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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与1934年，杨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公路，这些情况当时外间传说颇多。 我于1932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员之一。 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也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 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我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 现就记忆所及分别写出案情经过，但由于事隔多年，可能仍有遗漏与错误之处，尚请了解当时情况者加以补充和指正，俾使此项震惊当时的罪恶暴行，能更具体地揭发出来，使世人更清楚地看到反动集团的凶狠毒辣。  杨杏佛旧照 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一时间轰动上海滩，极为各方面所重视。 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 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 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 些主张，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所以，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杨杏佛与宋庆龄等人合影旧照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 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 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 就在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 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 于是，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 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 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露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可是，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 18日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 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却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 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但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敢对他下此毒手。 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掩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诚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 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露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凶手过得诚完成了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 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 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 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 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 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 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一汇集起来送南京方面转报了蒋介石。 接下来，就是史量才先生被暗杀。 其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不过，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 而且，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史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 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旧照 1934年10月间，史量才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 不过，他一向提防着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 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 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露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于是，戴笠带着赵理君等人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可是，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 而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就是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 他们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里，就停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军统接头处。 史量才决定于11月14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后，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最后，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 这辆汽车于10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以后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 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 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赓的同学邓祖询。 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泳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泳赓，一连发射20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 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 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泳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1万元奖金。 这时，特务们却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5000元的奖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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