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国归一的前奏：步阐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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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曹魏方面已经占据了长江上游之地，陆逊对付刘备时曾说：“臣初嫌之水陆俱进”，只是蜀汉水军弱小，因此对吴国作战并未发挥太大作用，战国时期张仪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扜关。”而邓艾灭蜀后提出：“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可见当时形势之有利，如果能够建造大船就可以达到破灭吴国的作用，而物力人力丰富的北方大国，制造大船并不成问题，只是难以通过合适的水道将其投入长江，而灭蜀之后就站在长江上，自然不成问题。不过曹魏灭吴的成就并没有达成，266年，魏帝曹奂禅让于司马炎，魏国灭亡，西晋建立，原来三国之中只剩下吴国，不过天下的短暂统一即将到来，也就是280年时有的晋灭吴之战，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另一场战役。  当时吴国的君主是著名的暴君孙皓，孙皓即位之初尚且表现出来一些明君的作态，看起来崇尚节俭图治，如裴松之引《江表传》记载其最初事迹有：“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然而不久之后就显示其残暴的一面，成为三国时期的著名暴君，而孙皓之所以如此作为，台湾三军大学所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至于吴主孙皓，因鉴于晋之代魏，及孙峻孙綝废立专擅，即位之初，尚示大公之贤明作风。及既得势，乃奢侈纵欲，对大臣诸将皆不信任而又极力压抑之，俾集权威于一身。”因此孙皓主要是加强集权，在对待大臣的态度采取一种极度地压制和残暴状态，如“徙右大司马左军师丁奉家于临川，征军功后裔西陵督步阐为绕帐督，步阐降晋，陆抗去世后，孙皓“竞徙凯家与建安”，陆氏子弟陆式、陆祎等人也一同遭徙。军功后裔贺邵因“皓深恨之”，而惨遭杀害。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因非论国政而论罪被杀，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詠因不出算缗而被斩，徇首诸郡。孙皓的严酷打击进一步引发了将领大臣的强烈不满，传闻陆凯、丁奉、丁固等人一度曾欲谋划再行废立，统治集团内部'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孙皓对地方守将的打击致使合浦太守修允手下郭马的反叛，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载：'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转桂林太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皓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合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见张洪玮：《孙吴覆灭与孙皓形象研究》）而孙皓又在同时分封诸王，赋予兵权来扩大自己的统治盘，在陆抗被封为大司马的同一年，“秋九月，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又于278年，“二年秋七月，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大赦。”孙皓此前的吴国的国势也愈加衰落，到孙皓手上愈发恶劣。从孙权以来，“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衆，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孙皓即位后，“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徵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戚。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吴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急，可谓末日之象。 
就在天下即将短暂统一之前的这段时间，晋国和吴国之间交战不断，最终爆发了一场西陵大战，最终各方面尽显劣势的吴国获胜，而指挥这场战斗的就是东吴著名将领陆逊的儿子陆抗。在此前的晋吴关系早已破灭，在孙皓即位后，司马昭曾写信给孙皓说喻以祸福，想要让东吴臣服，265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司马炎嗣位，接着于十二月逼迫曹奂禅位，吴宝鼎元年（266）正月，孙皓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前往吊祭晋文帝（司马昭），回来的时候张俨在半路病死，而丁忠告诉孙皓说：“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孙皓询问群臣，陆凯说：“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不可谓其求援于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但车骑将军刘纂却说：“天生五才，谁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闲谍，以观其势。”孙皓赞同后者，虽然尚未采取行动，但是与西晋方面已然断绝关系。268年，孙皓亲至东关欲督兵北上，又派遣大司马施绩攻江夏、右丞万彧攻樊城，结果兵出连月都未能够成功，又一再派遣丁奉等人攻合肥，也没有成功，可谓徒劳无功。271年，孙皓大出华里，进行北伐，因中途艰辛，士兵扬言说：“若遇敌便当倒戈耳。”这才停止了北上的意图，而在同年，孙皓于上一年（270年）派遣的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等人收复了交趾（在蜀国灭亡后，交趾叛离，是孙皓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算是吴国方面的一次胜利，西陵之战正是接着这次胜利之后的另一场大胜。再说西晋方面此时的情况，270年的六月，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先后击杀雍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直到咸宁五年（279）十二月平定，这一事件大大地牵制了西晋方面的精力，以至于伐吴的时间表大大推迟，而且水军尚未治成，晋朝初建多事，因此对于吴国来说是段相对有利的时间，这也是孙皓之所以乘机进攻的原因。这次的西陵战役是由步阐投降西晋开始的，而吴国反倒成为了防守的一方，倒是一场意外的战争。那步阐是何许人也？他是孙权时期步骘的后代，西陵的地头蛇。《三国志》称：“（步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所谓“累世在西陵”是指西陵是步家盘踞多年的根据地，孙权称帝当年（229），他的重臣步骘就被任命为西陵督，赤乌九年（246），步骘代陆逊为丞相，十一年（248年）去世，史称其“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然后他的儿子步协继业卫西陵督，加抚军将军，等到步协去世后，他的弟弟步阐又继业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封西亭侯，直到272年被征入朝。可见步家在西陵已经盘踞了四十多年，根基不可谓不稳固，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而孙皓此时征其入朝，正好激发其造反的企图。
至于步阐为什么选择不入朝呢？这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步阐起兵可能和他的野心关系不大，而和政治原因有关。裴松之引用殷基《通语》提到：“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賔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在二宫之变中，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政治斗争中，双方最终同归于尽（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其中步骘是鲁王一党的，而孙皓是孙和的儿子，可见他们已有上一代的积怨，涉及二宫之变的斗争，因此清代的何焯就说：“骘有君子之名，而二宫相构，不能守正，阐之作逆，或其余殃。”孙皓继位后又表现出极度残暴的一面，以至于轻易取人性命（如王蕃之事），一旦入朝，失去兵权，必然受制于人甚至性命难保，于是步阐干脆直接起兵投靠西晋政权，或许还有活路。也就是认为步阐的起兵源自于孙皓的逼迫。另外黄兆宏《步阐叛乱探微》中则认为：“步阐作为 '官二代’，世受孙氏之恩遇，其叛乱的背后有着特殊原因。在孙皓时期，步氏家族已同江东世家大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孙皓一系列的政治行为危害到了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使得步阐感受到了政治压力，因此发动叛乱以自保。”也就是步阐“步阐与孙皓之间似乎闹了一个'乌龙’，孙皓有意拉拢步阐，步阐也.有在新君面前一展宏图的雄心。人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互的关系之中；任何这种关系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步阐为了自己的前程想跳出这个共同体，上书迎合孙皓迁都；孙皓的残暴使得臣子人人自危，步阐为保全自己又要依靠这个共同体，其内心的矛盾与恐惧我们无法揣测清楚，但无疑是痛苦的，其反叛是在极端矛盾的心理下做出的。”总之不管如何，步阐最终还是反叛了。步阐把侄子步玑和弟弟步璇送到洛阳当人以表诚心，消息传到西晋方面，面对这个馅饼，司马炎大喜，任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衞将军、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领交州牧，封宜都公；”又让步玑“监江陵诸军事、左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庐陵太守，改封江陵侯”，步璇为“给事中、宣威将军，封都乡侯。”从封的官职之高可见西晋方面的重视，而又命令都督荆州军事的羊枯、荆州刺史杨肇前往救援步阐，两路大军达到八万之众，加上步阐的部队，可谓占尽优势。
吴国方面是陆抗，可谓东吴最后的名将，其用兵不下其父陆抗，当年陆抗用一把大火消灭了刘备东征的主力，使得刘备夺回荆州的企图破产，而陆抗将取得不下其父的成就——收复西陵，击败晋军。当蜀灭亡的时候，吴国上下震惊，陆机《辩亡论》提到：“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也就是当时吴国朝臣提出要不要积石来改变长江之流使其变得险要，或者要准备制造精妙的机械来抵御魏军，而陆抗则站出来说反驳，“陆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计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长江是自然形成的，来宣泄“气”的，没有遏制的理由，机器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如果他们舍弃长处来和我们打水仗，是上天来帮助我们啊！一番壮言可谓豪气冲天，此次就是检验陆抗之言的时候了。此外，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陆抗的家世，陆抗是东吴著名豪族陆氏的人，其父陆逊就是东吴时期的重臣，《世语》说：“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人几？’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可见陆氏的兴盛，又陆凯多次上言劝谏孙皓，一向暴虐的孙皓居然也能够忍受，史书说：“（孙皓）既以（陆凯）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因此陆抗的地位非常高，这点在孙皓在其死后才敢治罪陆凯以及拆分其兵权也可以看出。而西晋方面的主要统帅是羊祜，是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后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可谓位高权重，他在前线采取怀柔政策，“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人心”又并且开垦荒地，广积粮食，“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可谓积极准备。此外，羊祜虽然和陆抗相互对抗，然而两人颇有交情，陆抗称赞羊祜的道德和气量连乐毅和诸葛亮都不能超过，而陆抗曾经生过病，羊祜赠送他药物，陆抗也没有疑心地服下，人们多劝谏陆抗，陆抗则说：“羊祜岂鸩人者！”因此人们称陆抗和羊祜的交往是华元和子反的交往重现于世，陆抗多次告诉戍边将士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吴国君主孙皓听说后，去诘问陆抗，陆抗则回答说：“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可见双方交往都是带有怀柔对方的目的。而这时候陆抗面对的形势颇为复杂，根据《晋书》记载，司马炎“遣车骑将军羊祜帅众出江陵，荆州刺史杨肇迎阐于西陵，巴东监军徐胤击建平以救阐”可见当时晋军分为三路，羊祜一路向江陵进发，一路直接去救援步阐，而巴东监军徐胤则攻击建平来救援步阐，而其中因为徐胤一路被建平阻拦，所以能够和陆抗交锋的主要两路就是羊祜和杨肇。在速度方面吴军速度略快，因为步阐要先派人人质，之后由洛阳方面下令去救援西陵，行动方面应该比吴军慢了一步，陆抗受到消息后“日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弈、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勑军营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以至，众甚苦之”也就是陆抗收到消息后立刻就部署军队，在西陵城外修筑防御工事将其包围，一方面抵御西陵方面的步阐突击，另一方面又阻止西晋的援军，而由于吴军行动迅速，这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就给了陆抗机会，陆抗由此将步阐的军队围困在西陵城，又提前弄好防御工事应对西晋军的来袭，此次陆抗的兵力约为三万，如陆机《辩亡论》提到：“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案甲养威。”以及西晋方面称：“祜所统八万馀人，贼众不过三万。”可见众寡悬殊，要想取胜颇为困难（只是不知道陆抗所统的三万人是单指围困西陵的部队还是说包括了建平和江陵的驻军，如果是前者那么其实兵力比可以得到下降，如果是后者无疑陆抗直接围困西陵和阻拦杨肇的兵力不足三万，战争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从“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案甲养威。”猜想应该单指陆抗围困西陵的兵力）。
幸好陆抗有两大优势，一是有比晋军更多的反应空间，其二则为此时晋军水军尚未练好，加上西陵西面的建平尚未被晋军拿下，水军无法进入长江来救援西平。在西晋军还没到来的时候，史书记载说：“（陆抗）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众甚苦之。”而当时吴国诸将都劝谏说：“今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于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也就是乘着吴国军队初来的锐气在西晋大军到来之前立刻拿下西陵，而陆抗则正确估计形势说：“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这座城市是陆抗防御设备参与设计的，加上城池坚固，粮草众多，难以一时攻克，如果攻城不下，又晋军到来，那么吴军被内外夹攻，很快就会失败，而诸将仍多次试图攻城，都被陆抗拒绝。宜都太守雷谭发言十分恳切，陆抗为了让众人信服，于是让其率军进攻，结果果然没有成功。而吴军的包围刚刚完成，就接收到羊祜率领大军进攻江陵的消息，诸将提出陆抗不应该奔赴西陵前线指挥，而是留在江陵应对羊祜，陆抗再次提出：“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陆抗提出的三点理由为：1、江陵城池险固，兵力众多，不必忧患。2、敌人夺取了江陵，也不能留下，对吴国来说损失小。3、西陵如果被晋军控制，那么山越扰动，对吴国危害非常大。因此陆抗做出了“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的论断。此次陆抗的重视的西陵是“要害之地”，而上次刘备就是在夷陵（也就是西陵）之战中通过让山越相应给吴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陆抗才说：“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进攻江陵是晋军围魏救赵的方法之一，之前胡烈为了救援罗宪而进攻西陵，使得陆抗撤退，而这次陆抗没有中套，其中原因是陆抗早已做好了准备。本来江陵道路平坦广宽、土地平衍、一望无际，可谓进攻的好道路，于是陆抗早就下令让江陵督张咸作大堰（大堤坝）遏制水流，让平地积水，以此来增加敌方进攻的难度。而羊祜准备乘机用船运粮，于是扬言说要破坏堤坝来遏制水流来使陆道运粮方便，本来以为陆抗应该需要加派兵力进行防御，结果陆抗反而让张咸直接将堤坝破坏，吴军诸将又感到了迷惑，屡次劝谏，结果陆抗都没有听从。等到羊祜到了当阳，听说堤坝坏了，又有改成陆运，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时间以及人力和物力。另外两路晋军也相继进兵，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陆抗让江陵督张咸固守城池，公安督孙遵在南岸巡逻抵御羊祜，另外水军督、镇西将军朱琬抵御徐胤，自己亲自率领吴军主力依靠着长围来对付西晋荆州刺史杨肇。此时又发生了意外，将军朱乔和营都督俞赞等投降了西晋方面，本来这对于吴军来说是极坏的消息，但是陆抗说：“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陆抗及时察觉了他们的逃亡，并且把军中的夷兵换成了精锐部队，避免了出现袁绍官渡之战的悲剧，结果第二天杨肇果然进攻夷兵把守之处，结果遭到了吴军的迎头痛击，矢石像雨水一样落下，杨肇的部队死伤惨重，经过长期间的对抗，杨肇计无可施，陆抗想要追击，但是又担心兵力不足以同时应对杨肇和步阐，于是鸣鼓戒众，做出要追击的样子，结果杨肇的部队非常恐惧，抛下盔甲就逃跑，被陆抗派遣“轻兵”追击，杨肇再次大败，损失惨重。至于为何杨肇要撤退，西晋战后有司奏言说：“祜所统八万馀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背违诏命，无大臣节。可免官，以侯就第。”可见当时杨肇是兵力较少，加上粮食补给不上，于是在强攻不克后撤退，而羊祜等人得知杨肇败退后也被迫撤退。西陵城失去了援军，自然难以抗衡陆抗的军队，结果西陵城最终被攻陷，步家满门以及其将吏就被诛杀(“阐及同计数十人皆夷三族”，其余“所请赦数万口”)。此战陆抗战果巨大，根据陆机所言：“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大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虽然有夸张渲染，但是也说明了陆抗战果的辉煌。陆抗打赢了西陵之战后，安然修好城池，往东还回东乡，没有骄傲的神情，仍然非常的谦虚，得到了将士的欢心，胜不骄，真有故名将之风。 此次西陵虽然被吴军收复，然而吴军西部战线仍然处于危险的状态，陆抗在病重时曾经上言：“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旣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可见当时吴军西部防线的脆弱，而陆抗强调说：“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陆抗的增兵要求最终没有得到满足，仍保持着原有状态，等到西晋灭吴之战时，“顺流东下，所至辄克，终如抗虑”，实为可惜（其中也有孙皓将原有镇守西陵的名将张政换掉的缘故。）此外，孙皓在此战之后的政策调整也颇值得注意，在陆抗死后，孙皓将其兵权一分为五，“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使得其兵分势弱，又“孙皓对士族极端不信任，宠信群小，随意杀害士人，致使张俶、岑昏之徒横行，楼玄、贺邵、韦昭被杀或被流放，这也是步阐叛乱后的一大变化。”如此作为，只能加速吴国的灭亡。而作为失败方的西晋方面，就有更多的从容地步，首先是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被贬为庶人，可见失败之惨重。羊祜继续推行怀柔政策，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和陆抗交往的事迹，以及之前的“进据险耍，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每次与吴军交战的时候，“不为掩袭之计”，不行诡计，而且还将吴国的俘虏放回去，又战死后厚加殡殓送回去，宽恕被俘虏的吴国将领，在吴国境内收割的粮草都用绢还回去，打猎的受先被吴国人射中的猎物也都送回去，以至于“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而吴国方面在陆抗死后仍然不改骚扰，有“寇弋阳、江夏，略户口”之举，虽小有所获，但易丧失民心。再有羊祜再次意识到“伐吴必藉上流之势”，在益州刺史王浚被征为大司农后，羊祜认为王浚可任，于是“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而王浚在上游打造水师，为灭吴提供一支强大的水军，《晋书》称：“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鷁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这场战役是三国归一之前吴军取得的非常辉煌的战力，使得本来岌岌可危的吴国西部处境转危为安，加上当时的西北的秃发树机能之乱，使得西晋暂时无法攻吴，吴国一时之间甚至有气数未尽的假象。此战陆抗居功甚伟，于是在第二年（273）三月，孙皓任命陆抗为大司马，可惜陆抗于274年七月就去世了，等到280年晋军灭吴时，东吴再也没有此等良将。正如《中国历代战争史》所评价道：“西陵步阐之变，虽幸赖陆抗之贤能平复之。然吴主皓奢侈残暴日甚，杀左国史韦昭，右丞相万彧，左将军留平，徙大司农楼玄于交趾，旋亦杀之。又每宴群臣，咸令沉醉，使黄门十人司察，各奏阙失，大者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由是上下离心，将吏亦屡有叛以降晋者。综观吴主皓之作为，奢侈残暴，失尽人心，对晋亦无防备。吴在司马炎初即位时，吴使丁忠归告孙皓北方乏应战守之备，劝其取弋阳(今河南省潢川县)，皓未出师，然甚轻晋。及诛步阐，皓骄甚，此乃其败亡之主因也。是以羊祜、杜预等咸主乘时灭之。况泰始十年陆抗卒后，国无贤将，其国势因日益阽危。”此次战役虽然是吴军获胜，但是天下大势已无可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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