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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秋作者老当益壮攀登黄山。 1965年9月我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读，1970年8月离开上海，离开母校。我们这一代是共和国“一代特殊的大学生”，但求学五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01 难忘复旦 难忘1965年9月1日开学的那一天，千余名新生佩戴白底红字的校徽进入“登辉堂”，济济一堂。主席台上，党委书记杨西光和校长陈望道等校领导的尊尊教导，同学们个个青春洋溢。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学校生活呈现在我的面前。时至今日，有些往事仍经历记忆犹新。 一次重要的座谈会。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历史剧】）。 6月份的一天，指导员陈文灿通知我“今天下午到党委办公室参加会议”，什么内容他没说。 我问“需要做什么准备？” 陈老师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提醒我“不得外传！” 当天午饭后，我带着笔记本和钢笔，一阵小跑来到位于校园西侧的校党委办公楼。党办主任季宝卿站在楼下，核对学生证后有人带我上二楼进入一间北向约20平米的会议室。10余人先后就座，其中有64级经济系的张瑛(曾任合肥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65级新闻系谭启泰、历史系陶增衍老师。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市委候补书记、校党委书记杨西光，中等身材，脸庞消瘦，身着白衬衫，外套浅色淡蓝中山装。他逐一问询参会师生的姓名和系别，引入座谈会的主题：师生对批判【历史剧】的思想反映。 参会的都表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大批判斗争。我拘谨怯场且无准备，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有人小声说“书记曾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 座谈会结束后，第二天我向指导员报告座谈会经过。 几天后，学校安排车辆送参会师生去延安西路市委礼堂听重要报告。听姚文元报告介绍【历史剧】为什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政治背景，三、四百人的会场气氛压抑。
1967年冬文革初期作者在复旦校门口留影。 联想入学不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隐约感觉到“上面有大事”，极度震撼。压根没有预料这场【历史剧】大批判是一场来势汹汹，“决定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阶级斗争”。 陈老师“透底”校党委的意图，抽调一些文科师生组成大批判写作小组，引导全校的运动方向。记得写作小组成员在一起学习过一次，以后销声匿迹，这段暂短的经历曾记录在日记里。 安排我去参加此次重要的座谈会，自己揣摩原因有三：出身好，“政治可靠”，父母亲是上海的“南下干部”；学习态度好，一年级上学期末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考试得满分，老师安排我在全班学习小结会上宣读试卷；我和经济系、国际政治系的8位同学开设德语课，计划五年后从中选拔同学进世界经济研究所深造，我意识到自己是“培养对象”。 1967年11月，文革运动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转向“炮轰党委”。父亲母亲在单位“靠边站”，为避免“不测”，我将日记销毁，非常可惜！ 和蔼可亲的老师 印象深刻的是中共党史课的政治系王邦佐老师，肤色白净，儒雅斯文，八十年代他曾是 的导师。政治经济学的伍柏龄老师是宁波人，浓重的宁波普通话格外亲切。外国经济史是夏炎德教授自编的油印教材，上课时经济专业英语名词的发音脱口而出，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会计学是张修山教授，原安徽大学经济系主任，一口苏北话。
1988年秋冬之际复旦经济学院办公楼（现为校纪念馆）作者（右）与陈文灿老师合影。 老师们治学严谨，关爱学生细致可亲，指点我们选读“经典著作”的方法，怎样做课外阅读笔记和学习卡片，指导学会书写学习心得。 1985年和1995年我两次参加经济学院的“返校纪念”活动，重新回到老师们身边，兴奋喜悦。当年授课的张熏华教授、伍柏龄教授、洪元朋教授、指导员陈文灿教授，精神奕奕，风采依旧。他们关切询问我的工作情况，鼓励我不断进步。 复旦的学习氛围，图书馆阅览室可见一斑。每天晚饭后，同学们带着书本和笔记本离开寝室，去校门西侧的图书馆的一楼，约300平米的大阅览室里鸦雀无声。悄悄地“抢”好位子，坐定后按照今天老师布置课外阅读章节的提示，在书架中寻找书籍。也常上二楼图书馆抽卡片借阅资料。文革初期，只要图书馆开门，我必“泡”在阅览室。喜爱复旦的这种区别于中学时代的读书氛围，哪怕坐在那里翻阅各种杂书。
1995年返校日作者（左）与张薰华教授、伍柏麟教授合影。 学生宿舍7号楼三楼305寝室，如同温暖如春的小家庭。7位同学亲密无间、踌躇满志，每天交流上课的感受，相互指点介绍诀窍。每周六晚返家前，我将“小饭卡”递给来自江西农村的同学，他老是抱怨“肚皮饿”。 1966年冬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学校“红卫兵大队部”垮台，我被列入“站错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个别同学传言“他是修正主义苗子”，整日寡言少语，小心翼翼。 文革浩劫严重撕裂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纯真的友情。1970年8月毕业之际，经济系53位同学和老师居然没有拍摄集体合影照，现在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难以理解53年前我们所经历的。 军垦农场河边与同学的一席谈话 1970年8月，69、70两届来安徽的毕业生被分配至安徽省军区6376部队六安鲍兴农场，“苦其筋骨、劳其心志”。298人分为15和16分队两个连队，之间相隔约5里，各有400亩双季稻农田。
2019年作者（右三）与部分安徽鲍兴农场的上海校友同学聚会。 来农场的第二天，解放军连队指导员宣布我担任15分队三排12班长，没几天当副排长（排长是现役排级军官）。学校“站错队”的“走资派”儿子，确有为难之处。指导员说，你父亲迟早会“解放”，大胆去干吧！ 三排近38人分为四个班，分别来自中文系、经济系、数学系和外文系。副排长是排长与同学之间的纽带，职责是“团结同学，改造思想，执行纪律，完成任务”。“革命大熔炉”使我解脱了压抑和苦恼，释放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履行副排长职责，不能不妥善处理和学校“造反派”同学的关系。12班某同学是学校班级的“勤务组”组长，文革前是班学习委员。因为同我“路线斗争”，与他隔阂较深，现在吃住一栋大房间里，见面都挺别扭。 解决“疙瘩”该我主动，因为我是“干部”。一天晚饭后我约他到河边走走，问及他家里情况，直截了当地说：“从今天起我们一切重新开始，象刚入学时那样，坦诚相待。过去学校恩恩怨怨的那些事不用放在心上，我保证不打击报复，但你要支持我的工作。”
2018年10月作者重返6376部队鲍兴农场（营部稻场）。 没有预料我的真诚，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但肯定感觉到我的宽容。经过20多分钟的交流，互相之间猜忌和积怨荡然无存。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谁对、谁错、谁能说清楚？主动不计前嫌修补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和稀泥”。 后来1985年后我任合肥市分行行长，农场的那位同学在安徽白湖农场中学任教，他每年都来合肥参加全省高考语文试卷的阅评。我先后帮助他落实俩个孩子大专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一个在工行，一个在中行，一再谢绝收取他任何礼品。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为什么不早些去看望李同学 七十年代，由于通讯不便，校友之间横向交往少。1979年,第一次去皖南屯溪出差，顺便打听分配在太平区的李××下落，被告知“几年前已病世”。 李同学与我是一个班同寝室，农场又同屋，在校因患肝炎住院，被分配在区下属小镇学校任教。爱人日记中的“反动言论”泄露后被“隔离审查”，他整日精神抑郁，致使肝病复发不幸去世。不到30岁就这么走了，我深深责备自己，身在省会，为什么不能早些关心他？ 打那以后，经常借出差机会“公私兼顾”，看望全国各地30余位同学。他们分布在厦门、福州、深圳、广州、昆明、武汉、济南、杭州、宁波、南昌、株洲、南京、淮安、蚌埠等地。 2007年后，运用手机微信功能，我组建“经济系0565群”和“复旦鲍兴农场群”。“聊天群”里，有的介绍个人的坎坷经历，有的回忆学校和军垦农场那些往事，有的传递老师和校友的信息，还有的三言两语相互问候，“聊天群”是大家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园地。 2006年去重庆开会，专程去抗战时期的北碚复旦旧址参观。2018年秋，曾组织居住合肥的11位校友重返六安鲍兴农场，那片土地留下复旦学子青春的艰辛付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02 心系母校 复旦是我们的“故乡”，是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几十年来校友和母校的情感始终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服务母校，天经地义。
2005年9月，作者回母校参加“复旦百年校庆”在陈望道先生像前留影纪念。 捐赠复旦文物 汪海曾经是我的下属，九十年代调到重庆某商业银行，是著名的收藏家。十几年前，他收集的几张抗战期间校友资助北碚复旦建校的银行转账原始凭证赠送予我。 两年前我决定将这些文物转赠给母校，通过复旦外联处和档案馆联系，档案馆黄岸青主任说“这些文物填补了北碚复旦时期的文物空白”。 2023年6月8日，复旦大学档案捐赠仪式隆重举行。文物捐赠人有原校长王生洪、原校长谢希德之子、原上医大院长颜福庆之孙、谭家帧院士侄孙、中科院士陈恕行、吴晓辉院士之子、中国科学院研究院、老校友杨思泽、袁皓等14人。
2023年6月复旦文物档案捐赠仪式，作者与原校长王生洪（右）合影。 我和汪海共同捐赠“银行原始凭证”中有“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支票，上面分别盖有印章，他们是著名爱国者、实业家、老校友孙越崎；复旦大学1939级校友、北碚复旦大学支部委员凌志彬；有著名学者、教育家，抗战时期曾任中文系教授的张默声。8张转账票据从另一侧面呈现了复旦校友在北碚时期的时代印记。 孙越琦老先生的“支票”更显珍贵。老先生1913年进入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1916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抗战期间在四川创办了四个煤矿公司。解放后曾任国家矿业部副部长、民革副主席，是我国工矿业的泰斗和能源工业奠基人。他还是复旦北京校友会首届会长，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2011年，兰州第十二届世联会期间，我有幸与孙越崎老先生的女儿及女婿会面叙谈。
2023年6月8日文物档案捐赠仪式，金力校长向作者颁发证书。 金力校长逐一为捐赠人颁发“捐赠证书”、拍照留影，发表即席讲话。他高度肯定了捐赠人积极向学校捐赠档案资料、为学校留下珍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善举，捐赠者的复旦精神和心系母校、不计功利的家国精神将永远地传承下去。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向6位老师（档案征集员）颁发聘书。我为自己做了一件对母校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深感自豪。 承办第十一届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 2007年3月,我退休从广州回到合肥。校友会老会长、省社科院院长徐则浩要求我接任复旦安徽校友会会长，没有可能推辞。 2007年9月，参加南昌举办的复旦大学第十届世界校友联谊会,我代表安徽作申办发言，全球40多个分会全票赞同。承办十一届世联谊会，极大推动安徽校友会的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首先，稳妥地完成安徽“复旦”和“上医大”俩会合并。我提出合并“平等、对接、续任”三原则，在复旦校友常务理事会通过。双方是平等的校友会组织，各自原有的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整体合并为一体，一个不少。为方便与母校外联处衔接，新组建的安徽校友会会长和秘书长由复旦方担任。“三原则”合理合情，有利于加强与上医大校友会联系，有利于世联会的筹备运作。
1988年复旦合肥校友会成立大会，五位经济系同学合影（中立者为本文作者袁皓）。 我数次和安徽上医大会长、秘书长联系，并登门拜访。介绍南昌世联会的主要内容和精神，解释“合并”的意义和原则、步骤和计划安排，上医大校友会的同志完全同意。 不久，双方校友会“领导班子”坐在一起，筹备的相关事宜达成共识，形成会议纪要。2008年第四季度，新的安徽校友会领导班子顺利组建，2009年春节前夕，第一次召开两校会员大会，世联会筹备工作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然后，确定安徽芜湖市和安徽校友会共同承办。芜湖市长杨敬农是复旦校友，曾在省商业厅工作，一贯热心校友会工作。市委书记说“复旦世联会定在芜湖，全力支持”。
2009年复旦世联会新闻发布会（右1作者袁皓、右2副校长许征）。 市府组成专门的行政接待班子，由政府副秘书长牵头，抽调人员，安排合肥、南京机场和车站的接送等事宜，从教委和团市委组织志愿者参与会议服务。市政府鼎力合作，密切协调，筹办工作效率极高。 再有，落实赞助单位。五位有经济实力的校友志愿资助180万，芜湖市政府和复旦外联处补助一部分，办会费用单设银行账户，专款专用。 复旦外联处负责人数次来合肥、芜湖具体指导，芜湖市长和安徽校友会负责人一起返校，向校领导汇报筹备工作，召开师生座谈会，介绍芜湖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与复旦科技处衔接各方面合作项目。筹备工作千头万绪却紧张有序。 确定十一届世联会以“名校名称、自主创新”为主题，突出“校地合作”的办会理念。复旦大学、安徽校友会、芜湖市三方成立筹备联合领导小组，复旦科技处和芜湖科技局负责具体协调。 三方商定：设立复旦大学技术转让中心芜湖分中心; 选择芜湖为复旦毕业生实习实训基地；复旦参与芜湖人才培养、干部培训；复旦定期参与市教育系统教师培训和讲座；复旦高层次人才在芜湖挂职锻炼; 芜湖二院与上海中山医院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中山医院专家定期在芜湖举办医学论坛和干部保健讲座；芜湖经济开发区、芜湖奇瑞汽车公司、明远电力制造公司等企业与复旦签署五个项目合作协议。 上述合作项目的具体程序，在世联会召开之前已基本完成。“校地合作”是十一届世联会筹备阶段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联会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芜湖世联会的鲜明特点。 2009年9月20日，复旦大学第十一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在芜湖弋江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安徽省和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领导、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副校长陈晓漫、副校长许征、前校长王生洪、原党委副书记彭裕文、上海科学院院长王荣华、芜湖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到场祝贺。6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校友会900多人参加盛会。安徽校友会长袁皓主持开幕式。
2009年9月安徽芜湖市召开的复旦第十一届世联会开幕式。 世联会的“自主创新高峰论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石磊、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复星集团副董事长梁信军、奇瑞公司副总经理、泛海集团副总裁作演讲。“区域发展战略论坛”上，复旦与芜湖市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海内外各校友会代表交流座谈会上，原校长王生洪、校长杨玉良分别讲话。 9月22日晚大会结束后，复旦外联处负责人称此次大会“参会人员最多，盛况规模空前，合作成果斐然”。
2018年中国科大校长、老校友包信和(右二）参加安徽校友会年会和作者握手交谈。 2009年6月，应邀参加北京校友会第一届“复旦校友文化建设研讨会”。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老校友李岚清亲切会见各地与会校友，发表重要讲话，校党委秦绍德书记致辞。我在会上汇报复旦十一届世联会筹备工作情况，撰写的论文编入北大校友会专辑《日月光华旦复旦》。  03 实践校训 复旦五年，使我知道什么是母校的传统和精神，也领略在社会大变革的“惊涛骇浪”中复旦人对信仰矢志不渝信仰坚守，对国家和人民一以贯之的忠诚。 1972年1月，我忐忑不安地走入合肥市人民银行，一度因专业理论底蕴“先天不足”、“天生缺钙”而自卑，也因“命运对我不公”而迷茫。银行这样的业务单位，没有专业能力是站不住脚的，逃避客观环境不可能，怨天尤人不管用，应该从头开始，从改变自己开始。想清楚所处的客观现实。 实践校训，激励不断进取 校训集中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复旦人的信仰。“博学而笃志”——广泛学习，追求知识，坚定方向，服务社会；“切问而近思”——要思考问题，理论付诸实践和运用。在时代动荡变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坚定目标，努力奋斗，改造自己，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们的人。 “知识就是力量”，干什么学什么，把过去损失的时间“抢”回来。七十年代中期，曾用两年时间，我锲而不舍地“囫囵吞枣”，死啃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相关经典著作。书店里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各种书籍种类逐渐增多，下班后常去逛逛，见好就出手。白天工作繁忙，晚上坚持自觉学原著、写读书笔记，10点后方罢休，几乎天天如此。 学以致用，立竿见影。1975年上半年，全国开展学习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八级工资制”的最新指示。我是银行宣传干事和理论学习辅导员，必须首先讲清楚“最高指示”涉及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翻阅马克思《资本论》有关章节，复习《政治经济学》教材。宣讲稿从产品和商品的区别、商品的两重性、商品价值实现、货币的产生、货币到资本、剩余价值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演变，说明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流通、消费、储藏各环节可能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弊端”。 辅导课引经据典、联系企业经济活动，有别于当时一般“套路”的宣讲提要，受到领导和基层干部的好评。我将宣讲稿整理成论文“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交换”，经报社编辑帮助修改后，于1975年4月23日《安徽日报》半个版面全文刊登，在全行和安徽金融界引起关注。论文对学习“最高指示”具有较好的解读作用。但现在看来，文中“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是“硬伤”，不可避免，特定历史局限使然。 1979年至1982年，我担任银行教育副科长（主持工作），兼授课《政治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根据银行三个层次不同岗位、不同职责、不同内容，设置银行全员职业教育规划。总结新学员岗前培训、基层业务骨干短训、银行中专和大专在职学历教育（省市教委批准）的成功经验，撰写论文“关于银行职业教育规律性认识”刊登在国家级刊物《金融研究》。 三年中，我的金融论文在省级党报和国家级刊物刊登，给予我更大的学习热情。任职宣传干事和教育副科长，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我还自学大学金融本科的基本教材，研读孙冶方、许涤新、蒋学模、许禾等著名学者的专著。了解我国宏观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企业管理、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使我更深一步理解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金融改革重大决策。 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利用机关工作空闲，主动去各业务处室“串门拜师”。我定期在基层对外营业网点，坐柜台当班操作，了解银行会计、储蓄、出纳业务的基本制度和业务流程。 我还跟银行信贷员一起去工厂、商店，实地了解银行贷款的“三查”制度，学习工商企业财务收支分析方法，银行流动资金管理特点。以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观察微观经济生活，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与企业相互关系的变化。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我先后被聘合肥市委党校、省委党校、安徽大学兼职教员。兼职安徽大学金融大专班学制教学，授课一学期8次、24个课时。我还在省委党校举办大讲座，全校轮训班学员和大专、本科学生300余人听课。 多年来，我在各级报纸、刊物刊登的通讯、专业论文、调查报告、政策探讨、考察报告50余篇，30余万字，其中入选国家级、省级专业刊物35篇。这些文稿源于亲力而为，没有秘书代笔。 04 不负母校 1983年，中央要求各级各地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市人民银行仅有两名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我被选中，从教育科副科长越级提拔为副行长（副处级），时年36岁，可能是“名牌”学历，被人“高看一眼”。 一年后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设，我任合肥市工行行长兼党组书记。1987年被聘任中级经济师，1991年被聘任为高级经济师，复旦文凭是评定条件中的“硬扛子”。 合肥分行是省会行下属70多网点，1700多员工，资产规模和年利润占全省五分之一，像模像样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作为党政一把手责任重大。要视野开阔，勇于担当，将国家金融改革政策和上级工作部署，落实到解决本单位影响管理经营全局的棘手难题。 “我是复旦出来的，理应干地比别人好！”这种荣誉感是一种追求进步的精神，也是一股特殊的力量。它激励我排除困难，砥砺前行。1988年后的四年中，为适应金融市场激烈竞争，推行四项改革。 第一项是将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的“培养、考核、选拔、使用”全过程 1989年在全省工行系统首先试行公开招聘市分行副行长。经过“志愿报名、公开演讲、业务考试、群众打分、组织考察，党委研究，上级批准”等程序，任命中标人为市行副行长。然后在竞选落选者中挑选日常担任下属支行副行长，充实一线领导班子。公开竞聘不仅为有理想、有能力的青年员工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而且有效地引导基层职工更新观念，主动参与银行改革发展进程。 第二项是“伤筋动骨”，改革贷款管理模式 变多年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信贷业务，由市行“一级管理”为“市分行、区支行两级管理”模式（即部分贷款业务管理经营下放到各城区支行)。 此项改革涉及贷款管理方式变化，多数信贷员要离开机关到各区上班；涉及重新调整全行上下的资金管理、贷款和存款指标考核、各支行经营财务的考核指标调整；涉及许多员工收入的升降。决策一旦出台，绝不犹豫执行到底。几个月后考核数据说明，全行上下的服务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大幅度提高。城区各支行变为“相对独立”经营实体，业务开拓和存款竞争的主动性得以增强，资金运营渐趋合理，经营活力日益增强。 第三项是建立“稳定对公存款增长工作机制” 1988年下半年，全国各专业银行普遍出现“支付危机”（银行压票），主要原因是储蓄存款下降。总行领导在合肥调研时提出建立“银行对公存款稳定增长机制”这个重大的新课题。我认为，银行资金来源（负债）的结构，银行各项存款中对公（公司和单位）存款占60%以上。其比重大、成本低、投入少、稳定性强，左右银行经营效益。其集聚方式、经营策略和管理手段与储蓄存款大不一样。合肥在全国工行系统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公存款是银行的“生存之本、经营之本、效益之本”。经过几个月探索，初步总结制定一整套对公存款管理办法，得到省行和总行的关注。 总行肯定了合肥的实践经验，要求非计划单列行的合肥参加1990年11月在桂林召开的“全国重点行对公存款座谈会”。会议中我作重点发言，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立“对公存款工作机制”思路和途径。即银行从总行到县支行的纵向四级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联动优势；各级工行内部各相关业务部门多层次的横向协调，形成有效的内部资金网络信息监控、统计和预警职能；各级对公存款队伍建设；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新型存款考核体系；落实各级行长“包干联系大户制”。当然，合肥的实例和经验仍尚有缺陷，但至少它是工行系统第一份较系统完整的“答卷”。 第四项，建立考核各项存款的核心指标 1993年我已经在省行任职。那年春节刚过，我去阜阳下属的5个县调研地市行存款工作。各行与去年相比，存款余额增长，均完成考核指标，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和员工皆大欢喜。 引起我警觉的是，当地“工农中建”的“同业存款”总额中，工行余额占比和同期新增额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反映同业竞争中其他专业银行的存款发展态势中工行的差距。根子在于广泛存在于基层“工行老大”，满足现状的错误认识。 1993年初，在全省地市行长工作会议上，我明确提出省行应建立“同业占比”为核心指标统计和考核体系，突出“余额、增长额在本地各行总额中的占比”指标，激发忧患意识和竞争观念，压实基层银行经营压力和责任。 1994年末，总行在广东佛山召开全国存款工作会议，我介绍安徽的考核存款“同业占比”的意义及具体措施，赢得了各省行对安徽行做法的认可和尊重。从1995年起总行第一次将各项存款的“同业占比”考核办法以文件下达各省市执行。
2023年10月作者在云南省腾冲热海景区。 蓦然回首。三十五年的金融职业生涯里，从办事员、干事、科长到行长、局长，成长为有较高管理决策水平和驾驭全局能力的银行高级管理者。伴随着国家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伟大改革，我参与了工商银行从专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化的变革全过程，有收获也有失误，有喜悦也有磨难。感慨万千，无悔此生。 感恩改革开放！感恩组织信任！感恩母校复旦！ 袁皓 2023年11月于合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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