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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小雪节气，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念叨着平仄的诗句，心底常常会涌动起一种期盼——要是落一场雪，那该多好啊！ 这种愿心，其实入冬之后时常会有。比如阴沉沉的天气里，我也经常想——这样的日子，总该有一场雪降临吧！ 但想象总归想象，吝啬的老天爷从来不曾慷慨过。老是到大雪节令后，才会落一场或几场雪，安慰这些期待的心灵！   关于雪的记忆，最远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说来很奇怪，雪就像兴奋剂一样，一下子就能把人们的热情点燃。但凡下雪，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高矮胖瘦，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莫名地兴奋起来。 对于半大小子而言，情况更甚，一到下雪天，我们就情不自禁地狂欢。学校距家三里路，而且一律土路，一下雪，它就会成为“水泥路”。泥泞自不消说，再加上我们异于常态的嬉闹、追逐、奔跑，摔跤便成了家常便饭。 但不管是摔个马趴子，还是仰面倒，大家都不觉得有啥事儿。即便摔疼了，也不哭，站起身，拍拍衣服上的雪，哈哈一笑，立马又继续打闹起来。
大雪年年有，经常都是没脚脖的，也有没膝盖深的。没脚脖子的雪，还好说，一旦没膝深，上学就困难了。我们那时上学，是不带父母接送的，一律自己走。 大雪过后，道路和田地浑然一体，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很难分辨出哪是田地，哪是道路。一不小心，就会闯入麦地，也有摔到路旁的崖下的。 儿时过冬，既没有什么皮靴，也没有羊毛靴，都是解放鞋，或棉靴。解放鞋和棉靴总是不禁水，从家到学校，或从学校回家，往往走不到一半路程，袜子都会湿透，更别说鞋面了。至于当时是否冻脚，现在已经全忘记了。大概应该是冻脚的吧，只是没什么记忆罢了。 为了避免鞋湿，我们十几个上学娃便踏脚印而行。那情景就像过搭石一样，大家排成一排，偶尔也手拉手，个子高的、身体强壮的在前，个子矮的、瘦弱的在后。后来的踩着先行者留下的脚印，一步一顿，旖旎而行。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长龙在雪地里缓慢蠕动。 时常，我们也唱唱歌谣，或喊喊口号。歌唱得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歌声、欢笑声，与呼呼吹的西北风搅和在一起，定格为上学路上最温馨的记忆。 
当然，关于雪，最暖心的回忆莫过于放寒假了。记忆中，寒假似乎总是有雪飘落的。 惯常的画面也总是这样：屋外，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屋顶、树木、田地都顶着一层薄薄的雪。屋内，火池（过去，农村人往往在脚地上挖一个坑，生火取暖，俗称火池）内的柴火熊熊燃烧，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 火池边，母亲在缝补棉衣棉裤，做针线活儿；父亲则一边修理农具，一边与串门的邻居大叔侃大山，不时有欢笑声飞出屋外。姐姐、妹妹和我要么围坐火池边取暖，聆听大人聊天的快乐，要么四散开去，各自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我干的营生很固定，不是高举着斧子劈柴，就是挥舞着扫帚扫雪。唯有一次例外，那是读四年级时的寒假。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迎着呼啸的北风，我像一头发疯的小老虎，在院子外边的晒麦场上左冲右突，不到小半天的工夫，居然学会了骑自行车。 下雪的日子，庄户人家是很少外出的。记忆比较清晰的事儿，也只有跟随着父亲到山上打疙瘩了。 在我们那儿，平日里乡亲们打柴，只挑选那些鸡蛋粗细的，长得比较周正、比较挺拔的树木，而忽略那些歪三扭四的树桩或树根。一旦下大雪，那些干枯的树桩、朽烂的树疙瘩，马上就香兴起来。因为与直挺的柴禾相比，它们木质硬实，纹理扭曲，烤火时特别耐烧，所以备受人们青睐。 下雪天，农活儿歇了，闲下来的乡亲们，首选的事儿便是上山挖树桩、打疙瘩。狂舞的飞雪中，东山一簇，西山一群，到处都是打疙瘩的人。大伙儿一边卖力干活，一边大声谈笑，也有旁若无人地唱信天游的。那场景，仿佛是和漫天飞雪竞赛一样，甚是热闹。 打下来的疙瘩，挑回院子里，整整齐齐地码在屋檐下，随用随取。它们温暖的不仅是整个冬天，还有人生深深浅浅的回忆！
最超燃的记忆还是读师范时。大概也是小雪节令吧，天上居然飘起了薄薄的雪。上午第四节，恰好是体育课。校园的操场上，呼啸的北风中，飞扬的雪花犹如引线，一下子点燃了全班男生的踢球热情。 如同铆足了劲的发条，我们在足球场上尽情地释放青春的激情。有史以来，那是踢足球踢得最嗨的一次。虽然我们连业余的都算不上，虽然多数都是胡乱地踢，但那份狂热却是不输任何人的。 有时候，狂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那双心爱的回力牌运动鞋，遭遇了一节课的奔波后，鞋底和鞋面直接宣布合作结束，各奔东西！结果似乎有点尴尬 ，但雪中的快乐却永生难忘。只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类似的经历了！ 如今，远离了老屋柴灶，远离了打柴烤火的生活，暂居在城市的屋檐下，这些都成了遥远的风景，只能在记忆里找寻了！ 但每逢落雪的节令，我还是期待能有雪降临。 就像今天——小雪节，要是有雪，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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