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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奇人一身好武艺,一手好书法!

 李叔狠生气 2023-12-03 发表于湖南

引 言

今天书法圈或者整个文化圈,说起魏铁珊,恐怕知者未必很多。但100年前若说起他,不仅书法圈,包括戏曲圈、政要名流圈乃至整个文化圈,那可是大名鼎鼎。鲁迅算是个人物吧?写文章以“刻薄狠毒”出名,基本上“逮谁灭谁”,入其法眼者实在不多。但如果哪天在琉璃厂街肆遇上这位先生,少不得作揖打躬,恭恭敬敬喊一声“魏伯父”。魏先生性好饮酒,找个酒馆陪先生喝两杯,也说不准。因为这位魏先生,是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至交好友,魏比周伯宜大一岁,性嗜酒。周伯宜秀才出身,但因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后因其父周介孚科场舞弊案牵连,被革去秀才身份,变得颓废,于是常常借酒消愁,同样嗜好杯中物。魏铁珊或许这个时候就成了周的酒友。周氏后为病魔所缠,又为庸医所误,死时年仅36岁。在周伯宜的一生中,虽然生下三个异常优秀的儿子,自己却活得窝囊倒霉,令人唏嘘。周氏短暂的一生中,至交好友屈指可数。按周作人回忆录中所说:“他是鲁迅的父亲伯宜公的朋友,或是同案的秀才吧。”因此,鲁迅若遇见这位父执辈的魏伯伯,岂能不恭敬有加。鲁迅1912年一1926年一直在北京任职,这位比魏先生小21岁的同乡晚辈得闲时前往魏府拜访请教,也说不定,那时论名气,魏可不比鲁迅小。虽然鲁迅当时也雅好金石碑帖,也常常逛琉璃厂搜求古籍碑帖,但这方面的修养在魏先生面前,当时怕只有求教的份儿了。

图片魏 戫 行书枣下条幅

一、魏戫生平及书法

魏铁珊即魏戫(1860—1927),初名龙常,字纫芝,又字铁珊,亦作铁三,晚号匏公,别号龙藏居士,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人,少年时随为官的父亲魏润亭生活于广西桂林。魏润亭亦是晚清著名学者,自小得父亲耳提面命,因此魏戫自幼饱读诗书,可谓家学渊源。光绪十一年(1885年)魏戫中举,成为候选知府。据资料记载,魏氏工书法,尤擅魏碑,风骨遒劲,为人称道,与李梅庵齐名京津。孙洵《民国书法史》将其作为“有一定影响的书法家”,划入“以北碑入书”序列,评曰:“魏氏工书法,尤擅魏碑,早年能以《龙藏寺碑》书写小如绿豆之小楷,笔笔饶有神采;中年以后以北魏笔意融合楷书,结字端丽,行笔洒脱,有晚清张裕钊遗意。魏氏久居天津,享名华北,人称津门四大写家之一。”“津门四大写家”另三位分别是华世奎、方尔谦、吴玉如,皆非俗流。说其“有晚清张裕钊遗意”是指功力深厚且结体规整严谨,其用笔并无张氏刻板之弊病。与其颇有交情的黄濬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专文记述魏氏各种传奇故实,于其书法则云:“又工书,法北魏,能以《龙藏寺》体作小楷,如半黍大,于大小篆籀隶字钟鼎又咸擅之。”孙洵所评,大概即本于此。其实,魏之书法近年时时见于各种拍卖场,魏体楷行书居多,篆隶则为少见。另,魏氏曾经为诸多名流书丹墓志墓碑,亦有实物或拓片存世,如魏书《林公神道碑铭》等,可以窥见魏氏碑体楷书风采。若全面细察其书,能见出其渊源有自,且取法广博,而并非仅仅《龙藏寺碑》之影响。

从魏戫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25岁中举的经历,可以推知其早年书法应该是根柢晋唐且擅长馆阁体之帖学书法的,特别是其行书明显有二王及唐人的影子,而楷书既端庄典丽又蕴藉内敛的气息,似应出自唐初欧虞诸家的影响。后来受阮元、包世臣特别是同代碑学扛鼎人物康南海崇碑思想影响,书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以碑为主,追求碑质而帖韵。除《龙藏寺碑》影响之外,结体的严整峻峭似应来自《张猛龙碑》,松活虚灵则似出自《张玄墓志》,这些特点若仔细比对其传世的《林公神道碑铭》,皆能察觉其隐约的脉络。而其传世较多的大字对联,用笔更加丰富,结体章法及用墨也更多变化,因此,亦可见出魏氏取法的广博,受《瘗鹤铭》《石门铭》等经典碑刻影响的痕迹亦十分明显,用笔内圆外方,以圆为主,寓方于圆。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序言有云:“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显然,魏戫之学碑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碑与帖在他笔下是“合”而并非“离”,所求者乃“两美”而非“两伤”。故,魏戫书法的意义,在于其较早地实践了碑帖融合的探索。这一点,明显高出当时许多以碑派自居而画地为牢的侪辈书家,如同为绍兴籍的陶心云等。

陶心云即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绍兴陶堰人,清末著名碑派书法家,颇有时誉。甚至,翁同龢、梁启超等对陶之魏体书法也大为推重。今天我们若研究比较陶、魏两家书法,陶书虽功力殊深,却终因描头画角刻板呆滞,品格意韵方面显然要输魏几分。另,亦见许多介绍文字,多有其晚年主攻汉隶金文,尤其上溯先秦,浸淫大篆古籀,得高古之气韵云云。但对照其传世较少的篆隶作品(偶有拍卖作品则难辨真伪)细细品味,似觉大部分分析缺少足够证据,主观臆测成分较多,甚至亦不乏言过其实的虚誉夸赞。

作为书家的魏戫,今天看来虽然其书法地位不高,但在当时也确实有着很大影响。尤其在京津地区,许多厂肆会馆商店匾额不乏出其手者,如北京山阴会馆(即绍兴会馆)的“绍兴县馆”匾额即为魏氏所书。戏曲界一代宗师、号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堂号“古瑁轩”匾额亦出自魏氏手笔。1912年,梁启超亦请魏氏题斋号“饮冰室”横披。当时许多北洋政要和社会贤达名流,愿出重金请为书丹家庙碑墓志铭者更是不少。据载,同为浙籍、曾任清外务部副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的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与魏是好友,就曾请为其父亲书写墓志铭。曹氏《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对魏氏学问、书法及各种绝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魏氏性情耿介,虽然善于结交并周旋于各种社会贤达名流圈子,但也并非油头滑脑的“好好先生”,而是爱憎分明敢爱敢恨,颇具古风。如张作霖曾托魏氏好友叶公绰以千金作酬为其书丹《家庙碑》和《戒子孙文》,被魏氏拒绝。这个故事,许多介绍文字都有涉及,影响较大,增加了魏氏平生的传奇色彩。

图片魏 戫 行书陈爵彯缨联

二、魏戫的“故事”

魏氏书法无疑有较深厚的碑学功底,又因家学渊源,幼读诗书,究心典籍,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故广为结交文人师友,诗书交流酬唱亦多名流高士。其“字外功”可谓了得。从其传世书法作品来看,整体风貌中规中矩,平正中和,虽宗魏法,全无圭角崚嶒之猛厉险峻,而是骨力内含,绵里藏针。虽有与碑学扛鼎人物李瑞清有并称之誉,较之李又多了几许帖学的逸韵,自然温润而无作家气。若置诸民国初期书坛,虽属高手,影响亦不可小觑,但终因个性面貌不明显,风格不能突出,故对后世影响不大。加之享年仅仅67岁,未得高寿,也减弱了其应有的影响。特别是,一生爱好过于广泛,未能专心学问,更无学术著述传世,虽然一生颇多传奇,是一位实实在在“有故事”的名人,但也终究仅仅止于“传奇故事”而已。单就书法艺术而论,可惜连书法史上的三流书家地位恐也勉强。由此可见,仅仅凭藉技法之时誉,在书法历史长河里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所以,有人喜欢说名人须“有故事”,书画名流更须“有故事”,这个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唯“有故事”才能放大其艺术影响,并传之久远,自古皆然。魏戫先生就是特别“有故事”的一个传奇人物。

首先,魏戫有一身好武艺,可以称得上武功高强身怀绝技。资料披载:他尚武爱武,具内功,通“易筋经”诸拳法,有神勇,传说二丈高之墙垣,他能轻轻一跃而过。他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常以武人自居,是名副其实的“大侠”。高伯雨《听雨楼杂笔》中曾描述“精于技击的诗人魏铁珊”,说他会“壁虎功”,即有着壁虎攀爬墙壁的功夫,有如蜘蛛人一般能飞檐走壁,甚至能“以背缘壁而行”云云。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曾经记有其父周伯宜说过的一则关于魏氏绝技的佚事:父亲也对他说起魏做秀才时,曾在家乡镇东阁上挟妓饮酒,镇东阁在府横街的西头,与杀人的轩亭口遥遥相对;其北接近绍兴府的衙门,是差役聚集的地方。这事被他们知道了,自然认为是讹诈的好机会,便有几个差人走上前去恐吓他。魏氏一声不响,只提起一个差人来,向窗外一扔;这镇东阁至少乃是同小城门一样的高,一摔到地上,一定粉身碎骨了。魏氏却也随即一跳,纵身而下,在还未到地的时候,将差人一把抓住,(差人)没有跌死,但也吓得昏过去了。魏氏好友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到魏氏同样的故事:“铁珊任侠,喜打抱不平。尝在上海太古轮船,见洋水手欺侮华工,他愤将洋水手抓住领口,往外一扔,竟落于江心。他即一跃登岸逃避,真是能文能武,技击功夫臻上乘,亦奇人也。”由这两个生动的故事,我们可以推想一下当时魏氏的不凡身手,果然是身怀绝技。因为这身功夫,魏戫在当时书坛又得了一个雅号——“精武书家”。

其次,魏戫先生的“有故事”表现在其戏曲方面的才华,用今天的话说,那简直就是“比专业还专业”。许多资料都有这样的详细介绍:与早期京剧名家秦稚芬(梅兰芳姑父)、罗瘿公、王瑶卿等均交厚。特别是精于曲乐,兼擅诗词声律,能为中晚唐诗、宋明文,尤工倚声、长短调,其南北曲俱精美。尤于胡琴、琵琶、筝、笛等乐器和昆、徽、弋、黄等戏曲无不精通,简直可算得“六场通透昆乱不挡”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俞振飞等泰斗级名伶,当年竟然皆曾拜其门下,得其提携。这个能耐可大了去了,单说王瑶卿,那可是戏曲界特别是旦角行当祖师爷级别的人物。

王瑶卿(1881—1954),字希庭,号菊痴,祖籍江苏淮安,戏曲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初,王瑶卿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后,担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为京剧艺术发展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他不仅青衣、刀马旦兼演,而且文武昆乱不挡,艺术上博大精深,他所创造的“王派”,是京剧旦角艺术的基本流派。何谓“基本”?即后来旦角艺术的诸多流派之“母体”,因为都是从“王派”这一母体中分化出去的。王瑶卿首先突破了京剧界多年来的陈规旧念,把青衣、花旦、刀马旦的唱、念、做、打、舞的特点融汇起来,创出“花衫”这一行当,给京戏的旦角开辟了一条新路。最大的贡献则是因材施教,培养指导梅尚程荀四大弟子各成一派,被誉为“四大名旦”。魏长王瑶卿21岁,学问好,博学多识,于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又十分精通,因此两人交往中王是很敬重这位“魏兄长”的,不然也不会专请魏为其书斋“古瑁轩”题写匾额,更自然不会允诺其弟子梅兰芳、程砚秋等拜其为师(伶界旧规,弟子转拜他人为师须先征得本师同意)。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梅、程及余叔岩、俞振飞等拜师魏戫,向他请教什么呢?估计不是学习旦角唱腔及舞台动作表演,而主要是学习诗文、音律、书画、武术,特别是学习其对戏文人物的分析理解,这些方面的修养对演员如何由“唱好戏的”成就为一位“好唱戏的”,太重要了。而这些又往往是梨园行师傅们的短板,即如有“通天教主”美誉的王瑶卿也不能完全具备的。

资料又提及魏氏对名伶们的“大力提携”,想魏氏官宦出身,又曾为官,且性情豪侠仁义,对自己喜爱的伶人弟子自然是不遗余力鼎力推举。又有资料详细谈到,1927年魏铁珊去世,余叔岩送1000银元奠仪,这些钱当时在北平是可以买一座四合院的。余叔岩何以如此感恩?余后来能够跻身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之京戏界“三大贤”,恐怕与魏先生对其全面修养的教导指授及“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

一个书画家,倘若有“学问故事”,自然会大大加分,而如魏铁珊先生这样仅仅有武术、戏曲方面的“故事”,加分却是很有限的,细想起来,这其中缘由很是耐人寻味儿。比如启功和欧阳中石两位先生,都算是通俗易懂类型之“写好字”的,就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可谓难分轩轾,但启功的“故事”是音韵训诂学、诗词文献及古字画鉴定,而欧阳先生的“故事”则是京戏。启功的“故事”固然了不起,但欧阳的奚派老生戏,那也绝对称得上“比专业还专业”。但论到对书法艺术的“加分”,欧阳的“故事”,显然比之启功的“故事”要黯淡多了。相反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或戏曲人有了学问的“故事”,可就加分多了。如张伯驹、刘曾复、张充和等,他们虽然不是专业名伶,但专业演员见到他们也言必称“先生”,何也?有学问故,对“戏曲玩艺儿”不仅会,而且懂来龙去脉,知雅俗高低。即使同样的专业演员,若言菊朋、奚啸伯、俞振飞等,因为比之同行懂诗文音韵,自然也得以加分,高出同侪。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都拜师访友学诗文书画,既是增进修养,也因此在艺术影响方面得以加分,高出同行,成就其大师地位。

图片

三、结语

魏戫生活于乱世飘摇的清末民初,虽然早年中举亦曾为“候选知府”,终因“试礼部不第”,平生又好游历,不喜官场逢迎,且性情耿介,仕途屡屡不顺。尝主谭钟麟、鹿传霖幕,后袁世凯与岑春煊慕名多次礼聘,皆不就。晚年寓居津沽,以鬻书为生。生活窘迫,又贪杯嗜酒,愁惨潦倒。1927年初,殁于天津。据说,他自知去日无多,便召集儿辈嘱托后事,并自写墓志铭云:“其国无清,其人无名。其生庚申,其死丙丁。其籍山阴,其葬天津。后世子孙,曷视此茔。”这种笔调,令人唏嘘落泪。平生虽能诗联,但存世遗作并不多,其词作《寄榆词》一卷(一册)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袁氏济美堂刻印,袁涤庵题签并作跋,徐沅撰序,可惜仅有的一部书作付梓时,魏已故去整整十年。另,魏戫妻陈肖兰(清末名宦重臣、学者书法家陈璚之女)亦擅翰墨,两人时有唱和,颇得自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何和征辑刊《魏铁珊先生陈肖兰女士遗集》行世,此时魏戫亦谢世八年矣。由此可见,魏铁珊固然一生经历传奇,一身“故事”,毕竟“精武书家”之“精武”二字,让他的书法艺术平添了些许尴尬,终不如“文人书家”“学者书家”更“高大上”,更能为其书法艺术之影响加分。这也是其书法艺术虽然颇具时誉而书史地位却终究不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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