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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了赤德松赞执政期间，吐蕃的政治版图出现了一个变化。这就是僧人走进了权力核心圈，成了位列大相之上的僧相（钵阐布）。
之前的介绍里也提到了，赤德松赞继位之初，吐蕃处于一场政治动乱之中，他是在佛教势力的扶持下，才得以顺利登上了赞普宝座。
因此，扶持佛教力量就是赤德松赞稳定政局的一种必备手段。
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僧相作为一个新加进来的政治力量，之前从未出现过。它跟固有的吐蕃官僚体系怎样配合，就变成了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了。
这种状态有点像我们在公司里上班，突然空降了一个领导过来。
这个领导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
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都是养家糊口的，换个领导，也只能忍着。但吐蕃的情况可未必如此，僧相要面对的可不是打工人。
就拿噶迥寺盟誓文来说，僧相面对的大相就出自没庐氏、琛氏、韦氏和朗氏。
没庐氏、琛氏和韦氏，咱们之前已经反复提及了。
前两个属于吐蕃的四大尚族（外戚），长期与王室保持着姻亲关系，另一个是吐蕃“论族”里的旗手。
只有朗氏，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
这个家族在吐蕃时期确实没那么显眼，但这个家族的后代子孙，在明朝时期可是艳阳烈日级别的存在。他们创建了的帕木竹巴政权，统治前后藏足足有二百六十多年。
这就是两位僧相要面对的手下，他们该怎么平衡自己和贵族世家的关系呢？
说到这里，就要提一提没庐氏和娘氏之间的关系了。
在史料里并没有娘氏和没庐氏结盟的记载，但一些散落其间的证据，可以看出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1]
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娘氏家族的大臣名悉腊作为金城公主的迎亲使造访过长安。这个使团的首领，就是没庐氏的大臣尚赞咄热拉金，有的学者认为，他就是吐蕃王太后没庐·赤玛伦的弟弟。
在唐蕃赤岭议和期间，名悉腊又多次出访长安，此时在大相位置上掌控全局的，恰恰又是没庐氏的大臣没庐·琼桑。
之后，娘氏大臣被提拔为论相，操作此事的依旧是没庐氏的大相，他罢免了蔡邦氏的大臣，提拔了娘·都孔。
也就是说，娘氏大臣三次获得重用和提拔，都在没庐氏的主政期间。这是不是意味着，两个家族之间保持着比较亲善的关系？
等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两个家族的联系就变的更加紧密了。
这种紧密的关系，来自于佛教。
说的更准确一点，是来自于佛教里的禅宗。
我们上期提到过，娘氏家族的娘·夏米是坚定的禅宗修行者，定埃增最开始也是跟着汉地僧人学习禅宗。
而没庐氏也是一个倾向于汉地佛教的家族，赤松德赞的没庐氏妃子就是摩诃衍的追随者。最后，她带着上百位吐蕃贵妇集体出家，形成了吐蕃历史上的首个尼僧集团。
与这两个家族相对，韦氏是印度佛教的坚定支持者。
所以，上期咱们讲定埃增撵走拔赛囊的时候，我曾说过这件事的背后说不定还有吐蕃贵族之中的尚与论之争。
那么单凭娘氏和没庐氏关系好，僧相是不是就能摆平贵族集团呢？
当然是不行！
就算两家的关系再好，您要是动了人家的馅饼，人家一样会跟你急眼。
再说了，没庐氏也没那么大的权威。
他家就是再牛，也就是贵族集团的一部分而已，根本没能力代表整个贵族集团。
想要保持僧相的超然地位，还得有其它的手段。
这种手段甚至都不来自于僧相本身，而是来自于吐蕃权力的最高层，来自于顶层设计。
学者们在仔细研究噶迥寺盟誓文书后发现，写着名字的80位官员出自32个贵族家庭。
林冠群先生又再次细分了一下，把出现两名官员的贵族家庭单独统计。这种他认为比较有优势的贵族，一共有16家。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家族构成了吐蕃官僚体系的基本盘，僧相所在的勃阑伽、娘氏，不过其中两家而已，就算上没庐氏，也不过只有三家。
这说明，僧相的出现不足以改变吐蕃官僚体系的基本盘。
另外在这份名单里，四大尚族和韦氏贡献了34名官员，占比高达42.5%。其中，纳囊氏和蔡邦氏各有6人，琛氏出了7位，没庐氏虽然占据了首席大相，但其家族只出了6位官员。还没有韦氏家族的人多，他们出了足足有9位官员。[3]
在吐蕃国内“尚”族与“论”族博弈的大背景下，韦氏是以一己之力单挑四大尚族。
这就是我说，韦氏家族是吐蕃“论”族旗手的原因。
再来看看那个貌似很风光的勃阑伽和娘氏，他们家族出了僧相，但在整体上却只有两人入列。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虽然僧相的出现代表着佛教势力的崛起，但吐蕃官僚群体的内部，从大相、内相和外相，乃至各地的总督和将军，这些职位仍然掌控在传统贵族集团手中。
所以，僧相制度并没有改变吐蕃官僚的构成，他们不可能凭自己的实力抗衡整个贵族集团。
这种情况下，赤德松赞就得出手了。
还是在那份盟誓文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官员排序的名单里多了叫“悉南纰巴”的职务。
在藏语里“悉南纰巴”的意思是“侍卫”，但侍卫的排序放在了外相、法官和将军之前，很显然不是普通的侍卫。他们应该是赞普的亲随侍卫，因此翻译为“近侍官”更为合适。
考虑到这个群体，此前从未出现在盟誓文书里，可以认为他们是在赤德松赞时期，因与赞普关系密切，而得到了特殊的提拔。
这个群体刚刚冒头，就在盟书里出现了17个人，占比高达21%。
但分析他们的家族来源，你会发现17个人居然出自12个家族，可以说是来源相当分散。
如果在西藏历史上找一个相似的群体，我会想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坚塞”。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坚塞”，同样出自领袖身边的近侍，同样来源广泛，同样以中小贵族为主。
“坚塞”之中，最出名的三个人物，龙厦·多吉次杰至少还算个贵族，擦绒·达桑占堆和土登贡培干脆就是平民出身。[4]
他们在政坛中快速崛起的原因，几乎全部来自于最高领袖希望改变固有的官僚体系。
两个群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坚塞”，既没有家族背景，也没有具体职务，就是因为得到达赖喇嘛的重视，而获得了权力。
赤德松赞时期的“悉南纰巴”，则有更深的家族背景。
在近侍官群里中排序靠前的几个名字，都跟王室的父系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其中麴氏和许布氏本身就出自王室父系。
关于麴氏家族，我们在讲赤都松赞的时候曾经介绍过。
这个家族的大臣曾做过大相，在推倒噶尔家族的过程中，麴氏跟代表外戚的没庐氏亲密合作。但在之后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两个家族闹翻了，没庐氏联合韦氏搞倒了麴氏，让王室父系势力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父系势力再次登上舞台，意味着赤德松赞需要一支力量来做平衡。
那他需要平衡的又会是谁呢？
首先排除的是僧相。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僧相家族才刚刚冒头，势力甚至不足以撼动固有的吐蕃贵族。
其次可以排除的是“论”族。
“论”族在噶尔家族弄权时代以后，一直受到王室的猜忌，长期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虽然韦氏始终不捯，依旧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这个家族的大臣，却没有连续做大相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弄权的机会。
他们在吐蕃政坛中，处于一种很重要，但又很敏感的尴尬地位。一旦有了冒头迹象，赞普就会毫不犹豫的下手拔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韦·达扎恭禄。
他明明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打得河西节度使不敢出门，还从瓜州抢回了大量的物资，让整个吐蕃民众都穿上了丝绸衣服，结果回国以后就被咔嚓了。
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尚”族了。
尚族在王室抑制论族的大背景下崛起，到了赤德松赞之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尺带珠丹时期，没庐·琼桑连续掌权二十年；
赤松德赞时期，纳囊氏的尚结赞权倾朝野，屠杀异己；
到了赤德松赞时期，又换成了没庐氏大相，他的执政期几乎贯穿了整个赤德松赞时代。
以至于，接下来的热巴巾，不得不再次启用韦氏大臣做大相。但几年后，没庐氏卷土重来，再次拿回了大相之位。
赤德松赞需要抑制的，就是以没庐氏为代表的四大尚族。
这种态势从盟誓文书里也能看出端倪，在近侍官的群体里，除纳囊氏和蔡邦氏各有一名成员进入之外，最显赫的没庐氏和琛氏甚至无一人在列。[5]
这种父系背景强烈，外戚背景微弱的态势，清晰地展示了吐蕃赞普的深意。这个快速崛起的群体，本身就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份盟誓文，它的意味就不是一份兴佛建寺文书，那么简单了。
它是赤德松赞政治改革的号角，一场吐蕃权力结构再平衡的宣言！
赤德松赞的三记重拳，分别是扶持僧相、提升近侍官地位、复苏王族力量。
这套组合拳重塑了吐蕃的权力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时吐蕃政治危机。
要知道，从赤松德赞晚年开始，吐蕃就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
这场危机的烈度之大，甚至以杀掉赞普来做标志性事件。如果这场危机不能得到化解，那吐蕃王朝可能不需要朗达玛出手了，在赤德松赞时代说不定就画上了句号。
所幸，赤德松赞用权力平衡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或者说他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但他舒缓了矛盾，让吐蕃王朝苟住了。
乍听起来，“苟住”更像是个骂人话，至少不是啥好词儿。
其实，“能苟住”就已经很高明的政治家了，很多王朝就是因为苟不住，才走向了崩盘。
在赤德松赞执政的十几年里，吐蕃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这与他接盘时，那种天崩地裂的局面呈现了巨大的反差。
他走的时候，交给儿子了一个稳定的吐蕃。
这就是赤德松赞的能力，单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甚至比老爸赤松德赞的评分，还要高上一线。
他所构建的平衡体系，形成了尚论、王族、僧团三方力量的制衡。这个系统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代赞普（热巴巾）执政的早期，至于他儿子能不能玩好这个结构，那是他儿子的问题。
实际上，在我看来吐蕃王朝的崩盘，热巴巾要负主要责任。
相比起来，朗达玛更像是个背锅的倒霉孩子。
但这个赤德松赞着力构建的体系，依旧有一个核心问题。
这就是僧相和大相之间，如何来实施权力平衡。
从刚才的讲述里，我们已经知道，僧相的出现并没有瓦解贵族权力过重的问题。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吐蕃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历代赞普都没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那么赤德松赞要怎么分这块名叫“大相”的蛋糕呢？
关于这一点，史料里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能通过一些细碎的证据来进行分析。
我们之前讲过吐蕃大相的权力范畴：代表赞普召集各地盟会、规划并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国家基本大法、主持对外关系、率领军队征战四方。[6]
也就是说，大相的职权涵盖吐蕃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僧相制度确立以后，两位钵阐布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军事指挥权依旧由大相操控。
这一点也和僧相的身份相适应，毕竟让一个僧人领兵屠戮，确实有悖于佛教思想。
相似的例子，可以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卫藏与拉达克的战争就能看得出来。
当时拉达克占领了阿里地区的古格、普兰、日土、贡塘（今吉隆县）等地。
五世达赖喇嘛决定反击，他让甘丹次旺还俗，带领大军出征。
甘丹次旺一直打到了拉达克王都列城的脚下，双方以签署协议结束了这场争端。
战后甘丹次旺认为自己杀孽太重，便在普兰修建了贤伯林寺，所以这座寺院也被人称为“忏悔寺”。
这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军事统帅与僧人的身份相悖。
于是僧相不问军事，就成了两个职务的分野。僧相与大相之间，便形成了一内一外的权力平衡。
这种平衡结构在赤德松赞时期运行得比较平稳，至少在史料上看不出僧相设置后，贵族集团出现过激烈的反弹。
也正是因为贵族集团比较平静，赤德松赞时期的吐蕃政局才保持了稳定。正是这种稳定局面，让两位僧相有精力在吐蕃的佛教和文化事业上发力，并且推动了唐朝与吐蕃的和谈。
有关于赤德松赞时期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与唐朝关系的推进，我们下期接着讲。
最后再多说一句，这两期涉及僧相的内容确实挺复杂的，老布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林冠群、金鹏飞老师的著作，分别是《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研究》和《尚族与吐蕃政治关系研究》，以及其他老师的相关论文，感谢各位老师的研究成果。
说实话，僧相制度的相关问题，远比我讲内容要复杂的多，我感觉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讲透。
如果大家对僧相问题感兴趣，可是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把相关论文分享在读者群里。
参考书目：
[1][5]、《尚族与吐蕃政治关系研究》_金鹏飞；
[2]、《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_林冠群；
[3]、《吐蕃时期僧相制度的运行机制》_金鹏飞；
[4]、《龙厦及龙厦事件研究》_田苗；
[6]、《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_林冠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