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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与后殖民主权观念的诞生 作者：Jack Basu-Mellish，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期刊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主编之一，研究兴趣包括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秩序的变迁和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 来源：Jack Basu-Mellish, “UN Resolution 1514: The Creation of a New Post-colonial Sovereign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4, No. 6, 2023, pp. 1306-1323. 导读 作为二十世纪全球国际秩序发生的重大变革，去殖民化进程（Decolonisation）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规范和实践。传统理论通常认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制度、规范和秩序是以西方为中心扩展到全世界的。然而，与其他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事件不同，去殖民化是一场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规范变革。对去殖民化进程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学界更全面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规范和实践。本文重点关注去殖民化进程对“主权”这一规范的塑造，不仅强调后殖民（Post-colonial）国家及其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对国际秩序规范的挑战和抵制，还关注他们如何试图利用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新的道德要求的基础上制定具有独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特征的新主权规范。 这种新的普遍主义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1955年万隆会议等后殖民国际主义进程中得到表达。通过推进这种新的普遍主义，后殖民世界既强烈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后殖民国家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性，又保守地要求重新巩固强有力的国家主权规范。通过更深入地探索后殖民世界对1945年后国际规范形成的复杂贡献，本文试图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权规范构建和战后国际外交史的叙述。 本文以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诚然，英国学派的不少理论观点都体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但是对其理论方法的批判性运用仍然能够为研究去殖民化进程中国际规范的变迁提供有益的视角。首先，英国学派对外交行为者和规范发展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后殖民世界的领导人在塑造国际规范方面所做的贡献提供了有效的框架。其次，英国学派“将国际社会视为由共同规范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概念敏锐捕捉了后殖民时期的时代特征，即尽管在政治上难以驾驭，但人们致力于为国际秩序制定新的规范。最后，英国学派认为，国际规范是由国际政治实践者构建的，而不是固定的结构性要素，这为研究后殖民世界政治精英如何塑造国际政治环境提供了空间。 殖民时期的国际社会：谁得到了承认？ 在1945年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要么是殖民帝国的公民，要么是被殖民的臣民。因此，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际秩序的准则和殖民主义的规范标准界定了国际社会其他规范的适用方式，例如谁拥有主权权利、谁能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以及谁能够享有外交惯例。基于种族主义的“文明的标准”的逻辑成为了殖民时期国际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文明的标准”将世界人口分为了三个等级：欧洲国家是“文明（Civilised）”的国家，他们以欧洲文明和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社会并受到国际社会规范体系的保护；“野蛮（Barbarian）”的国家包括那些抵御过欧洲殖民侵略的独立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伊朗）等等，他们被认为拥有相较于欧洲文明更“落后”的文明和政治制度，因此能够得到部分承认并被国际社会的规范部分保护；“原始（Savage）”的国家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他们被认为是未开化的人口而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通过将世界人口划分为这三个阶层，然后相应地赋予这些群体不同程度的权利和承认，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被排除在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野蛮”国家和“原始”民族由于没有获得国际社会成员的资格而无法享有任何法律保护和权利。这样的阶层划分也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提供了规范性上的正当性：由于“野蛮人”和“原始人”缺乏普遍理性，因此对这些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是必要且正当的。在二战后，后殖民国家反对和试图改变的正是这样一种种族化的“文明的标准”，因为它决定了谁能够被承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工作大部分是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完成的——作为“世界舆论”的代表，联合国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规范的制定场所。 《世界人权宣言》与后殖民世界的团结 二战结束后，确保战争和大屠杀的暴行不再发生成为了各国的共识，国际社会的规范结构也得到了彻底的重新评估。《联合国宪章》是为国际秩序确立新的规范方向的首次尝试。然而，在制定《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苏联阵营主导了话语权，广大被殖民的民族仍然没有获得正式代表席位和投票权。因此，对后殖民国家来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成为了他们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表达其对新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愿望的第一个机会。参与《宣言》起草的国家可以分为三个阵营：首先是试图将自由人权概念神圣化和普世化的西方国家；其次是试图将某些社会权利（如获得食物和住所的权利）纳入宣言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最后是后殖民国家，他们积极提倡将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被殖民状态下的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宣言》。 在广大后殖民国家中，印度发挥了领导作用。尼赫鲁认为，印度的独立是反抗殖民侵略的国际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同于欧洲国家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一种坚持世界各民族平等、自决和主权独立的国际主义。作为当时亚非世界仅有的综合国力较为强大的国家，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仍被国民党占据期间，印度成为了亚非世界反抗殖民主义的领导力量。在起草过程中，后殖民国家主张将自决权作为被殖民人民的基本人权。虽然西方国家认同有必要制定普遍原则来保护人的基本尊严和人权，但对于将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其中却设置了很大的阻力。以印度为代表的后殖民国家最终未能将殖民地自决权纳入《世界人权宣言》。 即便如此，印度及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都选择了签署《世界人权宣言》以维持自身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共同体一员的地位。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宣言》成为了后殖民国家的规范性工具，帮助他们提出真正的愿景和之前未能实现的主张。后殖民国家在起草《宣言》中的作用及他们对《宣言》的热情采纳，使得《宣言》成为了既蕴含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又代表了后殖民主义主张的文件。 万隆会议与基于国家主权原则的多元主义议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亚非拉被殖民国家实现了独立，在反抗殖民侵略和建立主权国家的同时，“新殖民主义”，即西方殖民者通过经济、文化和知识等手段持续对殖民地施加控制的方式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去殖民化进程逐渐成为了横跨国内、跨国和国际三个层面，并涵盖政治（例如不结盟运动）、经济（例如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提议）、文化（例如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新的身份概念）等多个维度的全球性运动。 在去殖民化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其内部的多元性也不断显露。为了使日益多样化的后殖民世界（包括议会民主制、社会主义制度、君主制和军政府等多样的政体）能够合作，达成政治共识的需求应运而生，以保证在推进后殖民主义政治纲领的同时管理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因此，后殖民世界制定了一种独特的，在认可国家间在意识形态、政体和文化上的不同的基础上，将主权独立、平等和互不侵犯作为最高原则的多元主义规范观。这种规范观在某种程度上是激进的，因为它试图推翻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这种规范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即加强了强大民族国家主权的现有规范。 后殖民世界的多元主义规范观起源于二十世纪初至五十年代的一系列反抗殖民压迫的国际主义运动，并在其中得到了实践和进一步发展。从1947年和1949年的新德里会议到1948年和1954年的科伦坡、1949年的茂物和1952年的北京，后殖民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在频繁的外交实践中逐渐丰富了多元主义规范观，并最终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提出了后殖民世界的政治主张。 万隆会议的成果文件《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遵循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范原则，提出“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由此，虽然民族自决权没有在《宪章》和《宣言》中被确认，但是后殖民国家利用了人权和《宪章》的规范语言来论证殖民主义违反国际规范的政治秩序的主张。利用国际体系的规范语言并坚持其特定的规范意义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这使得西方大国殖民统治的规范性基础面临崩溃。同时，这也表明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规范变迁中具有能动性，但现有研究往往因认为后殖民国家通常默许或抵制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而忽视这一点。 在万隆会议上，后殖民国家对殖民主义和反殖民斗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苏联在东欧的扩张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之一。部分与会国认为苏联在东欧国家扶持社会主义政权也是一种殖民行为。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国家的批评，会议达成的最终共识是将苏联的行为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作出区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在其反殖民斗争中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他们也希望继续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多元主义价值观在此得到了表达：后殖民国家集团更倾向于允许各国自己决定与苏联的关系，而不是限定的立场，与此同时，后殖民世界整体仍可以在反殖民问题上达成一致。除了实用主义立场外，后殖民国家希望从概念上将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与苏联的扩张行为区分开来。与会国认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是种族化的国际秩序，其认定部分种族“不适合”实现自治，因此无法在国际层面上被赋予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主权认可，而这正是后殖民国家需要推动改革的主要规范。同时，这样的认识也将西方殖民主义问题与苏联的问题区分开来：东欧国家维持着社会主义政党，但不会像被殖民国家一样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被排除在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之外。由此，种族主义成为了后殖民世界定义殖民主义的核心概念。 此外，万隆会议的与会国认为，“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是国际主权的唯一合法模式。更重要的是，自决不一定要通过议会制民主表达，而是可以通过与“人民”有某种形式的有机联系的政治团体来表达。《公报》重点提出了“摆脱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自由”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后殖民标准下主权规范的定义。这样的定义激进地挑战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国家合法性规范，即虽然自决权受到认可，但本质上说一个国家能否被承认仍然取决于西方列强的认可。因此，后殖民世界的规范要求是激进（挑战了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机制）和保守（不要求对主权权利进行激进改革）的混合体。 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的通过是去殖民化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政治事件。它由后殖民国家主导，对万隆会议精神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其以《宪章》和人权为基础对殖民主义的规范性批判，使得即便是西方殖民国家也不能再为殖民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最后，只有9个国家对该决议投弃权票:英国、法国、美国、南非联盟、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比利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实际上标志着任何将殖民统治合法化的企图的终结，推翻了主导国际社会长达一个世纪的规范。 第1514号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仿照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语言、表达和逻辑。包括“摆脱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自由”在内的核心概念都在决议中得到了保留。同时，后殖民国家的政治主张更是延伸到了“谁具有主权”的问题上。决议第七款指出要“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权利及其领土完整”。在这种理解下，那些仍然被帝国主义列强殖民统治的人民已经作为“人民”拥有主权，而持续的殖民统治则侵犯了他们的主权。最后，《公报》和第1514号决议逆转了传统的人权理论逻辑。第1514号决议指出：“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与此对应的，《公报》提出：“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是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理解下，自决权是人民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固有权利，从这种自由中延伸出一个不受外部干涉的国家，而人权及其他公共产品则在由人民自己决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这种理解将《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个体化理解转向了更多元化的方向，并实现了这些权利从个人到“人民”群体的集体化。 第1514号决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殖民主义的规范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它是去殖民化进程所推动的规范变革的高潮，将主权的合法持有者从符合“文明的标准”的种族化的人转变为了不同“人民”群体的代表。这种规范变革了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由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然而，它也不是对此前实践的完全推翻：后殖民国家要求改变关于“谁被接受为主权拥有者”的观念，但不要求改变关于“主权对新加入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的观念。 结语 通过研究后殖民国家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对国际规范的批判和发展，本文挑战了关于现代国际秩序中主权规范形成的传统观点。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去殖民化之前，国际秩序中的主权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实践。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恰恰是后殖民国家开始支持和进一步发展主权规范。二战结束后，广大亚非国家认识到了在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意识形态和文明文化背景迥异的后殖民国家共同努力，制定了一个合作框架，即一种多元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后殖民国家得以求同存异，在反殖民斗争中发出一致的声音，并通过万隆会议和联合国等平台推动基于多元主义的主权观念的制度化。 词汇积累 后殖民 Post-colonial 多元主义 Pluralism 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 万隆会议 Bandung Conference 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 Alien Subjugation,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译者：吴文博，国政学人编译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硕士生。 校对 | 杨奕萌 张学玉 审核 | 李 源 排版 | 刘雪莹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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