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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一个事实是：大明王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所有人都活得非常别扭。从皇帝到大臣，从宗亲国戚到平头老百姓，每个人都被无所不在的枷锁紧紧固定在一个坚实的框架上，而设计这个框架的人，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今天的视角看过去，朱元璋无疑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军事家。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朱元璋起自微末，除了军队生活，他的记忆中就只剩下农村生活的艰辛经历，这种痛苦的回忆即使是坐上了九五至尊的位置，对构成统治阶层的地主官僚，对于组成经济主体的商人，都带有一种耿耿于怀的仇恨。虽然取得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即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朱元璋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他本身处于统治阶级，但他又曾经极其痛恨地主阶级，他所设计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刻薄，猜忌和死板的政治体系，但朱元璋非常自负，他认为只要他的子孙按照他所指定的条条框框执行下去，就能坐享其成，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上一个有这种想法的皇帝还是远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秦始皇。明朝官员俸禄很低，导致清官难做。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的时候，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一个前贫民对官僚阶层下意识里的报复欲望，朱元璋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举个例子：海瑞是明朝标杆式的清官形象，1587年，任南京右都御史的海瑞去世，他的好友王用汲给他发丧，堂堂一个副部级干部，身后积蓄只有禄金十几两，几匹布，尚且不够治丧的费用。朱元璋对贪污深恶痛绝，打击力度很大，但在明朝，做清官的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快。另一个相反的例子：严嵩倒台后抄家，折合成银子达到一千余万两，而当时明朝一年的税赋收入才不到两千万两，这样一对比，简直是个巨大的讽刺。虽然朱元璋凭借着绝对的武力得到天下，但那种从小生活在底层，艰辛度日的经历，让他内心总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的外在表现就是对身边人的不信任。朱元璋与刘邦不一样，在开国皇帝里面，虽然朱刘二人都是从底层起家，但刘邦属于非正常逻辑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刘邦就是个“街溜子”。在刘邦心里，等级观念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是以一种混世魔王地头蛇的形象嬉笑怒骂，脸厚心黑走到了权力巅峰。而朱元璋是一个正常逻辑的人，在他心里，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很重，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虽然屁股已经坐在皇帝宝座上，但总有一种得位不正的自卑感，就像他自己说：本来只是想拦路打劫，没想到弄假成真。自卑感让朱元璋变得猜忌，总担心有人跟他抢权力。在明朝初建，是有丞相职位的。在封建王朝，丞相的地位非常微妙，他就像一个扁担，一头挑着皇室，一头挑着百官，他既要代表皇室的利益，又要考虑天下黎民的福祉。他需要运用自己的业务能力和人际调节来平衡皇室与官僚系统，政府系统的利益，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但朱元璋总是担心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削弱，直接取消了丞相的职位，使得皇帝与官僚系统直面冲突不变，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之争，便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万历皇帝后期二十年不上朝，用怠工的方式来逃避这种直面冲突。朱元璋还设立了一些特务机构来监视百官，锦衣卫，东厂让这一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在宋朝，有两个默契很重要：第一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让士大夫成为既得利益者，这样整个社会的根基是稳定的。第二是刑不上大夫，让读书人有足够的尊严。但朱元璋则视整个官僚系统为自己的奴仆和潜在的敌人，这种骨子里的自卑导致的猜忌让明朝的文官如履薄冰。相比于文官，武官的地位更低。明朝官场，文官节制武官，一个地区的总督，即武官的一把手，必须由文人担任。而且皇帝常常派一些太监做监军，导致武官地位极低，即使如戚继光，余大猷这样的边疆大帅，生杀予夺，都在瞬息之间。朱元璋在元朝末年，当过和尚，最后成了流民。所以他深知流民的危害，那些贩夫走卒，没了土地的农民，找不到生机的手工业者，乱世中一旦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离开家乡，啸聚山林，拿起刀棒就成了悍匪，毕竟他就是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这些人严重的破坏了当朝的基层社会结构体系。所以朱元璋在户籍制度上下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他规定了一些职业划分，这些划分都是世袭的，军户的后代也是军户，农户的后代就老实种地，军户后代就从医，匠户的后代就老老实实的当个泥瓦匠。比如我们熟知的戚继光，高拱，张居正都是军户出身，只是后两位实在是天纵英才，学习好，走上了仕途。除了有固定的职业，朱元璋还限制人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出远门得有文书傍身，不然大概率会被当做流民锁拿。不光普通老百姓这样，就是皇亲国戚，龙子龙孙，一来不允许担任实际权力的官职，二来一旦就藩，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辈子都不允许离开封地。这样真的回到了老庄哲学里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虽然在早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家的动乱，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人失去了上升通道，矛盾在内部不断的发酵。中国父母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的子孙做好所有的打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句话显然半文盲的朱元璋没有读太明白。明朝中后期不乏想做点事情的皇帝与大臣，但每当他们想实际的处置一两件根深蒂固的弊病之前，脑门上都悬着一把利剑：祖宗之法不可变。在大明王朝这个逼仄的朝野氛围下，张居正坐上首辅愿意并且有能力对整个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既是勇于用事，深于谋略，又在很多反对者看来，是多么的狂悖奸佞。为什么改革者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改革的本质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失去利益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而得到实惠的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前者有实力去阻碍改革，而后者没有能力去加快改革进程，亦不可能成为改革派手中的势力。古人讲，为官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说白了就是不要得罪豪门贵族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但是不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所谓改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文过饰非而已。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在其他产业没有形成规模之前，土地是国家税收最根本的来源。但在明朝，不但皇亲贵族土地不需要纳税，有功名在身的士绅阶层也不用纳税。而明朝的皇帝又喜欢为贵族和功勋赏赐土地，慢慢到了明朝中后期，手握大量土地的地主，士族，皇室国戚都不需要交税，而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的小户，却要承担天下税收，这就造成了三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纳税的土地总数越来越少，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在张居正秉持内阁伊始，财政已经濒临崩溃，连京城的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第二：财政收入减少，政府为了维持运转就不得增加税收比例，而这些增加的税收又分担到小户百姓身上。老百姓本来已经苦不堪言，如此以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了灾年，为了维持生计，许多老百姓只好将唯一的资产卖给大户，委身成为了无地的佃农。第三：小户的土地卖给了豪门大户，可以缴税的土地越来越少，兼并成风，形成了恶行循环。张居正曾痛心疾首的说出这么这样一段话：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朝廷的赋税全部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负，就只能将这些土地卖给那些藩王或者官绅，如此兼并下去，总有一天国库会一空如洗，百姓也会一贫如洗，再不改制，便要改朝换代了。张居正上台之后，实施子粒田征税，对皇亲贵族，世绅豪门的土地征税，同时丈量天下土地，清查隐匿田地。经过十年的改革，将明朝的财政从这个恶性循环中拉了出来，但他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大明的税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总体来说可以分为田赋--即为所持有田产征税，和徭役--征发民夫为国家工程或者政府的日常工作提供体力工作。大明王朝的税收并不是统一收缴，统一分配，而是一个地方同时要向数十个衙门交税。这些税收大部分是实物，需要人力去运输，增加了底层的负担，而底层胥吏也能从中牟利。因为历史久远，很多税收名目奇特，来源不清，往往最后都是一堆乱麻，闹出很多纠纷，这些纠纷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徽州丝绢案》。而张居正则力推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合并田赋和徭役，取消实物税收，统一改为折收银两。就像我们现在上班，每个人给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至于这些钱是分配去搭桥修路还是教育医疗，由国家财政系统自己分配即可。这样的税收制度一方面减少了人力也使国家税收变得清晰明了，而一改之前税收胥吏上下其手，榨取民脂民膏的陋政。王阳明在和他弟子交谈中说过一句话：“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到了明朝中后期，务虚已经成了孔门弟子的为官哲学。一味的标榜道德礼议，而真正的能疏解民困，治世救国的能臣往往得不到重用，张居正任首辅后，一改之前的官僚风气，建立考成法，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多用循吏，少用清流。政府终于从空谈务虚的争论中走了出来，走上高效运转的节奏。张居正的用人策略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在张居正十年的首辅中，惩治了一批贪官庸官，也破格提拔了许多官员，尤其是对于军事才能突出的武官，如李成梁，戚继光，余大猷倍加呵护，但对于喜欢空谈，却无实际能力的清流，则大多弃之不用。在张居正的十年首辅执政中，始终不用海瑞，在他看来海瑞是一个好人，但并非一个好官，他对海瑞的操守表示欣赏，但认为海瑞并非循吏，海大人为官清廉，但过于耿直，难以在官场立足，以至于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富人士绅都远遁他乡，地方经济也慢慢萧条，人们生活水平下降。一个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福祉的清官，也只能供在庙堂上。胡宗宪说过一句名言：圣人的文章是拿来给人看的，用来做事，百无一用。时间来到万历十年元宵节，经过张居正十年的改革，国库充盈，天下安定，一幅太平盛世的画卷徐徐展开。这其中谁人不知是张阁老运筹帷幄，君臣一体，共襄国是，停了数十年的鳌山灯会举办开来。太后，皇帝，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京城黎民普天同庆。此时的张居正，受封上柱国，太师，大明开国以来，唯独他一人受到过如此的荣耀，即使刘伯温，李善长，姚广孝这样家喻户晓的国师宰辅也从未获得过。应了《红楼梦》那句谶语：好防元宵佳节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十年的辛苦操劳，鳌山灯会后，张居正终于因操劳成疾，不久后就不治离世。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十岁，一切政事都由李太后说了算。在大内有冯宝替他操持，而政府诸事则由张居正来处理。虽然自己身居九五至尊，但事事却受到李太后，冯宝和张居正的监督。而张居正去世的时候，万历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对张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每当万历看着张居正在他面前手抚长髯，侃侃而谈的时候，熟读经史的万历皇帝，脑海中不免浮现出几个历史中的权臣：伊尹，霍光，王莽，曹操……而张居正去世了，这让万历皇帝偷偷松了一口气，不久之后，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就开始了。那些在改革中受到打击的皇亲贵族，土豪大户，还有一批不知变通的清流闻风而来，张家被抄家，大儿子在狱中自杀，幼子被罢官流放，累及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张居正并非完人，在他执政期间与人称内相的司礼监太监冯宝过从甚密，有不少的内幕交易。结交内宦，一直为正人君子不耻。同时史书记载，张居正好色，曾经接受过戚继光赠送的西域美女。权力这个东西，拿起容易，放下难。在明朝，父母去世，儿子要丁忧三年，但张居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不失去首辅之位，张居正选择夺情，并在皇帝杖击那些因反对首辅夺情的清流时，选择了沉默。这些都成为被清算时候的理由。“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皇帝不喜欢，但读书人和老百姓喜欢如海瑞、李贽、屈原等等;另一种人是读书人不喜欢，但皇帝喜欢如秦桧、李莲英等等。但张居正两边不讨好，皇帝与读书人都不喜欢他。他一身而担天下事，一人敢为天下先，皇帝觉得他包揽大权，怎么会喜欢呢?在他的改革中，他对读书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如禁毁书院、扼制言论、裁汰庸官等等，把天下读书人都给得罪了。所以两种人都不喜欢他。 但他推行的万历新政，底层老百姓的确得了不少实惠很感激他。遗憾的是，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就是张居正被历史埋没的原因。 在中国所有的悲剧人物中，张居正的悲剧对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反思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引自熊召政《百年明朝一鉴开》
在基辛格的《中国论》一书中，当谈到邓小平改革时候，他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去评价一个政府的优劣呢？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如果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这样的政府就是优秀的政府。从这个角度去看看，张居正的改革经得起历史评价。
张居正的去世，明朝这艘大船失去了舵手，可惜的是万历并没有威服四海的能力，而张居正的继任者们也没有掌控万方的手腕。十年的改革，成就了万历中兴，也成为大明王朝最后的一段荣耀。往后再看三十多年，就在万历皇帝不理朝政，百官陷入党争泥潭的时候，东北的女真人已经悄然崛起：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公元1616年，大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冰天雪地中称帝。同样的是再过三十余年，清军攻破山海关，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在煤山。这个时候那些学富五车，坐而论道的长衫先生们，那些狼狈逃窜到江南的明朝遗老们，多么希望再有一个张居正这样的铁腕人物站出来，挽大厦于将倾……明朝覆灭的原因有很多，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容不下一个真心做事的人。
熊召政的作品《张居正》。这本书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将张居正的十年首辅生涯娓娓道来。
这套书反复看了三四遍，又在微信读书上听了几遍，既可以当作一本历史书，也可以完全当个故事去读，通过这本书可以领略到明朝中后期官场的波诡云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明朝，因为明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的优点与缺点，基本都是在明朝形成的，可以说：明朝塑造了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性，你只有读懂它，你才能理解现在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底层逻辑。
长于治世，疏于防身，生前显赫，死后悲凉。在张居正十年的首辅生涯里，大权独握，说一不二，但死后很快遭到清算，累及八十岁老母，长子自杀，幼子流放……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那么成功，但作为一个儿子和父亲，他又极其失败。但这样悲剧既不是张居正的错，也不是万历皇帝的错，是在明朝的扭曲官场中，根本容不下一个实心为国做事的人，他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遗憾。而这样的遗憾在今天，大到一个国家，政府，小到一个公司，一个团队，何尝不是在时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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