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帆 | 技进于道，最是为难——评常小琥的长篇小说《琴腔》与《收山》

老鄧子 2023-12-03 发布于安徽

展开全文

常小琥《琴腔》，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编者按

常小琥是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其作品继承京味小说的传统，广受好评。张一帆博士则以严肃的态度和严密的逻辑，对其长篇小说代表作《琴腔》与《收山》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作者细致比勘两部小说的中篇和长篇版本，从人物刻画、情节结构乃至作品整体的价值观等角度，分析两部小说失败之处的症结所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论文原刊《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技进于道，最是为难——评常小琥的长篇小说《琴腔》与《收山》

张一帆

百廿年前，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启小说占据现代中国文学之要津的先声。他拈出四个字，曰“熏”、“浸”、“刺”、“提”，视为小说得以“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有趣的是，这四个字却正像是小说《收山》里葛清传授制作烤鸭的四道工序：先将鸭坯挂上烤炉以果木熏之，其次转动鸭身使其遍体浸色，再刺一刀看有几分成熟，火候一到即可提出片肉上桌。

如此看来，也许冥冥之中，早盼着烤鸭与小说有走到一起的时刻。虽是玩笑，却不妨由此生发关于小说的朴素意见：烤鸭要想表皮酥脆、内里入味，除了熏浸，还要有刺提的功夫。小说也是一样：既要成就一个虚构世界，又不能无视在此之外，尚有更大的现实世界，持续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无论烤鸭还是小说，传承的是手艺人代代相守的“规矩”，规矩不是死的，却自有其基本的法度，来自千百年来对品味的持续追求。

青年作家常小琥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琴腔》和《收山》，不仅主题相近，都是看时代变迁中，手艺人如何既坚守传统，也遭遇现实的困境，并由此发现与调整自我的位置；而且有着相似的生产方式，即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篇小说，再扩展成同名的长篇，作为单行本出版。其间写作技巧的变化、艺术探索的路径，以及掩藏在不疾不徐的叙述之下的种种设定，值得相提并论。

一、从汪曾祺的提醒说起

《琴腔》与《收山》，各有两个版本，中篇在前，长篇在后，相隔不久。[1]从小说文本来看，尽管两个版本之间偶有错综[2]，大体可以推断，是先有完整的中篇，随后才补缀成长篇。所谓补缀，是指长篇并非根据相同题材重写，而是在尽量保留原初字句的基础上，对中篇加以改写、扩充。

如此推断，既是因为中篇的主题更集中、结构更紧凑、接榫更合理；也因为在长篇中，作者为小说添加了不见于中篇的烟火气。无论小说情节还是人物精神，由平实走向扭曲易，反之则较难。

作者中篇的长处，首在对于题材有精细的把握。写剧团生活、饭庄往事，都以深入的采访作为基础，本色当行，很有新鲜况味。作者下笔精审，多直叙、少议论，以清晰的结构，写朴素的情感。对于“琴腔”与“收山”的主题，不做直白的界定，而是让小说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围绕着主旨走，仿佛受到向心力的吸引。

这种写法，传承的是汪曾祺短篇小说的特质。两篇小说也自然使人想到汪曾祺相同题材的作品。讲京剧团的生活，汪曾祺有堪称杰作的《云致秋行状》；万唐居的两位师傅，则让人想到汪曾祺更有名气的小说《鸡鸭名家》。可是汪曾祺本人，却是一个不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他写道：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3]

汪曾祺的态度明确：长篇不是把短篇抻长，而是代表着另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这也预示了在将中篇改写成长篇时，常小琥将要遭遇的困难。

汪曾祺（1920-1997）

首先，在改写过程中，小说产生了很多不该有的破绽，这是态度不认真导致的。《琴腔》尤其如此。小说的整体走向已经改变，作者却不忍删去之前的情节和语句，于是顾此失彼。譬如《琴腔》写秦绘的个性是，“浑身上下透着就一个'虎’字，谁也镇不住”[4]，作者随即讲的却是秦绘不愿老实搬煤，从何主任家里偷炭的事。这当然与“虎”毫无关系，其实是因为在中篇里，作者为秦绘安排的个性是“滑”。在扩充成长篇以后，实际已经很难用一个字概括秦绘的个性，但是作者偷懒，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句式。[5]

还有《琴腔》结尾，秦绘送给父亲一把琴，父亲推辞不拉，秦绘索性拿来自己上手。秦学忠说：“你快别拉了，太难听，早知道你就只有这个悟性，当年真不该藏那么多心眼，直接让你听我拉琴也无妨，白糟践那么多卷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的磁带。”[6]这段话听来费解，因为秦绘对琴毫无兴趣，用磁带录下父亲的琴声，是受好友岳非所托，“岳非拿回家，独自戴上耳机，侦听秦学忠嘴中的道理”[7]。其实也是因为，在中篇里是秦绘独自戴上耳机，那是写秦学忠曲折地教儿子拉琴的事。

小说的诸多硬伤，除了出于不认真，还和作者格外看重其精雕细刻的场面描写有关。《收山》里有一段新添加的描写，讲杨越钧去世以后，屠国柱接掌了师父生前用的头灶，头灶里有机关，老人一直瞒着徒弟，因此过去徒弟们都掌握不好火候。如今看到屠国柱得心应手，大徒弟冯炳阁十分伤心，以为师父偏心，只将诀窍传给师弟。小说不厌其烦地写到冯炳阁的反应：

他对着汤，瞪住半晌，不言不语。

……

他的手如同被风吹散的树枝，抖抖簌簌着，轻接住筷子，探进汤里。

他抖得太厉害了，筷子在他手里，像两条摆晃的索桥，那一颗丸子根本捞不上来。

慢慢地，他整个身子都跟着哆嗦起来。他索性松开手，两眼仿佛蒙上了一块红布。

……

只是听见他擤了几下鼻子，说了一句：“师父他太偏心了，太偏心了。”[8]

这段话充分表现出作者追求的语言风格：描写精细，镜头感强，节奏尽可能放慢，把动作分解开来以体现力度，并且尽量调动各种感官。然而这段话也最充分地表现出，对场面描写的迷恋，使作者失去了对小说内在完整性的掌控。

事实上，不过几页以前，作者刚刚写到屠国柱如何对头灶一筹莫展，妻子如何莫名其妙告知玄机，这里根本不是师父偏心。那么作者精心写下这一场面是要做什么呢？屠国柱要向师兄宣告自己才是师父的传人？还是故意发动对师兄的精神虐待？都不是。不过是作者沉湎于场面描写，不许你深入想下去。

作者对场面描写的迷恋，有其特定的观念作为支撑：

有的人看完这部小说后，会认为后二分之一的走向，可以商量，结构上可以更精致，我倒以为，小说本身的好坏，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结构。[9]

真正刻在你心里，在你记忆婆娑的那一刻，映在眼前的，不过还是那一两个瞬间而逝的画面而已。[10]

作者的中篇小说主旨较为单纯，因此即使并未措意，结构上也是完整的。《收山》写屠国柱向葛清学习烤鸭手艺的过程，小说大致写到学成为止，结构比较简单。《琴腔》涉及两代人，看起来复杂一些，但是因为始终围绕着主人公秦学忠，而他的个性没有变化，因此前后两段构成对照，还是比较稳定的结构方式。

到了长篇，作者以为他只是放松了对结构的要求，其实更大的问题出在对主旨缺乏整理。前面讲主人公求道的故事，后面的展开却与此关系很浅，再加上对场面描写的迷恋，就使得一个个精心构造的画面，在小说中各自为政、不着边际。《琴腔》的结尾最能体现此种困境。经过一场迷狂的少年械斗，秦学忠的儿子秦绘被打到不省人事，岳少坤的儿子岳非为救秦绘捅死了人，被判入狱。小说写岳少坤和秦学忠的对话：

“自从那次放幕盲考，你就是凭这把琴，压了我一辈子。”他的右手指小心穿过琴弦，用手掌握住琴杆，左手扣向筒口，“至少你还有个儿子。”

秦学忠看他把琴慢慢移到自己的大腿面上，双手使劲往下一压，这把旧琴竟被脆生生地一撅两半。……

“以后别再光顾着琴了，有这么个好儿子在身边，你得惜福。”

岳少坤把这堆散乱在手里的破琴，往桌子上一摊，直到看见老秦缓慢地点了点头，他才肯走出去。“打今儿起，我不再欠你们两口子什么了。”[11]

秦学忠的这把琴，一开场就是主角，此时在得到登峰造极的评判以后被人硬生折断，自应是寄意犹深。然而闭目沉思，其实并无道理可讲。要说是岳少坤被秦学忠“压了一辈子”，那么秦学忠至少该有贯彻始终的举动。小说后半段，二人的事业主要就是养儿子，那么秦学忠该是在此过程中延续了琴意，教育有方才是。可是小说为了场面好看，总是叫两个儿子走在一起，一样学戏，一样打架，最后结局不同，不过出于偶然。讽刺的是，秦绘从来不听父亲的话，反而是岳非还对他的琴，以及琴里的道理感到兴趣。

可以想象，作者这里想要落实回到秦学忠常说的“吃亏是福”的主题上。但是如果长篇小说人物的命运，与其行动毫无关系，只能用偶然来收尾，那么就缺少基本的说服力。事实上，无论作者语言怎样深沉，细节描写若是不能与全书整体建立起关联，就只能在小说里不辨方向，四处游荡。

二、“自然发酵”的得失

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秦学忠（也即“琴学忠”，取忠实于琴的意思）和屠国柱（即“屠国”之“柱”，是厨师行的栋梁），不仅是具体的人物，还象征着行业精神。两部小说都有较强的传记色彩，将主人公的人生分作两段，前半生向上求道，后半生回到人间。

作者认为其对于人物的塑造，采取的是如下办法：“我喜欢把人物设置在那半旧不旧、半生不熟的年代里，任其人、其事，自然发酵”，小说中表现的很多道理，“完全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教会我，并且令我体验到的”。[12]具体来说又是如何呢？

秦学忠的后半生始于与云盛兰的婚姻，而其婚后的生活，大体上只有一个重心，就是纠结秦绘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小说写岳少坤离婚以前去找秦学忠诉苦，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困扰了秦学忠一辈子。他说：“我和她之间的这笔账，不能细算，细算起来，一大一小，搭进去的还是太大了。”[13]秦学忠理解，这可能是说在离婚以前，云盛兰已经怀孕。于是在云盛兰找到他，提出一起生活的时候，作者写道：

“这辈子，恶心的事，我做绝了，以后想见光活着。你要是看得上，往后咱俩就在一起过。”

……

秦学忠觉得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云盛兰把话讲到这个份儿上，他不能再问“一大一小”的这种事。[14]

“恶心的事”指的是什么？这是小说中极要紧的一个谜，作者却没有做过任何交代。只是一次次暗示，在当初和秦学忠一起搭戏的云盛兰，和日后嫁给秦学忠的云盛兰之间，还有另外一个邪恶的云盛兰存在。为什么要这样？不止读者茫然，连云盛兰自己也莫名其妙，几次在小说中追问自己究竟是怎么了？而作者又坚持不愿给出一个答案。小说写道：

有时云盛兰甚至不敢深究，当年的那些荒唐事竟然全出自她在上一段婚姻时的手笔，更令她难以判定的是，自己骨子里阴冷的那一面，究竟是与生俱来，还是仅仅遇到岳少坤才发酵而出，云盛兰不得而知，她也不愿深想。[15]

总之，因为作者的指派，云盛兰莫须有地隐瞒了儿子的亲生父亲。那么秦学忠就不想搞清楚吗？作者写道：“但他再傻，也能看出她不愿提，也不会提。他告诫自己，红本可以摸，这道雷池，绝不能越半步。”[16]这是作者常用的技巧，越是说不清楚，就越要在语气上斩钉截铁。

作者如此对待小说的核心情节，可以说是最不自然了。那么“自然发酵”又是指什么呢？大概是说：在接受了作者的人为设定以后，主人公不会将此事轻易放下，而是能够将自己的怀疑投射到任何一件事上去，没有界限。于是在小说后续的情节里，无论讲什么都要夹枪带棒。甚至秦学忠每看儿子一眼，都像是在做精神上的亲子鉴定，近于心理变态。此种描写在小说中俯拾即是，作者总结道：

有些话，女人面前，不能直问，憋在心口，久而久之，就炼成了铅丸，如雨烟如墨，顶在火药前面。杀气一起，只等墙毁船摧，鱼死网破。两相权衡，只能在孩子的这张脸上找答案，又不忍细看，因为答案早在心里，风言风语不算，平日的生分和龃龉都明摆着的，于是所幸将嘴封住。这个本事，在秦学忠身边傍了一辈子。[17]

成长中的少年未免叛逆，可是在秦家，任何“平日的生分和龃龉”，都成了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证据，时间一久，连秦绘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秦绘每多看他一眼，就更不敢肯定自己是他亲儿子。他也不愿接近母亲，就站在屋里的最深处，靠着墙，看着眼前这心凉的一幕。”[18]那么，给孩子取名“秦绘”，与其说是不愿其学戏，其实不过是施加隐秘的报复吧。

小说以这样的句子收束全篇：

其实秦学忠就那么看着儿子，那么拉着琴，一板一眼，绝不逾矩半寸。他的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看，只是听。[19]

经过整本小说的“训练”，读者在这里终于看懂了作者的潜台词。这是说：秦学忠想到，秦绘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至少”没进监狱，于是获得了内心的平静。难以置信，原来这就是小说反复讲的“吃亏是福”。

出于“自然发酵”的理念，作者认为，一心求道的主人公，也会遭遇现实、迎合现实，这才是真实。但是这种刻意求真，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撑，反而成为更大的不真实，使人物形象变得很不协调。作者只能借助语言强加转折，于是不断出现类似“XXX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了”、“XXX就是再傻，也能看出这件事不能再问”之类故弄玄虚的句式。

作者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种处理方式过于激烈，于是在《收山》对主人公屠国柱的操控上，以诸多较温和的弱转折，替代了《琴腔》中的强转折。这是另一种痕迹较浅的“自然发酵”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具体而言，作者为屠国柱的后半生设置了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完全放弃事业上的努力，使其成为一个专注于抒情的主人公。

常小琥《收山》，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所谓抒情主人公，是指每当面临重大变故的时候，屠国柱都受制于一种无来由的抒情冲动，而毫无作为。譬如店里要开除师兄冯炳阁，屠国柱一度也为其抗争，但是明明看穿了店里想要把他支走，小说还是写道：“于是我也没多想，就过去了。”[20]回来以后的反应则是：“一回店里，我就心烦意乱的。所以冯炳阁告诉我，齐书记让他内退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有多大不了。”[21]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主人公当时的“心烦意乱”。

更方便的办法，是将屠国柱的无能，都推到师父的遗训上去。这样一来，尽管屠国柱没能成为店里的中流砥柱，却并非缘于他个人素质不足，反而是因为真正贯彻了师父的教诲：

“我总讲厨子要有孝心，是因为我觉着，一个老师傅能不能体面地收山，不是看他这辈子做了什么，而是看徒弟对他做了什么。我这样讲，希望你能听懂。”[22]

这就保证了屠国柱既可以专心抒情、毫无作为，又依然能成为万唐居的精神传人。通过拆解传统本身，作者维护了他偏爱的主人公形象。

小说在前半段曾经写到杨越钧在后厨考试，问师傅们油的温度是多少，众人莫名其妙，老人表示“这是科学”，随即骂道：“你们在灶上，张嘴一个三四成热，闭嘴一个五六成热，怎么来的，多少度啊，你连油温的标准都不知道，哭半天不知道谁死啊！”[23]屠国柱把这件事讲给另一位师父葛清，葛清颇为不屑：“以前我们哪懂温度，不照样出活儿，关键是仗着经验保你。科学？科他妈了个学。”[24]

话糙理不糙，做菜本来凭的是经验，就算知道油温，也是换算的结果，多此一举。于是杨越钧这段表演，就不过是要在后厨耍威风罢了。在作者笔下，无论杨越钧还是葛清，虽然是一代名厨，个性上也要有所欠缺。如此，能否“收山”就不只是结构性的困境，还涉及到上一辈的品行问题。这就在屠国柱身上，增添了一抹悲情英雄的色彩，似乎也解决了颓废主人公的正当性问题。

那么，问题真的可以由此解决吗？

三、可气可叹的美感

《收山》写屠国柱的女徒弟张晗曾经点明万唐居的出路：

“听他们说了么，现在的万唐居，单靠你，不行，单靠马经理，也不行。你们俩什么时候能步调一致了，这家店的生意，才算有了指望。”[25]

可惜屠国柱当时忙于看她的高跟鞋和玻璃丝袜，没能回应。屠国柱和经理马腾之间，不是没有过惺惺相惜。然而终于道不同不相为谋，渐行渐远。二人之道如何不同？小说有一段很集中的描写，表现其最初的决裂。彼时马腾为了控制成本，降低了职工餐的标准，于是师傅们开始在店里使坏泄愤。小说写道：

他们各自怎么通的气，全不避讳我，所以这种事我不能管。

但我清楚，你悠着点就好，如果哪天玩炸了，被马腾揪住，谁也不知道会讨到什么好果子吃。因为最浅显的一个道理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所以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安安分分地待在鸭房，眼不见为净。[26]

这段话颇能体现屠国柱在小说后半段的特质：自以为明察秋毫，又能安心坐视不理；而且借助第一人称叙事的便利，时刻不忘撇清干系。身为总厨，他明知问题所在，既不阻止师傅们，也不去和马腾交涉。一边信奉“官大一级压死人”，一边又要逞英雄义气。小说写师傅们撺掇冯炳阁在外国旅游团的菜单里多加了两瓶五粮液、四盅灰参，被抓了现行。马腾问屠国柱如何处理，屠国柱的反应耐人寻味：

“你就算说破大天去，想开冯炳阁，我屠国柱头一个不答应，不信就硬来一次试试。”被逼到这个份上，我自己反是乐了。“我的师哥，我护短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是这个店的元老，店里养他都是应该的。我要是连这个短都护不住，连我待着都没意思了！”[27]

马腾和屠国柱代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观。马腾讲规章制度，屠国柱讲资格情面。屠国柱心里并非不能“论理”，嘴上却不能服输；事后可以后悔，当时却要拍桌子。在屠国柱看来，马腾代表的不是“新”，而不过是“年轻”。万唐居不会进化，因袭的重担只会使改造的冲动一次次在岁月中褪色，马腾不过还未曾拥有他的阅历而已。

屠国柱似乎忘了，除了“收山”，杨越钧还有另一件教诲，叫做“店比规矩大”。如果说前一件是承平日久后的理想，后一件则是山穷水尽时的保障。这是杨越钧的师父传下来的：

“他说规矩是金子，店是筐，乘金子的筐漏了，你的规矩再值钱，也守不住。三儿，等你出息了，记着不是你本事，也不是规矩保了你，是店。这个店在，比什么都大，懂了吗？”[28]

屠国柱当时的反应让人费解：“我别过头，瞥见街上有孩子用手指，在覆满哈气的玻璃上，划下一个大大的'傻’字。”从后来的表现上看，他的确没有理解师父的意思。师父在家里，可以说盼着五个徒弟都上灶，到了考级现场，照样能取消陈其的考试资格，有里子，也有面子。屠国柱只有一面，这导致他比师父更单纯，却也使他忘了：店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平心而论，《收山》并未以屠国柱的是非为是非，有时也借助少数几个有资格的人物之口，透露出对他的批评。婚前这个人物是邢丽浙，但是作者似乎有特别的观念，认为女性婚后就既不聪明也不可爱，后来剥夺了她的资格。婚后能提出有见地意见的人，除了马腾，还有张晗和苏华北。

屠国柱向张晗倾诉自己对师父的愧疚，“像藤叶似的，一点一点爬到我的腿上、肩上，把我绕在灶台前，脱不开身”。张晗说：“那么我替他们，传个话给你吧，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晒一晒，就放下吧。人走到最后，终有他自己的定数。犯不上你拿别人的命，作践自己，嗯？”[29]一如既往，中年后的屠国柱听不进他人任何一点意见，他说“这倒不会”，然后接着回忆下去。

更重要的人物是苏华北。杨越钧去世以后，苏华北回到店里，指出屠国柱的心劲儿大不如前，说：“哥，你还活在过去呢，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小说写屠国柱的反应：

我一股气猛地顶了上来。

“因为我压根儿跟你没话可说，老人留给你什么，你又怎么报答他的。有良心的话，自己想。”[30]

如果说马腾是作为经理的屠国柱在店里的接班人，苏华北就是作为总厨的屠国柱外来的掘墓人。杨越钧早说过，屠国柱和苏华北“一个代表万唐居的现在，一个，是万唐居的未来”[31]。苏华北南下闯荡，屠国柱只记得他对不起老人，却不能想象也许只有如此，苏华北才能真的成为万唐居的未来。这已经超越了他的眼界。

小说并不否认马腾、张晗、苏华北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然而由于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贯穿始终，反对的意见终于不过只言片语，不能发出完整的声音。于是读者很难分辨，究竟哪里是作者站在屠国柱一边，哪里是对他有所保留，只能跟着屠国柱的心思一直走下去。

事实上，保持价值的模糊，放弃批判的立场，以对于旧北京日常生活的爱而非理性，去面对一个正在或已经沉没的世界，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

以前的每个人，基本上都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自己能做主的，都是些针鼻儿大小的事。给孩子走个后门，从单位顺点儿东西，处了个对象说家住景山，见面后才知道介绍人大意，少说了个“石”字。都是这样的，现在想想，可气可叹，但那日子过起来，真的有种美感。好像是路走累了，还能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走。[32]

作者对秦学忠、屠国柱，以至他笔下整个传统世界，其实都是这种态度：要发掘一种听天由命的美感。或者说，要从可气可叹中，感受到生活的美。苏华北破坏的就是这样一种美，一种小说人物相互注视着、带着苦笑与满足一起沉没的默契。

对于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读者来说，也许会认为这有些病态。尤其是《收山》的第一人称视角，往往让人感到，挽歌该由旁观者来唱才是，自己唱起来，总有撇清责任的嫌疑。不过在屠国柱，以及作者眼里，你会这样想，也许不过是因为你站在苏华北一边罢了。

《收山》里有一段对话，作者自己未必留意，却至关重要。屠国柱被马腾批评以后，回家问邢丽浙，马腾说的有没有道理：

她说：“你何苦生那么大怨气，眼下这个形势，谁说得好。搁二十年前，管你的菜卖不卖得动，有国家给你兜着。如今效益差些的，真敢让你下岗，再不济，就交给私人承包。今天这家店的菜刚领了奖回来，明天就关张的，少吗？人家是领导，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呗。”

我长吐一口气，说：“这些还用你讲。我是琢磨，以前师父管后厨的时候，店里效益好好的，怎么我接了班，却一直在走下坡，算来算去，是不是这个万唐居，真是被我弄砸的？”[33]

这里最要紧的，其实是“这些还用你讲”六个字。作者的主人公总是过于轻易地接受形势、自我设限，既然接受了无能为力的前提，那么无论怎样琢磨，其实都不会有答案，于是顺理成章成为审美对象。价值上的囫囵吞枣，以及消解神圣的持续冲动，使主人公终于沦落成只能抱守一点陈旧观念的自恋之人。有时不过一句话，就能让读者对主人公恶感顿生，久久不能释怀。譬如当秦学忠得知岳少坤即将与自己心爱的云盛兰离婚，他的反应却是：“秦学忠眉毛一跳，这时候再问'跟谁’，就是犯坏了，他感觉那股恻隐之心，到底还是动了”。[34]当主人公人近中年，既没有直接的情感，也没有确定的态度，每讲一句话，都像是要重新创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恋小世界，又哪还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呢？

余论

作者在长篇小说里，亲自打破了他曾经在中篇里创造的纯净世界。要求主人公在求道以外，还要对世俗的人生有所回应。于是用生活的褶皱，填满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看其能否从中自救。这无疑是一步险棋。

如汪曾祺所言，长篇小说有特定的思维方式，中篇主人公入此全新世界，不免左支右绌。为了彰显传统价值的可贵，《琴腔》在人物形象上做文章，却有硬拗之嫌。《收山》维系了人物形象的连续性，又使传统价值本身遭遇了无法回避的质疑。《琴腔》写不传之传则失真，《收山》写传而不传则乏善，可谓进退两难。传统要不要传承下去？这对作者来说，向来不言自明。可是如果要传，传的究竟是什么？在中篇里，答案可以回荡在诗意的远方；而在长篇里，却成为必须坚守的现实倚仗。作者在这里陷入了最深的困境。

《琴腔》写秦学忠和云盛兰终于走到一起时，对彼此做最深情的剖白：

“我也想把手艺豁出去，但这脸，却实实在在没地方搁，那不是个玩意儿啊。”

“我不是？腰可以断，就是不能弯。和你当年的板一样，有定式，别人改不了。”[35]

那么传统的价值，就只在手艺上的一板一眼吗？或者不过加上，其中含有师父的心血？于是有屠国柱在退无可退之际，发出绝望的哀鸣：

这里的工艺和配方，是我那个师父，耗尽一生心血，钻出来的，一分一钱都不能差。今天如果说我应了你，加了不该加的东西，我怕下雨天打雷，把我劈死。[36]

常小琥的小说，最动人而受到读者青睐之处，还是讲手艺人的生活。然而如何提取手艺人生的价值，使其从容进入更广阔的世界，作者还无能为力。剑客下山，不妨拔剑四顾心茫然，可若是整天为吃大饼忧心，一身本领忘个干净，那就未免让人怅然若失。

技进于道，最是为难。难在不仅要技艺精进，还要摆脱对技艺本身的迷恋，以技艺为中心，重建一个价值圆融的世界。这不仅是对小说人物的要求，也是对有追求的小说家的要求。若将小说看作熏浸刺提的世界，那么常小琥这两部小说，可谓熏浸有余、刺提不足。刺提之不足，又使得熏浸的部分也难以散发应有的神采。

作者仿佛受葛清之命，亲手制作宫廷烤鸭。到了该出炉的时候，却任由烤鸭在火光中一点点黯淡下去，并且说，这只鸭子不是用来吃的，只是用于欣赏，看着它逐渐化为灰烬的过程，也是一种美。这当然比做烤鸭更新鲜，只是未免让人不安，而且难以为继。又让人想到《收山》的结尾，当屠国柱独自走到河边，点燃大海图像的壁纸，“看着那团火，在河面上，在半空中，飞舞不休”[37]，不知他是否看到，火光中还有葛清的身影，在缓缓摇头。

注释：

[1]《琴腔》中篇2014年11月发表于《收获》，长篇出版于2015年4月；《收山》中篇2015年9月发表于《上海文学》，长篇出版于同年12月。

[2]《收山》中篇有两处情节需要向长篇寻求解释：一是屠国柱初见邢丽浙时拿着的气球，长篇中交代了其来历；二是屠国柱和葛清师兄计安春的关系，在长篇里才引入了计雨竹这一人物加以说明。

[3]汪曾祺：《自序》，《汪曾祺自选集》，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常小琥：《琴腔》，第72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5]作者有意找补，于是补充了秦绘挨打以后的反应：“秦学忠意识到秦绘的那股虎劲儿正在往外冒，两眼发直地瞪着自己，怨怒中透着不解。”但是效果不佳。

[6]《琴腔》，第141页。

[7]《琴腔》，第83页。

[8]常小琥：《收山》，第24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9]常小琥：《不经意间，重活十年》（《琴腔》后记），《琴腔》，第192页。

[10]常小琥：《自序》，《收山》，第1页。

[11]《琴腔》，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