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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体的本体有不同的内涵，它受制于不同文体各自存在的独立特征。散文是最能体现作家独立生存的一种文体，它最宜于展示作家的心理品格、文化品格、哲学品格和审美品格，作家的喜怒哀乐，作家的人性、人情常常在散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散文也是一种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变、结构灵活、手法多样的文学体裁。 （一）散文文体的性质：真情实意 散文的品格是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散文。散文最打动人心的是它的真实，最难写的也在于它的真实。真实包括客体真实和主体真实。 1.就客体真实来看，散文是一种非虚构性的文体。 小说、戏剧是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用虚构的艺术手法编故事。它们虽然以生活真实为依据，但更多的是加工、提炼、集中、概括，作者应该做超生活的艺术提炼和重组。散文只能对生活材料做恰当的选择、调度、剪接，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无论是写自身还是写他人，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讲究“真实”。散文作者只能选择，不能虚构；只能浓缩，不能臆造。小说、戏剧偏重于再现，散文也具有再现性的文体范式特征，但小说、戏剧的再现可以是虚构的，散文的再现必须是真实的，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如果为创作散文而伪造事实，这样创作出来的散文只能叫“伪散文”。诗歌偏重于表现，散文也具有表现性的文本审美特征，但诗歌的表现具有概括性和变形性，散文的表现是写实的。 真实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是虚构的“真实”。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也提出了“写真实”的原则，但其实质是虚假的真实，把一些夸饰的东西硬说成是真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巴金才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和提倡“说真话”的散文观念扭转了这一现象，掀起了新时期散文审美观念的第一次变革，恢复了散文敢于说实话，敢于哭泣，敢于痛快淋漓宣泄的品格。 2.就主体真实来看，散文必须表现作者的真情，散文是作者个性化、主观化的情志结合，散文应凸显作者的个性。 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要求作者逼真地、直接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文本将失去作者的个性。并不是所有的生活形象都能转化为文学创作对象，进入作家创作视野的生活对象都是经过创作主体主观体验过滤和加工的，带上了创作主体鲜明的个性色彩，都是以主体精神的自我人格为基础的。有什么样的作者个性，就有什么样的文本个性。众多创作主体的个性构成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文本世界。然而，小说、戏剧的作者面目隐藏在故事后面，诗歌虽然也较为直接地倾吐感情，但诗歌可以凭借音韵格律等外在形式饰掩真实的作者，散文比其他三种文体更倾向于追求无技巧的技巧，所以散文是最无法遮掩作者本色之相的艺术，它不可能借助外在形式遮掩作者自己，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作者。作者的彷徨不定、喜怒哀乐、哲思情怀，乃至于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事情都一一裸露出来。假如把读诗比作雾里看花，品读散文则如丽日蓝天下观山赏水，一清二楚，真相大白。 散文中常常有一个第一人称“我”。这个“我”或者是抒情、叙事的主要承担者（如《听听那冷雨》中的“我”），或者是抒情叙事中的配角（如《怀念萧珊》中的“我”），或者仅仅是抒情、叙事中的一个目击者（如《挥手之间》），不论“我”处于文本中的什么位置，这个“我”基本上等于作者自己。“千万注意坦率地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内心图景，千万别将内心封闭起来假装崇高，否则是无法让读者相信作者真正是崇高的”，“虚假是散文的大敌！雕琢和造作会使散文受到致命的损伤”[1]。 散文之所以难写，就是因为作者要有大胆暴露自己真情实感的勇气。高尔基认为，散文比诗难写;泰戈尔也感到写诗是一种快乐，写散文就是痛苦;冰心认为，能够把散文写得动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切出于真挚和至诚，不带有虚假性的“矫情”。作家既是表现者，又是被表现者，是这样创作着，也是这样生活着。巴金认为，他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都有他自己。从《随想录》中，我们看到一个自我忏悔、自我批判、崇尚质朴、师法自然的睿智老人。鲁迅说：“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见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2]鲁迅又说，他写杂文“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3]。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站在沙漠上，看着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4]的勇士。从鲁迅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向着“无物之阵”依然举起投枪的“精神战士”，这个战士有苦闷、有彷徨，但坚毅、执着，即使前面是坟墓，是死亡，也要迎着死亡并穿透死亡坦然走去，生命朝向决不改变。这个战士勇敢地面对恫吓、流言、围剿，拒绝一切怜悯、布施、劝说，不计成败得失，更不半途落荒而逃。 客体真实和主体真实结合在一起形成散文情境的真实。所谓“境”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事、景、物、理的具象，所谓“情”是指作家接触“境”所激发的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境”具有成为创作对象的无限的可能性，但要真正进入作家的视野，必须与创作者的“情”趣相投，经过“情”的浸染和孕育，才能化入作品。“情”与“境”的“遇合”不是散文家内在心灵世界与外在描写世界的简单相加，更不是机械缝合，而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时代与“我性”之间，外在与内在之间进行的充满矛盾与智慧的痛苦的交谈。只有“境”的真实或者只有“情”的真实都是不完整的真实。散文情境与现实生活的直接性和写实性，与作家的主观化和个性化因素紧密相连，使得散文成为最能体现鲜明个性的文学文体。情境的个性化和真实性是散文文体的第一天性。 （二）散文文体的构成：情的世界 散文表现外在世界，但只有外在世界被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性因素纳入、同化，被融为同质的精神旨趣时，才能成为作品观照与表现的对象。一切文学创作都是作家对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同化于内心的一个审美过程。但在叙事类文学创作中，“主体被对象所淹没”，在抒情类文学创作中，“主体不但把对象包含在自身中，溶解它，渗透它，并且还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吐露出那些和对象发生冲突时所激起的感受”[5]，叙事类作品创作主体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而散文的创作主体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对世界的拥抱，也就是对“完整的情绪世界底拥抱”[6]。散文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散文注重作者内心情感的锤炼，往往在逼真的情景里引起读者情绪的波动，因而散文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散文作家内心涌动着情感的潮流，是敏感的心灵与瞬息万变的现实人生交相呼应的人情人性的流动，是优美文字与优美情感的恰切融合。散文的笔调往往充溢着一种浓重的情韵，情韵能让读者心中生起丰富的感受，从而使读者爱上散文。巴金曾说：“我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情感。”“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作者的心。”[7]他的《随想录》更是奔泻着热烈的情感。《怀念萧珊》打动读者的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淌而出的爱妻之情，对妻子的这份情感是如此的诚挚、深沉，也有沉重的苦难。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和妻子的那份情感天长地久，达于永恒。 小说、戏剧、影视也可以抒情，但小说创作者、戏剧创作者、影视创作者比较多的是依托人物、事件、环境等来间接抒情。散文创作者更多的是直抒胸臆。诗歌也抒情，但诗人是借高度概括的甚至是变形的意象来抒情，散文创作者则依托真实形象，依托事件和景物来抒情。 （三）散文文体的传达：“散” 散文的“散”体现在两个方面：题材的宽泛和写法的自由。 1.题材：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散文最容易将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文学艺术。与小说、诗歌相比，艺术选材的限制被淡化了。散文的题材没有一定之规，材料是无限的，凡是被散文创作者感受和体验过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事、景、物、理都能成为散文的写作题材，它可以是现实，也可以是历史；可以是现在进行时，也可以是过去完成时。它既贯通古今，又融合中外，时间不分古今，空间不分中外，分量不分大小。既可以记录风土人情，也可以描摹自然风景；既可以模拟宇宙万象，也可以深入内心幽微深渺的意识和无意识中;既可以咏叹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动植物世界，也可以描叙、抒发作者思想精神求索的心路历程;既可以抒写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也可以写家庭琐事、凡人俗事。上入天，下入地，思绪荡漾，神驰物外。自然万物、各色人等、中外古今、家事、国事、天下事……皆可进入散文的视阈。散文取材的广泛性是小说、戏剧、诗歌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散文题材的“家常性”、“随意性”和“自由性”，有效地拉近了生活与文学的距离，天然的优势使散文得天独厚地拥有最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 2.写法：无法之法的自由书写 散文的创作既简单又复杂。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散文是最缺少规范，最可以随意创作的一种文体。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没有规范，也就难于把握。散文是一种无法之法的自由书写，散文的格式就是没有格式。鲁迅认为，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即使有破绽也无妨。 散文的结构多样，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可长可短，可聚可散，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散文的表现手法多样，能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多种表达方式皆可使用。可以借鉴小说的细节、情景、肖像、情节描写，也可以借鉴话剧的人物对话，还可以借鉴诗歌的意象、意境、旋律、节奏。铺叙伸展，描摹刻画，抒情议论，散文无所不用。 散文绝无创作规则，它在作家的创作中逐渐被创造，并且将永远被创造。 自由的文体形式，决定了散文不可能被内在模式化，否则有悖于散文的自由精神。一旦某种形式被作为模式固定为散文创作的模本，散文就将失去它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杨朔散文模式”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将“形散而神不散”作为散文创作的一个原则也违背了散文的自由精神。 [1] 《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本文节选自邓利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文本细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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