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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是他根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整理而成，他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体系特征，特别是“西洋社会”的特征加以比较，提出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
文章篇篇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却深沉精确；作者用俗、简洁的语言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新、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土伦理体系。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本书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解读传统中国的经典之作。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一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在“乡愁”日渐成为一种“经济”的当下，重读经典，或许能让我们更清醒地面对这片古老而亟待新生的土地。 “乡土本色”大抵是全书的总论，它从“乡”与“土”的社会特征入手来谈乡村社区如何从家庭这样的种子长成中国基层社会的参天大树。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这是他对“礼”的讲法。费孝通将礼与人情合在一起讲，相形之下使得这种社会形态具有更多的弹性。 文字是庙堂性的，它与知识的权威联系在一起，乡土社会的知识则是一种来自生活经验的习惯，不需要思考。“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背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甚至经验也无须积累，只需重复，也就没有历史变迁。 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三篇文章讲的是的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民间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费孝通所说的这个格局并非出自乡土民间的经验，而是与丧服制度有关，其根本是以封建宗法制为轴，在本宗九族之内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他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费孝通说：“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也就是说，差序格局对社会横向关系的包含也覆盖了最基本的两性关系。不过，夫妻关系毕竟特殊，其亲密程度外人比不得，那么在家庭之外是否也如此？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这在空间上就有了要求，必须是共同生活在一方小天地里，这小天地多少是孤立的，也即“如家”感。 由此，《礼治秩序》和《无讼》两篇，讨论乡村社会中人们如何基于这种宗法制家庭的感情进行道德判断和约束；之后的《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两篇，讲的则是乡土社会存在抵制皇权的可能。一方面是“天高皇帝远”，皇权为了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地方上的“长老统治”，“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这里已经可见“双轨政治”的雏形。费孝通的意思是，乡土社会既有民治自治的人心基础，在历史上也有过地方自治的制度空间，“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占了这一工的其实就是四民之首的士，后来的读书人。说到此，若回头去看前面所谈的“文字下乡”问题，便明白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巴在土地上过活的庄稼户，他们不仅在社会阶层上下游动，也在不同的乡土社会间游动——这里的乡土社会并非仅指乡村而言，也是指中国人无论漂泊在哪里都聚居而生的意象。到这个层面，它包含着更多地方性的含义。 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的社会流动不构成这个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仍旧是血缘大于地缘：“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真正能对这一关系造成冲击的是商业的发展：“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诸如上海这样的都会是由于西洋文明的商业和工业刺激下产生，其发展的代价不仅是农村一市镇—城市这一传统的经济结构的破坏，也使不少传统城市、市镇以及乡村都破败退化。他的家乡苏州吴江，费达生工作的开弦弓，莫不如此。 既然乡土社会如此浑噩、静止，那么，乡土变革的希望，便不能寄托于地方。费孝通认为，过去“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 '反对’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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