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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最后一周，候任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及其团队造访美国。作为一名极右翼政治人物，米莱在竞选过程中发表过诸如“炸掉央行”、“货币全面美元化”、“关闭卫生部和教育部”等惊世骇俗的言论，加之其带有古典摇滚特色的发型以及同样是一位政治素人，许多人将米莱称为“阿根廷特朗普”。鉴于目前阿根廷国内经济停滞、通胀恶化以及混乱的社会环境，《纪事报》（El Cronista）在米莱当选后担忧地表示“如今千疮百孔的阿根廷是否还能经受一次全国范围的风暴式改革？”故而使得此次米莱访美被普遍视为一场寻求华盛顿对阿根廷接下来改革行动给予实际支持的政治游说。  图为米莱的支持者将其头像印在美元上响应“货币全面美元化”号召 米莱访美的动机与诉求 米莱出访美国的团队中囊括了未来政府的幕僚长尼古拉斯·波塞（Nicolás Posse）、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Luis Caputo）以及战略负责人圣地亚哥·卡普托（Santiago Caputo）等人。鉴于该团队成员在未来米莱政府中的重要地位，米莱此次访美行程必然带有诸多现实目的。作为一个此前没有政治经验的素人总统，在尚未就任的情况下就出访美国，通过对米莱三场会晤的关注可以发现他以下诉求：  会见沙利文-为美阿新合作打前站 米莱希望通过访问美国为接下来的美阿合作铺垫基调，两国可以达成一些初步共识。最直接关系该诉求的会晤便是米莱与现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会面。米莱接手的阿根廷处境不容乐观，过去12个月累计通胀率达到142.7%，经济局势正面临巨大挑战。在此基础上，阿根廷比索从2019年至今已经贬值超过1000%，导致阿根廷人对于本国货币充满悲观情绪，这也是促成米莱关于“货币全面美元化”的原因。在这种糟糕的处境下，阿根廷目前4600万人中的40%左右处于贫困线下。为了挽救危局，阿根廷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430亿美元，由于美国是这笔贷款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因此拜登政府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白宫透露的米莱与沙利文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尽管沙利文负责的是安全事务，但与米莱的交流却主要是经济议题。两人会晤后，米莱个人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表示美国愿意与新的阿根廷政府合作面对经济和社会形势。在米莱与沙利文会面的背景下，米莱政府未来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并准备在未来几周确定是否可以获得计划中的430亿贷款用以偿还2018年延期的债务。  图为米莱在竞选期间手持电锯声称要摧毁央行 会见克林顿-学习执政经验 作为一名没有执政经验的候任总统，米莱需要获得前人的经验以帮助其在接下来的执政中避免错误，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在米莱的美国行程中，其与前总统克林顿共进午餐十分惹眼。对克林顿而言，虽然自己早已不在政府担任职务，无法直接左右美国与阿根廷的互动议程，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做过总统的人，可以为米莱接下来的行政提供建议。由于米莱是一位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各界对其将如何妥善的将执政理念转化为行动感到担忧。研究极右翼发展的阿根廷历史学家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Federico Finchelstein）在选举前指出，“米莱是比美国的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更加不确定的存在，米莱执政后的行动将是高度不可预测的”。威尔逊研究中心（Wilson Center）研究员本杰明·格丹（Benjamin Gedan）表示，“一个激进且缺乏经验的新人候任总统将把阿根廷推入未知的深渊”。显然，得到来自一位有经验的政治人物的指导对米莱十分重要。《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在两人的午餐过程中，克林顿了解了米莱接下来在国内改革的大致行动计划并提供了自己的建议。但是对米莱而言，其未来四年执政道路有一个现实的挑战，即如何在国会支持率有限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当下，米莱所属的“自由前进党”在阿根廷72席的参议院中只拿到8席位，257席的众议院中只有38席。因此对米莱而言，除了执政的技巧外，接下来更需要学习的则是如何与国会其他派系进行合作与妥协。  会见门迪·科特拉斯基（Mendy Kotlarsky）-以宗教加强自身政治认同 作为一名立场较为极端的政治人物，米莱十分看重身份认同。在抵达纽约后，米莱在犹太教“查巴德-卢巴维奇运动”（Chabad-Lubavitch Movement）现任领导者斯科拉斯基的陪同下祭扫了梅纳赫姆·门德尔·施内森 (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 的墓地。施内森曾领导“查巴德运动”四十多年，是犹太教中最有影响力的全球领袖之一。对阿根廷而言，“查巴德运动”在其境内同样拥有有广泛的影响，近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落成的巨型犹太教育综合体项目就属于该运动的成果之一。“查巴德运动”自诞生以来已有超过250年的历史，是一种属于犹太教的社区生活方式运动，因此在犹太社区基层有巨大影响力。参与这次祭扫活动的还有知名的“查巴德”学者西蒙·雅各布森 (Simon Jacobson)，三人进行了类似“辩经”的交流。  根据“查巴德-卢巴维奇运动”官网显示，早在去年米莱就曾选择在犹太教吉日7月14日私人造访纽约的犹太社群中心。“政客”网（Politico）披露，米莱多年来对犹太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长期研究《托拉》（Torah）。在文献学领域，《托拉》是希伯来圣经前五卷的汇编本；作为喻体，“托拉”则代表着犹太教；而在更宏大的叙事结构中，“托拉”一词则超越了犹太教，象征着犹太民族的起源。米莱的宗教立场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选举期间米莱经常在集会上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发表对以色列坚定支持的论述，比如米莱曾表示自己有意效仿特朗普将阿根廷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同时由于“查巴德运动”在阿根廷国内的拥有相当的影响力，通过与该教派保持友好的关系有助于米莱打造其在阿根廷的身份认同，唤起更多民众对他的支持。  图为米莱在竞选集会上高举以色列国旗 阿根廷外交政策是否面临转向？ 长期以来，作为南美洲重要区域力量的阿根廷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与各世界主要大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策略，并以此让自身成为国际关系中各方都努力争取的对象。然而米莱在任职前选择迅速出访美国无疑显示出其对美阿关系的特殊重视。不论是米莱在竞选过程中的“亲美”言论还是他在出访前表示“这趟行程将是就职典礼前的一场精神之旅”都使一个问题正在浮现：是否阿根廷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即将面临转向？ “等距外交”让位于“选边站”？ “等距外交”标志着一种在国际外交中不在大国间选择阵营的外交方式，在美国强调“大国竞争”的当下被视为中小国家保持国家战略自主的良方。比如阿根廷的现任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在俄乌冲突期间就选择在美国与俄罗斯两个阵营之间保持较为中间的立场。对于联合国大会所有与乌克兰有关的决议，阿根廷都投了赞成票，但同时阿根廷不仅拒绝了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否定了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意义，费尔南德斯表示“任何制裁不会是创造和平的机制”。 与此不同的是，米莱在8月30日的初选胜利后放言“阿根廷的地缘政治盟友是美国和以色列”，加之其多次表现出对“南南合作”的抗拒态度，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美国治国方略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奇维斯 (Christopher Chivvis)认为米莱领导下的阿根廷会调整“等距外交”的策略而更加倾向于美国。在结束与沙利文的会面后，米莱个人办公室也曾发声明表示“他有与西方世界分享一致的对国际地缘政治的看法”。这使得“路透社”（Reuters）也认为米莱领导下的阿根廷将会重新调整外交战略，将重心移至美国及其盟友。 但透过米莱在胜选后对与卢拉领导下的巴西关系的态度转变或许可以看出对阿根廷放弃“等距外交”的判断为时尚早。在竞选期间，米莱曾称卢拉是“罪犯”和“不想打交道之人”，并表示自己不仅不会和卢拉会面，还要进一步冷却与巴西的关系，甚至退出两国共同参与的“南方共同市场”。然而在胜选后，米莱已经向卢拉发出了访问邀请。米莱的外事顾问、未来的阿根廷外长戴安娜·蒙迪诺（Diana Mondino）已经在巴西利亚与巴西外长毛罗·维埃拉（Mauro Vieira）展开会晤。期间，蒙迪诺表示巴阿“是兄弟国家，未来将继续如此”。根据一家在南美洲颇有影响力的新闻社Mecro Press消息，蒙迪诺在会晤期间转交了米莱写给卢拉的信，其中表示希望两国能够持续推动一体化和国际事务合作。这种选前与选后在外交战略上几乎是180度的转变让米莱及其团队显得更加理性，因此可以认为即便阿根廷未来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些调整但是并不会改变大方向与过去的传统。  图为蒙迪诺与维埃拉会晤  一个根本问题：“亲美”还是“亲特朗普” 在许多西方媒体都在为阿根廷可能 “倒向美国”奔走相告之时，一个值得思考的根本性问题是米莱的政治理念是否能够与民主党领导的美国政策相契合，这决定了美阿两国在接下来一年的合作能否升级。拜登政府是一个极为重视所谓“价值观外交”的团队，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常常强调“志同道合”。作为极右翼领导者，米莱试图粉饰1976-1983年期间阿根廷军政府的独裁统治。米莱的竞选伙伴、未来的副总统维多利亚·维拉鲁埃尔（Victoria Villarruel）更是企图在教育系统淡化对这一段历史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米莱领导的阿根廷与拜登领导的美国将存在巨大的沟通难题。 暂且不论特朗普是否会在2024年大选后重新“上台”，但至少在美国大选前，米莱需要与民主党领导的美国打交道。拜登与米莱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已经初步显现。比如拜登政府重视的气候环保议题，米莱在竞选期间将其称为是“左翼的谎言”，这无疑会为两国在接下来一年里创造共识设置障碍。 就当前白宫对米莱的态度而言，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细节。首先，在米莱出访美国期间，他既没有见到总统拜登也没有见到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布林肯，而仅仅见到了负责安全事务的沙利文。显然从会面的层次来看，拜登政府“怠慢”了米莱。对此，白宫并没有说明原因，而《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则暗示了拜登是因为参加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Rosalyn Carter）的葬礼导致行程无法安排而错过与米莱的会面。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前总统克林顿也参加了那场葬礼，但他却与米莱共进了午餐。其次，在米莱胜选后，拜登至今没有向他发去贺信。这显然不是因为拜登忘记此时，因为对于同样在11月19日胜选的利比里亚总统候选人约瑟夫·博阿凯（Joseph Boakai），拜登在11月20日就发出贺信。 这两个细节都可以说明拜登对于这位可能有心向美国靠拢的阿根廷新总统仍然持观望态度。拜登派出沙利文与米莱会面完全是从业务角度出发，而没有安排更高级的会晤则是认为目前尚无此必要。在结束与沙利文的会面后，米莱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与高兴”，但是没能与拜登会面必然是此行一大遗憾，况且在他与沙利文会谈话题中诸如经济、能源、投资等议题并不属于沙利文直接负责的领域，因此会谈实际成效仍待关注。随着米莱在未来正式接掌阿根廷国家机器后，当他从华盛顿无法寻得面对实际国家治理问题的有效帮助时，所谓“亲美”立场极有可能得到调整，正如他在当选后就已经在言语上大幅收敛了此前针对数个双边关系的极端态度。 本文作者：张盛，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在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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