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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23年第28期 总第122期 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励睿婷，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科研助理。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并表示已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至少5000枚火箭弹，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日方对此表示，“此次残酷的无差别攻击不应该被正当化，但以色列也应拥有遵循国际法保护本国及本国国民利益的权利。对此，我国期待冲突事态早日平息。”日本政府在此次巴以冲突中选择独立自主的平衡外交路线，其应对态度值得关注。 “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关乎中东地区和平的重要议题。日本在历次“巴以冲突”中的立场转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52年到1973年，随着日美同盟建立，日本奉行对美追随外交，采取亲以立场日本采取此立场原因：一是美国因素，即在两极格局下，美国希望扶持以色列以牵制阿拉伯国家。受同盟框架限制，日本追随美国以巩固同盟，确保本国安全；二是能源因素。1950年后，日本石油需求增加，但大部分的石油控制权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凭借日美同盟庇护，日本即可享受廉价稳定的石油供给。1973年到1985年，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日本逐渐转向亲阿反以立场。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日本政府迫于经济压力，改变了以往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在巴以问题上，日本“希望以色列能够撤出1976年所占领的土地，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一时期，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79年，日本首次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81年，日本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邀请巴解主席阿拉法特访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日本处理阿以问题仍极力避免美国的政策敏感区。自1986年至今，日本在“巴以冲突”中由“亲阿反以”走向“阿以平衡”，其中东外交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有一定自主性针对“巴以冲突”，日本提出了三大外交支柱，“一是加强与相关方的政治对话，二是积极促成双方信赖关系构建，三是为巴勒斯坦人提供经济援助。”具体表现为1985年后，日本同时发展与巴以双方的友好关系，尝试居间调解双方矛盾同时，日本积极开展中东外交，欲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有所作为。2005年1月，日本外长出访巴勒斯坦，承诺向巴追加经济援助，并邀请以色列副总理奥尔默特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于4月和5月访日。日本还当面向阿巴斯提议在东京举行日、巴、以三方峰会。2015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访问以色列期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表达了对中东局势的担忧之情，呼吁以色列停止修建犹太人定居点，期望以色列能合作促进“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进一步落实。对于“巴以冲突”的解决，日本以援助巴勒斯坦为由，弱化政治色彩，参与中东区域经济合作，在东亚与中东间力求扮演桥梁作用，以获取阿拉伯国家的好感。为此，日本提出了两大倡议：一是“旨在实现巴勒斯坦开发的东亚合作促进会议（Conference 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Palestinian Development，CEAPAD）”。2013年2月，第一届CEAPAD部长级会议由日本发起在东京召开。与会各方认为在对巴勒斯坦实施支援的同时，应加强经济合作并积极推动召开亚洲诸国与阿拉伯国家商界领袖会议。2014年3月，第二届CEAPAD部长级会议召开。岸田文雄外长表示要搭建日本、巴勒斯坦与CEAPAD成员国的“新型三角关系”，加强多领域合作。2018年6月，第三届CEAPAD部长级会议召开。时任日本外长河野太郎指出“近五年内，日本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针对巴勒斯坦搭建的'三角关系’，对1500名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人才培养援助。”二是“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该倡议旨在加强日本、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四国间的联系，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其中，“耶利哥农业加工基地（JAIP）建设计划”是日本“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的旗舰项目。日本对该项目的投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此外还有“观光走廊”项目，日本意在推动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观光资源开发和区域经济活化，实现区域层面的合作。由此可知，就巴以问题而言，日本并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而是选择了相对中立的自主路线。其中，对待巴勒斯坦问题，日本的基本方式是发挥经济优势，巧妙采用援助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以提升其地区影响力与亲和力，保持战略平衡。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日本采取重视平衡的自主路线，其原因包括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因素： 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其大部分原油进口依赖中东。据日本《2023年版能源白皮书》可知，自20世纪70年代至2021年，日本的原油自给率一直未满0.5%。2021年，日本的原油进口量占总量的99.7%，具体请参照图1。这种供给结构决定了日本中东外交不得不考虑能源因素。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2023』、https://www.enecho.meti./about/whitepaper/2023/html/。其中，日本主要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进口原油，2021年度的日本原油进口对中东地区的依存度达到了92.5%，且日本对沙特与阿联酋的原油进口比重最高，分别达到了37.3%与36.4%，具体请参照图2.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2023』、https://www.enecho.meti./about/whitepaper/2023/html/。 受能源进口结构约束，日本的中东外交必然会带有资源外交的色彩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岸田于同年3月召开的第八十九届自民党大会中表示， “要开展积极的能源外交，对已构建历史性关系的中东产油国开展关系互动。”2023年2月，岸田出席中东调查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并发言指出，“中东是对于日本的繁荣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区。”说明在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 在此次“巴以冲突”中，沙特外交部在10月7号的外交声明中表示支持巴勒斯坦。而阿联酋在8日发表的声明中选择了相对中立的态度，要求双方保持克制。为确保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稳定，日本在“巴以冲突”中选择相对中立的自主路线是现实所迫。战后的日本政府致力于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对中东事务暂未提升议事日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东地区 但以简单的经济联系为主，政治上追随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日本基于对本国的能源安全的深刻认识，逐渐改变了“随美亲以”的中东政策。日本开始向阿拉伯国家倾斜，标志着石油的稳定供应开始成为影响日本中东政策的一项核心因素。这一期间，日本对中东以经济外交为主，政治力量尚未达到可介入中东事务的程度。同时，日本将阿以问题和同盟义务进行议题分割，使其在某些中东问题上采取区别于美国立场。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日本意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有影响力的角色。加上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日本对中东外交失败，使日本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1995年9月，村山富市首相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进行访问，开展“新中东外交”，即在日美同盟框架之下，试图与中东国家构建“多层次、多面性的伙伴关系”，这标志着冷战后的日本中东外交更趋于立体化，在确保石油稳定供给的前提下，在中东地区提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层次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后，日本努力在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以最大限度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的中东外交呈现出综合性、全面性特征，包括关注中东和平问题解决、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能源合作、地区与全球多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可知，日本在其平衡路线的基础上，尝试在中东地区展现日本大国影响力，拓展战略行动空间。在“巴以冲突”中，日本选择走相对中立的平衡路线，其决定性因素是中东石油的稳定供给。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其不得不在美国与中东产油国间扮演“中立”角色。同时日本巧妙利用巴勒斯坦问题以经济援助为由切入到中东地区事务中，改善日本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形象，弱化美国盟友的身份特征，并趁机提升其中东地区影响力，为谋求政治大国做铺垫。（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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