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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潘师旦之谜

 老邓您好 2023-12-07 发布于浙江

    宋代有几位潘师旦?一位、二位、三位还是更多?没人说得清。

古籍中写到潘师旦的名字不少,但正史《宋史》中却没有一处提到“潘师旦”。

潘师旦生卒、籍贯、履历都不清楚。

于是有些人就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史书中的“潘师旦”柔合在一起,将他设计成一位既能当官又懂艺术和园林的大师,还成了皇帝的成龙快婿。

与潘师旦最早的联系是《绛帖》。

 绛帖

趙宋坐稳江山后,太宗皇帝为了笼络官心,在淳化中(992)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厘为十卷,勒板藏秘阁,名《淳化阁帖》。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

《淳化阁帖》绝版后,庆历中(约1045),故相刘公沆在潭州(今长沙),以官法帖镂板,遂布于人间,称为《潭帖》。此官刻帖质量平平。

人们希望有一本能在民间流传,高质量法帖出现。

于是,北宋第一位潘师旦出现了。

这位潘师旦(字舜臣)官历尚书郎、酷爱书法艺术、独具创新,冲破官府垄断,大胆地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入别家法帖,在家摹刻新帖,共二十卷,由于潘师旦世居“绛州”(今山西解州绛县),又刻于“绛州”,因名《绛帖》。

虽为私刻,但因雕刻精细,拓本墨汁佳,纸张好,北纸北墨极有精彩,深得后人称颂,曹士冕称“比今所见阁帖精神过之”。与《淳化阁帖》、《大观帖》齐名为三大名帖之一,不愧书法瑰宝。

刻石需要花费大量银子,潘师旦财力有限,于是刻石长短各异,不统一,甚至刻在井栏台阶之上。曹士冕称“舜臣事力单微,而自能镌石,虽井阑阶砌,皆遍刻无馀。”

相传潘氏死后,法帖石作为遗产一分为二,其两子各分得十卷。长子分得前十卷,因负欠官钱,被没收入公库,绛州绛守补刻后十卷,并刻『日、月』等二十字,以识其第次,名为绛公库本,又名东库本;幼子补刻前十卷,亦足一部,名为私家本。于是绛州有公私二本。

不久原石皆毁佚,物以稀为贵,原拓《绛帖》十分贵重。

当年,欧阳修见到《绛帖》后,在治平元年(1064)七月三十日写道,“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为别本以行于世。”(见欧阳修《集古录》小字法帖)

由此推断,《绛帖》刻于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大概率是嘉祐四年(1059)前后。潘师旦应是此间在家闲居的人士。

古籍中有关潘师旦的记载都集中宋仁宗期间。

仁宗庆历初(约1042-1044),潘师旦知晋州。事见水洛城事状的相关资料。

尹洙(1001-1047)因水洛城事件,庆历四年(1044)被皇帝调任晋州,但晋州知府潘师旦已任职一年零九个月,还未卸任,皇帝就让尹洙等待补缺任命。尹洙心有不满,就向皇帝打了报告《乞与郑戬下御史台对照水洛城事状》。这可能是皇帝有意为之,尹洙与范仲淹接近,主张推行“庆历新政”,而潘师旦属于旧派。

仁宗庆历中(约1044-1045),潘师旦知润州(今镇江,未见史料,根据下述故事推断)。正值新政派官员苏舜钦(字子美)被排斥出朝廷,谪居吴中,苏子美化了四万钱买地,建“沧浪亭”,作《沧浪亭记》。子美打算游丹阳(子美家族居地,有移居之心,属润州)。潘师旦深不欲,宣言于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沧浪亭》:

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

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

表白了对世态的无奈。没三年,苏子美就因病去世,葬于润州丹徒义理乡檀山里石门村,时年四十一岁。

该事件见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苏子美身世见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并序》。

仁宗庆历、皇佑间(约1046-1053,潘师旦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广西通志有记载。

潘师旦出任广西提点刑狱一职有人褒奖,也有人申斥。

理学大师程颢撰先公记,称其父程珦“在(龚)州二岁(约皇祐二年-四年1050-1052),时潘师旦为提点刑狱,最称严察。”

但是,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的包拯,却嗤之以鼻。他在《请选用提转长吏官》中提出“窃见,近日除授转运使,但理资序不甚选择,如,江西路刘纬,利州路李熙辅,皆智识庸昧,众所共知,其提点刑狱亦未甚得人,若广西潘师旦,江东令狐挺,京西张士安、河北席平皆素非干敏之才,又无廉洁之誉,猥当是选宜乎,不任其职。”

不过,事情并非如包拯所愿。被其点名的一些人士,后来的仕途还是一帆风顺的。如令狐挺,离任江东路刑狱公事后,迁祠部度支二员外郎,皇祐年知秀州,甲午年建嘉兴大名顶顶的“月波楼”,迁司封员外郎,后知单州,因病致仕而卒;而潘师旦则当上了尚书郎致仕。

如果按宋代初任知府平均年龄为40计算,那么潘师旦在五十多岁当上尚书郎,然后致仕,回到老家绛州,五十六岁左右镌刻了“绛帖”。当然,如果潘师旦在任晋州知府前还担任过相当职务,那么,潘师旦镌刻了“绛帖”的年龄还要晚近六十些。

由于这些潘师旦都出现在宋仁宗年代,我们权且把这些人看成是同一位潘师旦,因为宋代同一时代出现同名同姓不同官员,通常会在姓名前加上籍贯,以便区分。

约在南宋初年,开始出现了乱点鸳鸯谱。民间流传,潘师旦刻的《绛帖》是驸马潘正夫在绛州所刻。

潘正夫(1084?—1152)字蒙著,历南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高宗四朝,徽宗政和二年(1112),徽宗将他哥哥哲宗的第三女,也就是他的侄女韩国公主,出降给潘正夫。潘正夫成了驸马,拜驸马都尉。

大胆设想,从《绛帖》到《潘驸马帖》,这种变化可能与金兵入侵有关。

“靖康之变”,三千宋宗室人员被虜北疆。驸马潘正夫及夫人韩国公主(懿康公主)一家意外脱逃,从睢阳渡江南下,避钱塘,循灨水走湖南,到广东,再北上福州。在福州乌山霹雳岩处留下题字(1112年),最终定居婺州(治金华)。

南宋初年兵荒马乱,潘正夫这一大家子靠政府拨款,人均收入只有低保的四、五倍【注】。这对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皇室人员就是灾难。有些族人开始变卖家产,其中就包括从中原带出的《绛帖》。由于从金华潘驸马家流出,甚或有族人为抬高帖价,有意宣传潘驸马刻帖,于是《绛帖》在南宋初成了“世称《潘驸马帖》”。

最早记录《潘驸马帖》的是淳熙甲午(1174年)郑兴裔的《跋淳化帖》(见《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他在文中写道“《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舛误,世称为《潘驸马帖》”。此时,离开潘正夫去世才22年。

七十年后,曹士冕淳祐四年(1244)写成《法帖谱系》,在卷下《绛本旧帖》一文中写道:“《欧阳公集》古跋尾,谓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为别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师旦者,窃取官法帖中数十帖,别自刻石,以遗人而传。”“此帖世称为《潘驸马帖》,或又称《绛帖》,岂潘氏世居绛郡耶”。又写道,“淳祐甲辰,自霅川官满得阙遄归,假道三衢,始获观真帖于沧州毛监丞所,不独第九卷与单说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谓珍玩矣,且云得之金华潘氏,是殆师旦之苗裔也。”这里不仅把潘师旦刻的帖称为《潘驸马帖》,而且称《绛帖》得自“金华潘氏,是殆师旦之苗裔也。”已经将潘师旦与潘正夫混为一谈了。

又过了如干年,南宋理宗淳祐间曾宏父(1241-1252)写成《石刻补叙》。他写道“《绛帖》前后各十卷,相传驸马潘正夫以阁增损翻刊间摹。”(卷上),又称“潘正夫居绛,乃增改衍为二十卷,官又刻置郡斋。”(卷下)正式确认《绛帖》为驸马潘正夫所镌刻。

后人不知原由,相信了老夫子们的胡诌,于是《绛帖》又被称为《潘驸马帖》。

《绛帖》刻于皇祐、嘉祐年间,那时候潘正夫他妈可能还没有出生,何来潘正夫驸马刻《绛帖》之说!

时光荏苒,在北宋潘师旦刻《绛帖》后约160年,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22),嘉兴出现了位同名同姓的知府潘师旦。

这位潘师旦在正史《宋史》上同样没留下任何记载。他的生卒、籍贯、履历都不清楚。

他在嘉兴有些知名度,是因为在他当知府后八十年(约1305年前后),已经改朝换代的孙子潘文显,请五十岁出头的赵孟頫老先生写了《会景亭》匾额和记,赵孟頫是宋末元初知名书画大家,他的这一篇《彪湖会景亭记》将潘师旦重新引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根据对《彪湖会景亭记》的解读,知道潘师旦“初知秀州,爱秀之水深土膏,足以保富贵而遗厥后。遂有卜居终老之志,仕而渐至通显位,历尚书,未及耄耋,即解印归”。退休后,潘师旦在春波门外彪湖滨,购置了园林,园内有南坞暨渔溆十一景,有亭,因名“会景亭”。

 嘉兴南湖会景园望湖楼

会景亭的出名倒不全是赵老先生《会景亭记》的功劳,因为在赵写文章约185年前,“会景亭”就已经存在,亭所在的园林叫“柳氏园”,当年园中已经存在“会景亭”及南坞暨渔溆等十景,当年嘉兴县令陆蒙老写了《嘉禾八咏》,其中就有“会景亭”,当过秀州知府的周邠还和了陆蒙老诗《和嘉禾八咏》,包括《会景亭》诗。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知枢密院事的沈与求也写过《会景亭》。

南北宋前后两位潘师旦相隔约180年,但同名同姓,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不少后人将他们混为一谈。

由于,镌刻《绛帖》的潘师旦名声要大得多,知道镌刻《绛帖》的潘师旦,不一定知道嘉兴有个知府也叫潘师旦。

嘉兴知府潘师旦只在嘉兴范围内有些名声,有些嘉兴人就认为镌刻《绛帖》的就是这位潘师旦知府。

这其中就包括在嘉兴十分有名气的清末遗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家藏《绛帖平》的大学者沈曾植。

沈曾植的故宅在嘉兴姚家埭一号,嘉兴子城西侧,天主堂南侧,一座四进二层院落。

《海日楼题跋》卷二,沈曾植在其《宋拓绛帖跋》中写道:“潘师旦尝知秀州,有宅在城中,有园在滮湖滨,其官为尚书。赵吴兴应其二世孙文显之请,重书园匾,而为之记。周邠、陆蒙老、沈与求皆有诗,具郡志中。是《绛帖》与吾禾有缘,而前人乃无拈出者。”他沾沾自喜,十分自豪,“前人乃无拈出者”,但是却拈了个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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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西外宗一百七十六人,岁费钱约三万缗”。年人均一百七十缗。而南宋初100文钱只够三口之家吃一顿饱饭了。一年需三十七缗勉强养活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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