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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叫来同是“土木系”的朱鼎卿说：“调你去汉口后，不要随便接受白崇禧的补给命令。” 朱鼎卿本是国民党军在徐州的第一补给区司令，这次调去汉口的第九补给区，属于平调，但事情却比在徐州复杂的多。 7月，朱鼎卿刚到任，就接到联勤总部的书面命令，要求他执行白崇禧的命令，不得贻误战机。可郭忏此前明明暗中叮嘱过，让不要轻易执行白崇禧的命令，因此朱鼎卿左右为难。 果然之后，只要稍有不周，白崇禧就在作战会议上指桑骂槐，甚至把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的责任也推给朱鼎卿。 熬到1949年初，朱鼎卿和白崇禧都受不了了。一天，白崇禧提出要朱鼎卿担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朱鼎卿明白，白崇禧把自己支出去当省主席，表面上是抬举了自己，其实是方便掌握补给实权。 当然，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台阶，能下快下，于是朱鼎卿就答应了。 朱鼎卿在其堂兄朱怀冰的帮助下，总算把省府的班子凑起来了。2月2日，朱鼎卿正式就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任省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 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以后，国民党在湖北的人员薪水无处可领。朱鼎卿责成财政厅长许季珂每天向汉口银行催款，但银行总是闭门不纳。迫不得已，他亲自去找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诒借到5万元，发给每个公务人员5元。 5月初，解放军向武汉挺进，朱鼎卿带了两辆卡车和必需品逃往长沙，省府机关和保安部队逃向鄂西。 随后，朱鼎卿把跑去鄂西的人员和鄂西行署人员合并，重新组织湖北省府。可是这时，朱鼎卿与驻在鄂西的宋希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宋希濂先一步退到鄂西，划几个县为绥靖分区，委派手下军长任分区司令。朱鼎卿委派的地方行政人员，便成了“空头官”。 朱鼎卿为此专门前往广州告状。结果，广州方面对他说：“不应该和宋希濂闹矛盾。” 不管闹不闹矛盾，饭总要吃饭，朱鼎卿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给两个军的正式番号。顾祝同口头答应给暂八、暂九两个军的番号，每军每月暂发给维持费5万元，先发两个月的用费，其余以后再说。 可是，朱鼎卿还没离开重庆，鄂西就解放了，他只好匆匆离开重庆赶到四川万县，收容从鄂西溃逃来的机关和部队。 在万县，朱鼎卿收到了命令，要他将省府文职人员给资就地遣散，愿随军行动的，编为第三兵团服务队。将湖北原来所有的军政名义一律撤销，改为第三兵团，辖暂八、暂九两个军，朱鼎卿任兵团司令，所辖约3万人。 朱鼎卿的部队改编为第三兵团后，奉国民党西南军政副长官孙震之命担任万县以西直至忠县的江防任务。 可是几天后，朱鼎卿再和孙震打电话联系时，孙震已不知去向了。这时重庆已解放，朱鼎卿命令各部队到梁山附近集合，向川西撤退。 可是去哪呢？去投奔顾祝同、宋希濂肯定不行，原有裂痕，到了川西仰人鼻息没意思。去投奔孙震，可是朱鼎卿部进到三台附近时，一部分人马、械弹、器材和仅存的少量经费就被孙震部队劫走了。为此，朱鼎卿大为恼火，差点儿和孙震开仗。 这时，朱鼎卿已感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他几夜没合眼，几经思考，认为还是去和解放军接洽才是上策。 于是，在12月23日，朱鼎卿在新都县召集亲信幕僚和军、师长会议，商谈今后去向。会议人员同意朱鼎卿的“不打、不跑、谋求和平”3条意见。 经过两天的准备，1949年12月25日，朱鼎卿率残部在四川新都县宣布起义。 1950年1月1日，朱鼎卿前往成都，晋见贺龙司令员。见面时，朱鼎卿说:“司令员还记得我吗?” 朱鼎卿接着说:“我在湖南桃源、漕州随您办过教导大队，也当过参谋。” 往事一提，贺龙司令员马上记起来了。当年在湖南桃源一带时，朱鼎卿来到师里，先后当过参谋和教导队队长，贺龙还多方照顾过他，让他受到不少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北伐中，朱鼎卿随部打到武汉，萌生思乡之念，不愿再随部队远征，就自行离开部队回到老家。 于是，贺龙说：“你搞得很快，又当司令，又当省主席的！” 朱鼎卿说：“很是惭愧，往事皆非呀!” 贺龙问朱鼎卿为什么不在湖北起义，朱鼎卿说：“那时候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有，也不敢向部下讲这话，部下也不敢向我讲这话。” 贺龙说：“现在也不晚，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有趣的是，起义不久，朱鼎卿就有了一次立功的机会。当时，朱鼎卿的部队正在整编，成都附近的国民党特务联系部分国民党残杂部队、土匪、地方帮会势力，发动了一次武装叛乱，还要拉起义部队一起叛乱。 当时，朱鼎卿正在石板滩，他看到叛乱分子切断了电话线，无法和驻成都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便立即组织了两个营的兵力，向叛军发起猛烈的反攻，打开了一条出路，派人急赴成都报告。成都警备司令部迅速派出两个骑兵团，和朱部一起会剿叛匪，很快平定了这场叛乱。 对于这件事，朱鼎卿后来和贺龙几次见面时，贺龙提到好几次，表扬他觉醒快，为人民立功快。 参考资料：《朱鼎卿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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