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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想一下，现在咱们要开车去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那该如何规划路线呢？ 别的暂且不谈，必须优先考虑一个现实条件——在这条路线上，要有足够的加油站（或充电桩）。 为啥呢？因为这是给车辆持续提供动力的保证。一旦车子中途抛锚，那不管咱们再怎么向往远方，也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 假如中国革命也是一次旅程，“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终点”是全国解放、民族独立，那么这条“革命路线”该如何规划呢？ 同样，我们必须要找到革命力量的源泉！ 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路上阻力重重，会经历大流血、大冲突，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没有力量支持就会“中途抛锚”！
在建党初期，革命事业一开始就遇到了“没有力量”的困境。 1921年7月，党在成立时就把主义马克思确定为指导思想。那么，有没有主义马克思政党革命成功的案例呢？ 有，苏联，它既是第一又是当时的唯一。 刚好，苏联又派遣了共产国际顾问前来指导工作。你说，能不重视吗？ 共产国际要求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就算问他们一千八百遍，他们也会一千八百遍的回答说“学习苏联经验”，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因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在俄国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取得了胜利。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共在城市里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包括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京汉大罢工等，过程虽然精彩，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得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仅仅依靠城市工人阶级，革命的力量显然不够啊！ 问题是，从哪里寻找更大的革命力量呢？ 共产国际选来选去，选中了国民党，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当时毛主席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时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共产国际指令“神圣不可违抗”的情况下，毛主席很早就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到哪里才能找到足够的革命力量？ 难道真如共产国际所指引的那样，是国民党吗？ 带着疑问，他做了大量社会调查，于1925年12月1日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并得出了结论。
城市工人阶级确实可以成为革命力量，但仅靠这个力量还不行，因为人数不多——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 国民党压根就不是革命力量，而是敌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写完此文后，毛主席顿感醍醐灌顶，他看到了一个惊天又扎心的事实： 错了！错了！一切全错了！ 共产国际给我们指引的方向，一开始就是错的！ 方向错了，一切皆错！ 只可惜，这并不是当时党内的主流意见。毛主席孤掌难鸣，没几个人愿意听他的意见，就连时任中央书记的陈独秀都对他进行了驳斥！
事实会说明一切，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毛主席所料，1927年接连发生了“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七一五事变”，国民党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上万个人头落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在城市搞工人运动失败了，与国民党合作搞“大革命”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我们遍体鳞伤，党内很多同志又想起了毛主席当时提出的疑问：共产国际给我们指引的道路，真的是正确的吗？ 中国与苏联的基本国情不同，虽然我们都想通往“共产主义”，但苏联是“燃油车”，中国是“新能源车”，获取动力的方式不同。共产国际带我们走的是一条适合“燃油车”的道路，那里布满了“加油站”，但不适合“新能源车”啊！ 必须把主义马克思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布满了“充电桩”的道路才行，那里才能真正获得革命力量！
从那个时候开始，关于“革命力量在哪里”的问题，就成为了贯穿整个中国革命的一条主线，由此延伸出一个重大课题——统一战线！ 如果咱们带着“统一战线”的主线去阅读毛主席的著作，一定会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而不至于陷入细枝末节。同时，关于“统一战线”深层次的智慧，才是指导我们当下生活的思想宝库！ 2 “统一战线”的依据 ——识别利害关系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革命道路蜿蜒曲折，各方言论莫衷一是，但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历史是人谱写的历史，隐藏在各种表象深处的，有且只有一个主导因素——人性！ “趋利避害”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利益决定了立场，立场决定了行为，因此辨别利害关系是看透一切事物真相的不二法则。 如果通俗解释“统一战线”，那就是先辨别各方利害关系，再把更多人的利益与自己绑定起来，让越来越多人跟自己是一伙的。因此，它就有了两个必要条件：一，分清敌友；二，始终站在多数一方。 先说说第一个条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直奔主题，第一句话就直戳心窝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的本质就是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必然会产生受益方、受损方。 受益方会支持革命，成为我们的“朋友”；受损方会反对革命，成为我们的“敌人”。 回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连“敌友关系”都没搞清楚，错把国民党当作了“朋友”，双方的利益诉求不一致，由此产生的损失是极其沉重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时候都要准确识别利害关系，以此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一切策略的前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而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思维习惯贯穿了毛主席的一生。 哪怕到了建国后，毛主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依然准确识别了利害关系，指出中国要提升国际地位，就必须与“第三世界”国家统一战线。
再说说第二个条件。要想推动革命事业，就必须让动力大于阻力，“朋友”的力量大于“敌人”的力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既然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够，那么哪里“朋友”的力量更大呢？农民阶级！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农民，这一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数90%以上，联合起来形成的革命力量极其巨大！ 那么，如何把这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呢？核心中的核心，便是革命要符合这一庞大群体的根本利益！ 什么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呢？很显然，土地！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农民的单个力量弱小、受压迫最深，辛苦劳作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们迫切需要土地。只要进行“土地革命”，让农民拿到根本利益，那么他们就会有强大的行动力！
由此，便得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结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在识别利害关系的前提下，制定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这便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3 “统一战线”的核心 ——抓住主要矛盾 当然，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人群并不能简单的划分为“朋友”和“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说了一类人群，他们既可能是“朋友”，又可能是“敌人”。 是不是感觉费解？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利害关系决定立场。 这类人大多属于中间派，革命可能会让他获得更多，也可能连手上仅有的一点东西都失去，因此表现的态度就会患得患失、摇摆不定。 对于这类对待革命尚不坚定、也并不反对的人群，该怎么应对呢？这是又一个重大话题。 党内曾经有人采用了斗争的方式，直接把这些人推到了对立面，结果损失惨重。 比如曾经驻守广州的张发奎，虽然当时还未参加革命，但对革命的态度尚且宽松。他曾对革命者恽代英说：“我在广东主政，你们别再骚扰我了。我不会加害你们，赶快离开广东。你们把广东视为革命基地，我们也要在广东实现理想。” 此时张发奎还能争取过来，可“广州起义”突然爆发了，硬生生的把张发奎推到了对立面，他立即调兵回广州镇压起义，杀得血流成河，起义军牺牲人数达到五六千人。 在经过了一些挫败之后，党内在“如何对待中间派”方面进行了总结反思。如果我们看党在各个时期能推行下去的政策，就会发现统战原则一直是“争取大多数，缩小斗争面”。 通俗来说，就是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如何确定斗争对象呢？就要看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统一战线的核心。 比如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之后，土地政策一直是“打土豪、分田地”，可到了1937年8月“洛川会议”时，土地政策就变成了“减租减息”，二者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有着本质不同。 “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要把土地夺到自己手上，地主是敌人；反观“减租减息”，土地依然归地主，只不过减少了租金、利息，降低了农民负担。 为啥呢？根本原因，在于时期不同，主要矛盾不同。 前者处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地主是打击对象； 后者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这时候要一致对外打击日本侵略者，地主是可争取对象。
打赢了日本侵略者，这时主要矛盾变成了国共阶级矛盾，于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就变了。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曾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核心意思依然是尽可能争取中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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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扫地僧一一 > 《1773、毛主席制胜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