有49家。明东林书院刻经国济世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倚重。清书院刻书量大质优，所刻之书不但充实其馆藏，而且还畅销全国。 2.5书院抄写 书院抄写书籍，也是扩大其藏量的一种有效方法，其量虽不算太大，但也是一种拾遗补缺之法，不可忽略。 2.6接受捐赠 接受捐赠是书院藏书的最主要来源，千余年的书院藏书一向如此，尽管捐赠者捐赠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为丰实书院藏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捐赠在扩大书院藏书的同时，提高了书院藏书的质量。很多书院藏书内容广泛，丰富多样，反映了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如白鹿洞书院，"少司空张伯行先后送洞书六十四种，太守周灿送洞书十四种，提学冀霖送洞书三种".豫章书院得王思训赠书，"复购《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先儒语录等";凤池书院得布政使司吴荣光捐置书集二千余卷；白云书院主人幸槐林购书千卷，筑院舍数十间以藏之；胡宗元捐十万钱买官书，藏于他的高安读书堂内；北宋柏林讲书堂和温氏书楼楼主温革，尽捐家产而购国子监所刊书籍收藏，以惠后学。另外，有部分名流也捐赠款项与田产给书院，书院利用此购置书籍，扩大其藏，如乾隆十九年，"邑人钟峨建捐田六百石，书籍数千卷"予水清书院。不管这些捐赠者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们都为书院藏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是书院藏书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书院藏书重在利用 为用而藏，藏以致用，在古代书院藏书中体现得非常突出，书院藏书供学者、生徒借阅利用。书院教学分为两种，一是课堂讲授，二是指导学生自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开明的文化政策、宽松的学术氛围，是书院及书院藏书发展的基础；书院建设者们的苦心经营是推动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书院的学术研究影响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方向、时代特色，"成为支援其事业发展、繁荣的一种更为持久的力量所在". 宋代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独辟门经"的主张，体现了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利用书院藏书自我完善的特色。 书院为教育之所，以藏书育"英杰",必须以书为媒介，所以说，书院藏书首先是有用，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书籍渐充，急需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书之前，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的真实作用。非俗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 由此可见书院的藏书比较重视为教学和研究服务。理学大师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以个人名义赠书与书院，他说："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为谢。时白鹿洞书院新成，因使送藏，以备学者看读。"（《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十一）书院藏书，"既非一己私产，亦非一家独用，它是为书院广大师生服务，收藏必以有用于教学、研究为宗旨". 书院藏书围绕教学这一特殊的任务而展开，在藏书的内容上尤以经史着作为主，因为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四书""五经"为其收藏重点，虽然各书院在学术派别、地域位置、教学内容方面存在差异，但儒家经典作为正统这一点没有改变。书院藏书不同于私人藏书、官府藏书，突出其实用性这一点，它在收集藏书过程中，不片面地追求所谓的版本的价值，而注重实际应用的价值。"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作用". 书院的读者群相对比较固定，它主要服务于本院师生和地方上的一些读书人，它所藏文献在其功用上与官、私所藏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府、私家藏书一般是重藏而轻用，特别是一些私人藏书家对所藏文献"秘而不宣",而书院藏书的目的性很强，收藏就是为了利用，同官府、私家藏书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书院藏书能做到藏用结合，为用而藏，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用率，所以在漫长的书院藏书利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藏书制度，如《丰湖藏书四约》中的《借书约》开篇即言："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今之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历时既久，沾溉斯多。若许慈胡，潜莫相通。"书院管理者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岳麓书院曾前后编制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上海格致书院编《丁未年续添书目》。为了宣传、推荐图书，方便借阅利用，书院重视图书目录的利用，将藏书编目悬牌于书院门首，令读者通晓，有时也将读者所需阅读书目一一列出，使借阅者清清楚楚。为提高书院藏书的利用率，书院还做好导读辅导工作，如《正文书院藏书序》云："所载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版于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 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长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此种做法，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书院藏书一般是为书院学者和生徒使用，但也有部分书院，为了发挥所藏图书的作用，提高藏书的利用价值，也允许院外人士借阅。《兴化文正书院藏书目》云："储书非易，本不宜携书出院，因念寒士以馆为家，不克入院肄业。倘深藏不出，事近向隅，破格从权，故有出院之议。"据《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载："窦禹钧，范阳人","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书院附近的一些文人雅士皆"就其庐",用其书，所以，书院藏书的利用率很高。如江宁惜阳书院，于同治年间设书局，"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诸书院借读",局中所藏诸书，为"劝学官书",方便借读，起到一个"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书院藏书成就了不少历史名人，如一代儒宗祁叔颖，因年轻时去其父主讲的甘肃兰山书院，"因留侍焉。书院故多藏书，乃以其暇研精经史，纵览诸子百家。公之殖学稽古，蔚为一代儒宗，实基于此。"晚清时期，西学东进，以书为中心的知识普及受到广泛重视，各书院藏书较为完备，书院更加注重藏书的利用，特别是读者对象的增多，不少书院"不同程度地面向社会开放，读者不再仅限于书院师生。"[27] 如厦门博闻书院规定"厦地仕宦、绅商文雅之士"皆可领证入院阅览。 4书院藏书在利用中完善管理制度 书院藏书管理同书院藏书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唐初书院藏书管理比较简单，到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义门书院《陈氏家法三十三条》的出现，书院藏书制度初步形成，书院藏书已由"自发阶段发展到了自觉阶段".[28]经过宋代的发展，书院藏书建制至元代已具雏形，书院藏书管理已体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明代书院出现了一批完备的藏书目录，说明明代书院藏书管理已逐步完善；到了清代，很多书院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各项工作更加完美。 书院藏书在其使用过程中，从购置、分类、编目、借阅、保护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管理制度，它不仅对古代官府、私家、寺院藏书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对今天的图书馆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古代书院藏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非常全面、规范，如广东惠州丰湖书院在书籍采集补充方面有《捐书约》，在借阅利用方面有《借书约》，在管理保藏方面有《守书约》。如在《借书约》中就明确规定："每月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院内外生徒亲来借书，董事、掌书生徒问明来借何种，是否应借之人，勿乱给，勿乱轻与。"同时还规定借书者"皆是同乡同学，务当待之以礼，勿有难色，勿有谩词".[29] 前三约加上《藏书约》共56条，是清代藏书规章中条目最多、规定最为详备的制度，已接近近现代图书馆管理之规定。古代书院一般都配备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藏书，例如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制定了一套藏书管理制度，设"管干"管理藏书，负责处理书院藏书日常事宜，此种做法及其制度规定对后代书院藏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睢宁县志稿》卷八记载，昭义书院管理极其制度化，"书院所储书籍，定章不得携出院外。斋长于某书，须立一号簿详细注明，按期索取，至迟不得过十日。如果瞻徇情面，率乱旧章，致有散佚，定准斋长赔偿。"书院藏书管理者不仅业务水平高，而且在不断地实践中加以探索和完善，使藏书制度更趋合理，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书院藏书事业随着书院的兴起而兴起，随着书院的衰落而衰落。纵观古代书院及其藏书事业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从唐初到清末，无数书院皆竭力收集、利用其藏，历久不衰，直到近代被新式学校藏书和图书馆藏书所替代。 书院藏书有别于官府、私家藏书，更注重藏书的利用，在流通过程中提高其利用率，体现其价值，并在管理工作中形成一套规范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为书院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文献保障，同时为保存、流传古代珍贵文献资料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当时，还是在现在，很有指导价值。书院以教学为主、育人为本，书院藏书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提高整个社会教育文化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书院藏书虽然赶不上官府、私家藏书的历史久远，它的规模也稍逊于二者，但它极力主张藏书利用，以用来实现它的价值，这种广为流通之法，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促进了近代新型图书馆的产生，为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增色不少。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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