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由两位美国学者和一位法国学者负责编撰，并有一百五十余名各国学者参与工作的《杜拉斯研究资料汇编大全》在法国出版。这部汇编收集了杜拉斯的全部作品以及截至2006年年底在世界各国用不同文字翻译出版的杜拉斯作品，还汇集有几十年来国际学界关于杜拉斯研究的专著、博士论文、专题论文集、报纸杂志文章、访谈录等等，共14大类3000个条目［1］8－13。这项内容丰富翔实文字浩瀚的工程告诉我们:作为作家，杜拉斯不仅是法国的，更是世界的，她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家，是世界各国高校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汇编》前言两次使用“浪潮”这个词来说明杜拉斯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持续冲击:“以浪潮的形象来说明1970年以来对杜拉斯作品的批评接受情况一点儿也不过分”［1］7;《汇编》“证实自1997年以来国际杜拉斯研究的真正的浪潮”［1］7。的确，国际学界的杜拉斯研究热潮自1970年以后一浪高过一浪，在她逝世之后的这15年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国学界近些年来也对杜拉斯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翻译出版了女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和少量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时常有关于杜拉斯研究的文章见诸刊物，还有为数不多的硕士论文。但是相比较于国际学界研究的方兴未艾，国内还是显得颇为冷清。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接受与传播更为便利，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也在不断更新。法国文学研究在全球依然风光无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却风光不再呢?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视野与水平，可能与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活动的方法与模式不无关系。我们的文学研究至今似乎仍然以分散的、单纯的个人行为为主，集体性协作、共同探讨研究的路子还没有形成大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制约文学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认真梳理分析国际学界50年来的杜拉斯研究情况，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逐渐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对于今后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或许不无裨益。
一、国际高校研究持续升温 “国际杜拉斯热”首先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高校课堂对她的研究兴趣始终不减，且持续升温。在欧美国家，博士论文是衡量一个作家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我们还处于与世隔绝之中，根本不知道杜拉斯的名字的时候，她的作品就已经进入欧美等国的大学课堂，成为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教授们用西方理论和批评方法进行解读的经典文本。她那与众不同且不断引起争议的写作总能吸引学者以及年轻学子们去探个究竟，所以以她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日渐增多。196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份研究杜拉斯小说的博士论文。有法国学者认为，杜拉斯在60年代及之前的创作不断得到小说创新者的启发，如50年代前期的小说风格明显受到海明威的影响，而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小说则部分受到法国新小说的影响［2］13。或许正是她不断创新、富于变化的写作激起了美国学子的研究兴趣。法国的第一份杜拉斯研究博士论文则是由玛德莱娜·博格马诺1972年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完成的。博格马诺的论文题目是《杜拉斯——一种写作》，这份长达830页分上下卷的大部头博士论文将杜拉斯与之合为一体的写作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条分缕析做了精辟阐释与解读。博格马诺后来成为国际著名杜拉斯研究专家，国际高校杜拉斯研究会首任主席，出版有五部杜拉斯研究专著，还有大量研究文章。 从1968年至2006年年底，世界各国高校通过答辩的杜拉斯研究博士论文数达196部，是紧随普鲁斯特之后，博士论文数位居世界第二的法国作家。耐人寻味的是，将近200部博士论文，只有1/4在法国大学完成，而美国大学成了杜拉斯研究的主战场。除了因为美国大学数量远远多于法国之外，或许还说明美国大学的学术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使得杜拉斯在法国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学创作首先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了积极的接受、认同与传播。就像德里达和福柯，虽然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堪称世界一流，但是起初在法国都曾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杜拉斯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数的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亦愈加丰富，主题不断扩展。因为杜拉斯同时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和制作人，她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兼容了各种艺术的特色和亮点，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正如布律诺·布朗克曼教授所指出的:杜拉斯“以她对形式实验的敏锐性和试图成为先锋的愿望，不断从艺术以及文学以外的学科寻找新的创作方式”［2］13。 如果将法国的博士论文和美国的博士论文作比较，可以发现，法国学生比较关注杜拉斯作品的主题研究和作品形式研究，而美国学生则倾向于比较研究。以2000年在两国通过答辩的15篇博士论文为例，7篇法国学生的论文只有两篇是比较文学，其中一篇分析杜拉斯与奥地利著名作家穆西的作品中的共同主题，另一篇以社会政治和符号叙事学的视角阐释对比杜拉斯的“空白”电影和非洲法语地区的电影。其他5篇均讨论杜拉斯的作品，如:《杜拉斯作品中的目光》《杜拉斯书写中的音乐》《杜拉斯作品中的无人称团体》《杜拉斯:戏剧与表演的危机》《从作品“爱”的谜语般的话语看疯癫主题的确定》，等等。美国学生的8篇博士论文均涉及比较文学，如:《传闻、证词、演说:杜拉斯、布朗肖与德里达作品中的引言》《死亡记录:埃尔维·吉贝尔、杜拉斯和普鲁斯特作品中的自动书写与死亡预测》《女性文学探寻:女作家的互文团体——以玛丽尤斯·孔代的“心的迁徙”和杜拉斯的“埃米丽·L”为例》《百年倦怠:萨特、埃米尔·肖沆和杜拉斯作品中的二十世纪厌倦》;《“杜拉斯影响”探寻》，等等［1］477－478。从上面这些论文题目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际高校关于杜拉斯研究的走向，从最初阶段的文学主题与形式的探讨逐渐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而且经常使用比较的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2006年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研究杜拉斯的博士论文数肯定又增加了很多。杜拉斯研究在她逝世后的15年间不仅势头不减，而且越发形成广泛深入的影响。如今在法国，她的部分小说如《抵抗太平洋的堤坝》《如歌的中板》等早已入选高中生阅读课本;2006年——在她去世后10年——《劳儿·V·斯坦因的迷狂》和《副领事》被法国教育部列入当年国家语文教师资格考试大纲内容。至此，杜拉斯终于进入经典作家的殿堂［2］11。 杜拉斯作为20世纪文学的代表入选国家考试大纲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不仅标志着这位长期与主流文学不协调的女作家终于得到官方承认，更重要的是说明其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和反传统准则的文学模式逐步被人们所熟悉和认同，产生了新的审美习惯。《劳儿·V·斯坦因的迷狂》和《副领事》曾被认为是隐晦难懂的作品，如今入选国家语文教师考试大纲，这一方面说明杜拉斯的写作代表了20世纪的文学创新方向，她应当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官方的态度:21世纪的教师必须学会阅读杜拉斯。纵观杜拉斯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她坚持以先锋的立场写作，始终不与普遍使用的语言和文学类型妥协，这其中不乏误解甚至反对的声音。然而她那独一无二的、不和谐的、永远处于动态之中的写作风格终于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光彩夺目的景观。
二、杜拉斯协会活动方兴未艾 国际杜拉斯研究多年来持续向前推进，除了高校课堂，一些国家的杜拉斯协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两个在女作家逝世后成立的杜拉斯协会，15年来坚持不懈开展活动，他们的热情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推动杜拉斯研究前进的巨大动力。杜拉斯逝世后的1997年1月，部分法国和欧洲的高校学者在英国伦敦成立“杜拉斯研究会”，宗旨在于加强和推进杜拉斯学术研究，每年在欧洲或世界范围内与相关大学合作召开学术研讨会;与海外其他杜拉斯学会加强交流;资助召开学术会议和出版新书;研究会每年出两期会刊。另外一个杜拉斯协会也于1997年在法国洛特加龙省成立，那是女作家父亲的家乡。40年代初，年轻的女作家曾在那里创作她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然后就用杜拉斯做了笔名。从1997年开始，协会每年5月举办为期三天的“杜拉斯活动日”。两个杜拉斯协会都建有自己的网站。 国际高校系统的杜拉斯研究会主要以学术研究为主，他们每年在法国或海外大学举办国际杜拉斯学术研讨会，参加者以世界各地高校教师和学生居多，也邀请作家、电影戏剧界人士或相关人员参加。如2005年4月法国南锡二大的杜拉斯国际研讨会，主题是“边缘与违犯”。通常涉及杜拉斯的作品，批评者们习惯使用“边缘”和“中心偏移”两个概念。然而杜拉斯研究会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个概念，以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博格马诺从写作的角度来分析，认为边缘性和偏移中心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她说:“确实，杜拉斯及其作品显然站在不遵守惯例、颠覆既定准则的一边。但是'边缘’这个词似乎并不适合解释她的作品。它实际上预先设定边界的存在，暗含两极化。而杜拉斯本人几乎并不理睬'边缘’这个词，至于中心，她给它命名是为了否认它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在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谈论'中心偏离’，既然没有中心也就无法区分'边缘’”［3］6。莫妮克·庞通则从文学社会学批评的视角来分析杜拉斯的作品，她认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物在女作家的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她写他们或者因为其社会身份低下，或者因为他们挑战社会法则，《卡车》中的女人和印度疯女尤其代表了这种没有社会地位的边缘人的境况。莫妮克·庞通进一步分析说，杜拉斯通过人物不停外出旅行来表达这种边缘性，就像《直布罗陀水手》中的安娜。这种对于“生活的无限闲暇”的追求使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3］7。 2006年3月，为了纪念杜拉斯逝世10周年，杜拉斯研究会与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联合举办主题为“记忆与遗忘”的国际研讨会。组织者认为:记忆与遗忘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它们关注大写的历史，关注主观的历史或虚构展示的历史。这些问题因此构成作品的基本主题，书或电影同时是记忆和遗忘的运作。杜拉斯回顾她经历的时代、文学、意识形态、(如原子弹爆炸般的摄影和电影)新技术，社会新闻等等，并为之拍照:她的作品呈现出一个整体形式，结构布局和处理话语、不适、灾难与世纪演变的陈述融为一体。作品的类型属性因此非常宽泛，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分类界限:如《80年的夏天》将虚构与报纸专栏交织一体;《印度之歌》是戏剧、文本、电影的汇合;人物欧内斯托的形象特征在儿童读物、电影和小说中都可以清晰显现。 杜拉斯对于不合常规的类型组合以及对于激发作品前进的重复－变化运动特别感兴趣，这给予她如此多的新方法能够毫无保留地支持和破坏记忆的运作［3］4。组织者希望人们关注对杜拉斯作品中“记忆与遗忘”的研究，并提议从两个主要层面切入:一是作品作为记忆和遗忘的可能:这里面包括记忆与遗忘在杜拉斯写作中的功能;杜拉斯与自传;关于大写的历史的处理;关于文学准则(类型等)的处理;母语和外语的关系等等。二是作品里关于记忆与遗忘问题的处理方式，如现代技术(照片、电影、电视和无线电传播等)的处理方式:它们在作品中的接受和使用;它们显示的作品类型特征;它们对于写作方法的影响等等。对于“记忆与遗忘”的研究，不仅是讨论杜拉斯作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它融入了当前世界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2007年与瑞典哥德堡大学合作举办的“杜拉斯与当代思想”研讨会，组织者在阐述他们的主题时这样认为:尽管杜拉斯在创作中一贯不受所谓理论规范束缚，但是其作品无论在传递思想方面还是在揭示世界与人类境况的表达方式上都体现了当代精神与观念，当然她从来不谈理论、不说教，而是以一种不完全的碎片式的方式表达。可以认为杜拉斯的写作是一个回音震荡的大房子，当代很多思想家的著述都在其中与杜拉斯的作品产生共鸣。这其中如巴塔耶、布朗肖、拉康、德里达、米歇尔·德·塞尔托、德勒兹，等等。组织者希望研讨会是一场“音乐会”，是思想家与杜拉斯作品产生共鸣的音乐会，以探讨杜拉斯作品对于后现代时期的影响以及杜拉斯与当代思想潮流的汇合:如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后殖民理论，等等。 2009年9月，值《广岛之恋》出版发行50周年前夕，杜拉斯研究会在日本仙台与日本东北大学合作举办主题为“杜拉斯的东方”研讨会，希望人们关注杜拉斯作品里的“东方”的呈现方式:诗意的或幻觉的;关于远东的美学、语言、观念、哲学对其影响的分析。关注杜拉斯作品在远东的接受问题:在普通读者和观众中的接受以及在文学评论界和电影戏剧界的接受;还有翻译的问题、在远东国家的影响研究，等等。 2011年5月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合作举办的研讨会的主题是“笑”，探讨杜拉斯作品中的喜剧与幽默特色。这是迄今为止学者较少涉及的一个主题。几十年来，学界习惯于研究作家作品里的死亡、不幸、孤独、流浪、疯癫等等主题，而忽视了本不该忽视的其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喜剧精神。应当看到，杜拉斯的很多作品——无论是小说、访谈还是戏剧电影——都经常使用幽默、夸张、诙谐模仿、滑稽讽刺等手法，以达到一定的喜剧或荒诞效果。 相比较“杜拉斯研究会”的学术活动的国际性、学术性、前瞻性，“杜拉斯协会”的活动兼具学术探讨和大众文化传播的性质。他们每年的“杜拉斯活动日”基本都在杜拉斯城堡及当地政府会议厅、图书馆或文化中心举办，并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资助。活动内容有学术讲座、杜拉斯的电影戏剧演出、音乐会、作品朗读会，等等。以2008年的活动为例，这一年的主题是“杜拉斯作品中的音乐”。著名杜拉斯研究学者阿兰·维尔贡德莱和米歇尔·波尔特以及部分曾参加杜拉斯电影拍摄的电影戏剧演员出席了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放映米歇尔·波尔特为《杜拉斯的居所》拍摄的电影;高校学者的学术讲座;杜拉斯作品配乐朗诵;杜拉斯喜爱并经常出现在其作品中的钢琴曲演奏，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根据杜拉斯的小说《抵抗太平洋的堤坝》改编的戏剧演出，演员是来自巴黎拉马丁高级中学的学生。整个活动主要围绕杜拉斯的音乐进行。这种民间性质的持续不断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活动在将杜拉斯研究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杜拉斯研究会”与世界各地大学合作且定期举办的研讨会则推动着杜拉斯学术研究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并且使杜拉斯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影响与传播更为广泛普及。研讨会还不断促使人们围绕相关主题去思考、去研究，也因此促成了一大批著述的诞生，使杜拉斯研究形成了良好的持续发展的模式。
三、学术著述层出不穷 随着不同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世界各地召开，更多的学术著述以不同文字在更多的国家出版发行，杜拉斯研究形成了不断向前推进的浪潮。学界的研究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一本关于杜拉斯研究的著述出版到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那一年;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6年杜拉斯逝世;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 杜拉斯最先引起国际学界关注的是1959年的影片《广岛之恋》，第一本评论其作品的书是1962年在比利时出版的。从60年代初到1984年的20年间，国际学界注意到她那与众不同且不断变化的创作风格，往往将她的作品与新小说、新电影相提并论。虽然杜拉斯并不认可将自己归于“新小说派”，但是她不否认自己是实验作家:“我不属于这个小组，但是我想，'新浪潮’小说家和我们这些没有归属的都在朝着团体类型的文学实验的方向”［4］。虽然在这第一阶段学界的著述并不太多，有十几本专著和论文集，但是杜拉斯的写作已引起同时代的思想家布朗肖、拉康等人的关注。布朗肖早在1956年就发表文章评论她的《街心花园》［5］;拉康1965年曾专门约见杜拉斯，并发表了《向杜拉斯致敬——论“劳儿·V·斯坦因的迷狂”》的文章。这期间比较重要的著述是法国学者玛塞尔·马里尼教授1977年发表的《杜拉斯的女性领地》。这一研究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从女性视角对《副领事》中的两个女性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和女乞丐进行了细致分析。 杜拉斯1984年获龚古尔奖之后，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高峰阶段，而国际学界的目光也更多地聚焦于她，从欧洲到美洲，到澳洲，到亚洲，全球掀起了杜拉斯研究的浪潮。从1985年到1996年12年间，研究者个人专著、论文集、期刊研究专辑等达71种，另外在个人研究专著或集体合著论文集中将杜拉斯列为专门章节的书籍有238种。这期间对于杜拉斯及其作品的评论经常会大相径庭，批评和赞扬的声音此起彼伏。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著名学者米莱伊·卡勒－格吕贝尔教授的论文《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米莱伊·卡勒－格吕贝尔教授写这篇论文的背景是:因为杜拉斯的《情人》获奖后立即成为畅销书，某些评论者因此立即发生态度转变，认为杜拉斯已经改变了写作方法而成为“易读”作家。米莱伊·卡勒－格吕贝尔教授认为《情人》的成功是作家在作品中设置的多义性造成了人们的误读:“《情人》中的多义性容易造成误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传内容的配置，使之产生现实主义幻象．．．．．．再就是情人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把他看做是某种感伤小说中的同类人物，但在其他方面又显得奇特异常”［6］。这篇主要从叙事视角解读《情人》的论文对于帮助读者改变传统阅读思维定势，真正认识杜拉斯的写作风格之特点和魅力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研究专著比较有影响的有比利时学者达尼埃尔·巴若梅1989年出版的《杜拉斯或痛苦》，作者以利科现象学的方法和视角论及杜拉斯作品中她称之为“痛苦本体论”的表现。她认为杜拉斯力求发现承载原始情绪的世界的意义，让人们感受生存于世的痛苦，在文本结构中建立一个同时支撑而又消失的时空交融体，既在场又是幻觉。法国学者杜拉斯研究专家贝尔纳·阿拉泽1992年发表的《杜拉斯的'夜航’:抹杀写作》探讨《夜航》的写作策略。作者认为《夜航》呈示的叙事实践暗含一系列现代小说在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作同时表示在场和不在场［6］。美国学者麦克尼兹1996年发表的《杜拉斯印度系列作品中的艺术与政治》，通过对六个文本和电影的符号学解读，分析迟到的资本主义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作者认为杜拉斯的基本诗学在于探索一种方法，使得文学与电影形式能够将个人欲望根植于丰富而透明的神话。她认为这与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方法部分相似，但是杜拉斯是以纯粹的诗学来修正小说或电影成规，其诗学和美学带有青少年时期的亚洲经历印记。 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第二阶段(1985—1996)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杜拉斯的写作、语言、叙事等方面。杜拉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渐渐致力于对既有文学规范的颠覆，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她的作品不仅显示出对传统写作观念的叛离，而且与她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大不相同。她追求形式创新，追求现代主义美学的反叛性、先锋性和实验性，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致力于反映20世纪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20世纪人类的困扰与绝望、焦虑与梦想。如何在作品中反映人类生存的现状，用何种形式反映，杜拉斯一直不间断地对此进行探索试验。这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形式多样、风格复杂的特点:语言具有音乐感、象征性和可视性;叙事结构非线性，多层次，时空交错，呈现立体感。 杜拉斯逝世后到进入21世纪的这十余年间，国际学界对杜拉斯及其作品的研究，更是迅速扩大到电影、戏剧、音乐领域以及其他跨文本的研究。比如，小说《副领事》与电影文本《印度之歌》的不同叙事比较，《街心花园》和《蓝眼睛黑头发》的戏剧叙事方式，《80年的夏天》由十篇报纸专栏文章组合而成，其中既有虚构的人物与故事，也有童话、时事评论、随笔、私人生活片段等等，五六条文学与非文学不同种类的线索同时并行发展，颇似形式创新的复调小说。《如歌的中板》中的音乐与对话成为了一种小说结构与模式。《副领事》和《劳尔·V·斯坦因的迷狂》引入两位男性叙述者的身份，导入叙述者声音，揭示叙述行为及其过程，交代叙事框架，向读者坦承文本创作过程中的操作痕迹，使小说充斥大量元叙述，成为元小说。除了语言和叙事研究，大量主题研究，文学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研究的著述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语言出版，层出不穷，如火如荼。从1997年到2006年10年间，研究者个人专著、论文集、期刊研究专辑达98种，另外在个人专著或论文集中将杜拉斯列为专门章节的书籍达440余种。近年来还有的学者关注作品前文本的研究，通过对手稿和最终文本的对比研究，探讨文本的生成及作家的书写策略的变化。 随着杜拉斯的作品入选法国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大纲，更激发了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事实上，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专著就是各国学子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还有很多著述是国际研讨会的成果。通过对学术界研究情况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学者们关于杜拉斯作品的解读和研究经常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迥然相异，但是这些不同意见又会进一步促使人们不断思考，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形成了研究活动的良性循环。 结语 纵观国际学界杜拉斯研究的50年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研究不仅持续发展，而且真正形成了跨世纪、跨地域、跨文化、跨学科的态势。究其原因:除了杜拉斯及其作品本身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研究主体的三种力量——高校课堂、民间团体和研究者个体——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良好互动，正是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不断推进杜拉斯研究向前发展。这种现状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除了研究者个体的努力，任何文学研究活动的持续前进少不了集体协作的力量，少不了各方面研究力量的参与和推动。尤其在21世纪信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文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分散的、单纯个人行为为主的模式，可能不能满足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三人行必有我师”。文学研究的三人行乃至千万人行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柳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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