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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上半叶从中国传往欧洲，得以在欧洲的花园中成长成活的，主要是植物种子而不是活株。是因为活株体积过大不利于运输，其次由于往返一次的时间过长，活株几无可能移栽成功。一直到19世纪中，罗伯特·福琼前往中国的时候，植物种子的运输还占据很大比例。甚至福琼还特地跑去广州对“中国人是否在卖给洋人的种子上做了手脚”这件事一探究竟。因为很多欧洲人买了中国人的植物种子，带回国种了并不发芽，所以他们怀疑中国人在卖给他们植物的种子前，用水煮过或是用了某种毒药，为的是他们的种子生意不受影响。 最终福琼搞明白了，中国卖给他们的种子中夹杂的像灰粉一样的东西，并不是骨灰而是草木灰，或是谷糠烧剩下的灰，目的是为了防止虫子去叮这些种子。事实上西方人从广州带回的种子不发芽，大部分的原因是种子被虫蛀了，以及商人们将种子存放太久时间的原因。中国的商人被误会了，他们既没有煮过种子，也没有下过毒药。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 1582年（万历十年）8月7日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玛窦（本名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抵达中国澳门，开始了在中国较为隐晦的传教工作（最初明朝官员还以为他们来自天竺，是宣扬佛教而来）。利玛窦带来了很多西方器物，让官员和百姓大开眼界，同时又以精湛的理科知识，以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他的这个人设模型也被之后很多传教士所采用。 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几个皇帝还是继续任用这些传教士，一直到雍正时期的礼仪之争（这是另外的话题）。不过就算发生礼仪之争驱逐民间的传教士，但宫廷之中还是留下一批耶稣会士担当御前学者和宫廷画家。这些耶稣会士经常出入宫廷，甚至可以在御花园看到各种奇花异草。再加上他们图文描述有关中国植物的信息，因此委托他们寄回植物种子的需求非常旺盛。
（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言归正传，当时将种子带回欧洲的主要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但整个过程却是非常艰辛。他们若是通过海路的话，需要从北京到广州，这一路程大约要走30天，然后通过商船带回欧洲。从干冷的北方到湿热的南方，再在潮湿闷热的海上颠簸数月之久甚至接近一年，种子的损耗是可想而知的。 终于，他们又找到了一条更快更便捷的通路，那就是通过圣彼得堡中转，然后寄回欧洲。此事得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说起，中俄双方由于条约的签订，长期以来的矛盾稍显缓和，且俄国对华贸易合法化了，也成为西方唯一发展对华商务关系的国家。条约一签订，俄国就频繁派出商队赴京贸易。这时候的商队需要沙皇任命领队，还需持有俄国颁发的路票，路线为尼布楚至齐齐哈尔。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清廷认同下改为经由喀尔喀蒙古的色楞格斯克至张家口。 当时这种贸易模式其实被清廷理解为朝贡，因为中国并不派遣商队前往俄国，这种贸易模式是单向的，并无往来。交易的商品中方也并不讲究利润，还提供俄方补给粮食和运输工具。毕竟，对于清廷来讲，维持与俄国的关系稳定是更重要的。 1717年因俄商在京商品供应过剩，且又行为不轨、寻衅斗殴，以及清廷不堪供应俄国商队在京食宿等原因，清廷中止了俄国与北京的商队贸易。为迅速恢复两国的通商关系，俄国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出伊兹迈洛夫使团前往北京。因为终止贸易对俄国来讲损失巨大，所以为达到恢复通商目的，俄国在宫廷礼仪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在国书上沙皇只签了名且头衔从简，而康熙则用了尊号和称为陛下（之前都是殿下）。
（1851年的地图显示，恰克图Kyakhta所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与界河南岸的蒙古买卖城Maimaicheng为一口双城，即一个贸易口岸中俄两国各有一城，中国这边叫买卖城，俄国这边叫恰克图。这是俄国伊尔库次克通往北京政府的最短路程，图中箭头所指位置） 这一次使团虽然没有最终与清廷达成通商条约的缔结，但终于还是开了一个口子，允许俄国商队入京了，贸易还能继续。就这样断断续续的中俄贸易，一直到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0月20日）《恰克图条约》（又称《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两国多年的外交矛盾终于大体上一揽子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重新建立起来。通过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到嘉庆、道光年代达到顶峰，那时候主要的贸易商品已是茶叶，都为晋商垄断，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主人公就从福建武夷山贩运茶叶到恰克图，卖给俄国商人。 也就是在俄国派遣伊兹迈洛夫使团的时候，法国使团给了支援，俄国人作为回报，给了法国所有邮件可以通行西伯利亚的权利。于是耶稣会会士们通过这一线路，让商团带着植物种子从北京经过大约四个月的时间抵达圣彼得堡，然后再通过圣彼得堡的植物学家们转寄给欧洲的收件人。相比海上的运输线路，这条路线更有优势，尤其是干冷的环境有利于植物种子的保存。商队如果是在冬天来临前离开北京，来年春天适合播种的季节种子就能到达欧洲了。 来产自中国北方的石竹（Dianthus chinensis），应该就是耶稣会士通过这条路径传到欧洲的，最早的单瓣石竹品种在18世纪初传入欧洲，到了1719年，在巴黎皇宫花园（Jardin du Palais Royal）培育出了重瓣石竹，稍晚些，英国也培育出了重瓣的石竹品种。
（1787年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的《植物杂志》botanical magazine中石竹的插画。同时附注里写道，很少有花卉像石竹这样品种丰富，而且种子极其容易得到） 中国的翠菊（Callistephus chinensis）比石竹稍晚一些由耶稣会士带来欧洲。翠菊最早的记录也是在巴黎皇宫花园，那是在1728年。现在看来翠菊的种子很可能就是通过信件穿越了西伯利亚来到欧洲的。1731年切尔西草药园的菲利普·米勒得到了翠菊幼苗，该品种开出的花朵为红色和白色，被称为“玛格丽特王后”（Reine Marguerites）。1736年米勒又培育出了单瓣的蓝色翠菊品种。重瓣的翠菊是在18世纪50年代后培育出来的。
（法国艺术家潘克拉斯·贝萨 Pancrace Bessa 1816年绘制的“玛格丽特王后”翠菊）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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