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 赵丰：谈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发展之关系

热带咖啡 2023-12-08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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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博物馆(以下简称“国丝馆”)是一个年轻的专题博物馆。它于1986年立项筹建，1992年在没有完全建成的情况下正式开馆，2016年才宣告全面建成。

1992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开馆时的序厅

可以说，笔者参与了上述全过程。1987年，我在浙江丝绸工学院(现浙江理工大学)开始参与国丝馆筹建工作，1991年正式调入国丝馆并担任副馆长，一直负责核心业务工作，2009年主持全面工作，2011年正式担任馆长，2022年退休后被聘为名誉馆长。在某些场合，我自称是创始馆长也不为过。我40年的专业生涯可以分为3个阶段：进入国丝馆之前10年，以学习丝绸历史专业知识为主；中间20年在国丝馆担任副馆长，以深入研究为主；后10余年担任国丝馆馆长，投身于博物馆整体管理和发展事业。

感谢《文博学刊》“博物馆人”栏目的约稿，让我介绍在国丝馆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还特别提出几个比较有针对性的问题：来到国丝馆之前，我从事何种研究，担任馆长期间如何规划自己的工作，如何将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博物馆的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如何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推动全馆学术研究的发展？

国丝馆的宗旨和性质已写入章程中，这是一个以中国丝绸为核心的纺织服装类专题博物馆。我为国丝馆留下的馆训是“宽厚专精”4个字，现在还静静地立在馆区里的湖边。

我在国丝馆提出的办馆特色是全链条、研究型、国际化和时尚范。以下，我想结合自己所经历的过程和实践谈三点思考，和同道分享。

全链条

跟随朱新予先生的脚步

我的导师朱新予先生(1902—1987)是浙江萧山桃源十三房村人，我国杰出的丝绸专家和教育家。他于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1919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1923年2月公费赴日留学。1926年回国后在浙江省立甲种蚕桑科职业学校、苏州第二农校、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推广部等处任职。1940年起，先后任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蚕桑系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1950年开始，历任杭州市工商局、企业局、工业局副局长。1960年起任杭州工学院副院长兼纺织系主任、浙江丝绸专科学校校长，后任浙江丝绸工学院院长。

矗立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园内的朱新予先生铜像

我的学习和工作履历非常简单，生于“丝”，长于“丝”。1977年高考恢复，我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学的是印染专业，以化学课程为主，朱老时任校长。1982年春我考上丝绸史专业研究生，朱老是我的导师。1984年毕业后，我留在学校的丝绸史研究室工作，朱老成为我的领导。我跟随朱老工作，参加“中国丝绸史”课题，编辑《丝绸史研究》刊物，开设《丝绸纹样史》课程，筹备中国丝绸史学术会议，成立中国丝绸协会历史文化专委会，一直从事丝绸历史、丝绸考古和丝绸文物研究。

后来，又跟随他参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筹建，直至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工作。可以说，我的学习和进步，以及参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筹划和建设，都是在朱老的引领下开始的。而我在朱老这里学到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从事研究的方法，投身事业的志向，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

(一)实力第一：宽厚的知识基础

朱老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中过来的。旧中国一穷二白，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目标之一就是实业救国，中国的强大需要实力，科技、工业、经济、人才都是实力的重要标志。

读研期间，朱老给我排了许多课，让我向不同的老师学习。我的导师团队中给我学术指导最多的是蚕桑史专家蒋猷龙先生。而校外的老师更多，朱老让我在杭州大学、浙江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听古汉语、考古学、工艺美术史等课；去一些老师处拜访和学习，如浙江农业大学的游修龄先生、浙江省博物馆的汪济英先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牟永抗先生、杭州市丝绸工业公司的匡衍总工。

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赵承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㐨老师，以及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民间调查、民族学研究的宋兆麟老师等。

特别重要的是，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高汉玉老师，他主要做纺织考古，运用科技手段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做了分析检测，这些方法沿用至今，只是当时的设备精度不如今天。另一位从事传统纺织品分析鉴定的是故宫博物院陈娟娟老师，她的工作是通过组织结构的分析来研究明清以及战国、唐代的纺织品。因此，来到国丝馆之前，我已在朱老的指导和帮助下，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丝绸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也特别适用于丝绸博物馆的工作。

(二)穷达以时：知识分子的心态

《礼记·大学》有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图。一个知识分子，进当然可以“治国平天下”，退也需“修身齐家”。其中，“修身”是关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在我的理解中，修身应是我们的基本素质，其中核心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

形势多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的特征。朱老于1961年9月出任浙江丝绸专科学校校长，“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朱老总以平常心对待，乐观豁达。当我遇到困难或困惑时，他总是对我说，努力学习，实力第一，鼓励我通过学习走出困境。我由此深深地体会到朱老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三)系统思维：全链条的理念

跟随朱老学习并体会到的还有他对于事业的宏大构想。他早年就读蚕学馆，但考虑的是中国丝绸的整个产业体系。1926年起，他在浙江省立甲种蚕桑学校、苏州第二农校任教员兼推广，并于1928年创办了镇江女子蚕业学校。1950年，他创办了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刊物，后改为《丝绸》杂志。1978年以后，朱老在浙江丝绸工学院院长任上，设立丝绸史研究方向，创办丝绸品种设计和丝绸服装设计专业，主编《中国丝绸史》，提案倡建中国丝绸博物馆。这些是他对中国丝绸发展的卓越贡献，我从中隐约看到了他全链条的思维框架。

关于国丝馆，朱老在1986年2月就有过设想，并且具有全链条性质。其内容设想是七个展厅，错综排列，形成特色。这些展厅分别为嫘祖厅，巧匠厅、马钧厅、师纶厅、景石厅、葛成厅和林启厅。展品则分二条主线：其一是栽桑、制种、养蚕、缫丝、丝织、印染、成衣，从原始技术到现代技术，最后是发展远景；其二是从原始丝绸用途，历代的丝绸服装演变到近代丝绸时装，全面开发，综合利用，包括丝绸各个时期丝织品的纹样演变。[3] 除此以外，朱老还提出了按丝绸产区开辟展厅，同时设置视听室、影像室、研究室、体验室、休息室和售货部；以及采用静态与动态结合的展示方式，开展参观与游乐相结合的宣教活动。由此可见朱老的文旅融合思想。

非常遗憾的是，朱老于1987年离世，时间刚好在他倡建国丝馆立项之后和我进入国丝馆之前。不过，跟随朱老所习得的知识基础、处事原则和全链条理念，为我在国丝馆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研究型

潜心问学二十年

1992年2月，国丝馆在完成三分之二左右建设工程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一开始着实热闹了一番，但大约过了一年，就慢慢地沉寂下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经费问题，当时国丝馆属浙江省丝绸公司管理，一个企业要从税收之后的利润中开支一个公益性博物馆的日常事业经费，确实非常难。事业经费有问题必然影响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当时出现了一股离职下海潮。1991年开馆之前进来的人员慢慢都走了，1992年之后也基本不进人了。

门庭冷落，此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穷达由时，这一时期我们难有作为，那就尽量做好自己的研究吧，潜心问学，算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

(一)考古学研究：文物鉴定与价值认知

第一方面的研究是对于文物本体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博物馆的基础工作。从个人来说，我在研究生时期就确定了以实物为主的研究方向。1985年我的第一次丝绸之路西北之行，就是对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纺织品进行研究[4]，同时也启动了对青海都兰出土唐代丝绸的研究[5]。

开馆之初，又恰逢内蒙古出土大量辽代丝织品，涉及庆州白塔到耶律羽之墓，代钦塔拉到宝山辽墓，成为我们研究的极好资料。[6]

由此开始，我大力推动博物馆的丝绸文物鉴定和研究。自1992年起，国丝馆出具了大量鉴定报告，包括《辽庆州白塔发现丝绸文物鉴定报告》《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丝织品鉴定报告》《者旨於赐越王剑剑柄缠裹丝织品鉴定报告》《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丝绸鉴定报告》《内蒙古宝山辽初壁画墓出土丝绸鉴定报告》《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出土蒙元丝织品鉴定报告》《甘肃省博物馆新藏唐代丝织品鉴定报告》等。

2001年发掘雷峰塔时处理出土丝绸残片

文物本体研究是纺织考古和丝绸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国丝馆考古出土丝织品文物标本收藏的重要来源。1995年，我有幸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之一，也是唯一从事科技鉴定的委员。遴选过程中得到孙机先生的极力推荐，我觉得特别荣耀，希望能用自己跨界理工和文史的优势，为丝绸文物研究和国丝馆业务发展做一些特别的贡献。

(二)科技史研究：织机和工艺复原

实物研究的另一方面是民间纺织遗存，它们是丝绸技术史和博物馆收藏展示的重要一环。我自1982年起调查浙江本地的丝绸和染织传统工艺，在南浔、双林、温岭、温州等地寻找辑里丝车、绫绢织机、夹缬花板、冻绿染法等。进入国丝馆之后，我又在湖州含山、桐乡等地调查蚕乡习俗，成为后来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要依据，更远赴新疆和田、云南西双版纳、陕西扶风等地深入调查爱得来斯绸、傣锦、棉布等各类织造技术，征集了大量纺织机具。

我还根据考古出土织机资料复原了良渚时期的原始腰机[7]、汉代的踏板腰机、踏板斜织机[8]以及元代《梓人遗制》中所记载的立机子[9]，解决了中国科技史上极为重要的几个问题。同时，组织团队用大花楼织机复制了辽式五枚缎纹的雁衔绶带锦袍，我馆的织造技术复原研究成果迭出[10]，也为牵头申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打下了基础。

2000年完成汉代斜织机复原

1997年7月，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织机及织造技术研究》。论文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成为国丝馆基本陈列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支撑了后来我们对江西靖安东周墓地出土纺织机具和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提花织机模型的研究，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经锦的复原，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中亚织机和织造技术的研究。

(三)艺术史研究：丝绸与丝绸之路

我读研时除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朱老还要求我必须为本科生上课。于是，我为学习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的学生开设了“中国古代丝绸纹样史”课程。以此为基础，我编写了《中国丝绸艺术史》[11] 的教材，还于1999年出版中英文对照的《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用100件丝绸精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这是我在丝绸研究方面技术与艺术比翼双飞、相得益彰的结果[12]。

我自1985年起参加朱老主持的课题“中国丝绸史”，负责其中魏晋、隋唐、宋、元4章的写作[13]，此书在1992年正式出版。与此同时，我的《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作为唐代丝绸的断代史也获得出版。[14]我在书中把唐代丝绸技术和艺术、经济、社会以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研究。

这也影响了我后来对丝绸历史的综合研究，如我在牟永抗先生启发下对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的思考[15]；在胡戟先生启发下对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经济利益的思考[16]；接受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之邀为中国赴美大展“5000年中国文明与艺术”撰写图录文章《丝绸的艺术和丝绸上的艺术》(Art of Silk and Art on Silk)[17]。

2012年《中国丝绸艺术》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6年，我接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之邀开始主编《中国丝绸艺术》[18](此书英文版获2012年全美纺织品协会年度纺织著作大奖，并登上《纽约时报》2012年度国际艺术史榜单)。2003年，我接受苏州大学出版社之邀，开始主编《中国丝绸通史》(此书获2006年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19]

以上研究，奠定的不只是我本人、更是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国内及国际丝绸文物和历史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四)纺织品文物保护研究

1997—1999年，我连续在北美和欧洲从事客座研究，同时也遍访欧美的纺织品保护研究机构，了解国际纺织品领域的最新情况。从2000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在国丝馆建立了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丝绸文物的保护研究由此蹒跚起步。

2002年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成立和首次培训班结业

文物保护是团队研究。“十五”期间，我们承担了国家级课题“古代丝织品病害及其防治研究”中的子课题“丝织品文物保护文献汇编及现状调研”[20]。

“十一五”期间，我们开始大力冲刺国家文物局的纺织品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并最终获得成功，真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引领纺织品保护的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东周纺织织造技术挖掘与展示：以出土纺织品为例”获“十一五”期间全国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21]

时隔5年，“基于丝肽—氨基酸的脆弱丝织品接枝加固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又获“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22]。

“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我们又拿到了科技部的科技支撑项目“丝绸文物设计素材提取和再造关键技术研究”和重点研发项目“世界丝绸互动地图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应用”。我们的研究不仅开拓了国丝馆的科技保护，同时也引领着我们的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工作的迭代更新。

(五)确立研究型博物馆的方向

我对研究型博物馆的思考在国丝馆的建设中已持续多年。最初的启发来自2007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宋新潮和我的谈话：“专业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就应该是研究型博物馆”。2014年，我在大英博物馆访问时，汪海岚(Helen Wang)博士也对我说，国丝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研究型博物馆。

2015年9月，我在参加上海博物馆庆祝文物保护实验室落成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研究型博物馆：乘着科学的翅膀”的报告，提出在“满足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前提下，建设以研究为龙头、为特色的博物馆，专题博物馆特别适合于建成研究型博物馆”，正式提出将国丝馆打造成“研究型博物馆”的想法。

我所理解的研究型博物馆，是一个在专业领域里做到极致，能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平起平坐的机构。我认为，早期的中国博物馆学者对研究型博物馆的理解总体还停留在博物馆研究的范畴内，但真正的研究型博物馆可以参照科研院所，特别是参照研究型大学来定义的。我由此逐渐梳理出国丝馆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指标体系。

一要有明确的研究学科和方法。以全国或全世界发掘或收藏的同类文物为主要对象，从科技史、考古学、艺术史和文物保护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做到国内国外第一。研究型博物馆不仅能解决难题，还能产生新的科学认知和新的技术方法。

二要有足够的研究条件和资源。首先是扩大学术性收藏，特别是体系完整的纤维、皮毛、染料、无机物等标本(包括文物标本和自然标本)，以及建设相应的数据库；其次是提高设备投入，建成世界最强大的纺织品分析检测实验室。

三要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和人才。要有若干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部门，要有国际同行，要有学术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同时还有若干个相互呼应和支撑的创新团队。

四要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以纺织纤维、染料、织造几大板块为核心，争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研究项目或课题立项、结项，及时发表和出版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主持和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的重大项目或课题，积极推动重点成果的评奖等。

五要有稳定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在文物保护方面拥有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科技史、艺术史方面与浙江理工大学联合建设国际丝绸学院，以丝绸之路考古与研究为目标建设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院，并在国内、国际展开大量学术合作与交流活动。

国际化

登高明望四海

国丝馆的另一大特色是国际化。2022年，正值国丝馆30周年馆庆之际，我们拍摄了一个视频，名为《无远弗届：中国丝绸博物馆国际合作回顾》，大略回顾了国丝馆的国际化过程：从个人丝绸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到科技保护修复的国际化，再到丝绸之路的国际化。

(一)背包独行天下

我第一次出国是受乌拉·赛勒斯–泽特斯特伦(Ulla Cyrus–Zetterström)博士的邀请。她是一位纺织工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1993 年，她请我去瑞典讲学，为我精心安排了行程，有讲座，还有布罗斯纺织博物馆和纺织学校的参观。国丝馆的国际化之路，可以说就是从1993年因这位友善的瑞典老人开启的。

1995年，在香港纺织品协会的组织下，一场“中国纺织品：技术与艺术”的盛会在香港艺术馆举行。与会者不仅有许多中国纺织品专家，还有国外的两百多位业内人士。我有幸在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隋唐丝绸上的团窠图案”，听众挤满了会场，不少人席地而坐。香港的这次会议让我找到了世界上研究中国丝绸和世界纺织艺术的群体。

1998年梵帝冈博物馆研究波斯锦

1997—1998年，应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邀，我前往纽约从事客座研究。1999年，我又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做客座研究。访问各顶级纺织品收藏和保护机构后，我回国于2000年举办了“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的展览和国际会议，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著作《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

2019年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织绣珍品》

2004年，我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期间的成果《辽代丝绸》中英文版出版[23]，掀起了中国丝绸博物馆对外交流的第一个小高峰。博物馆的研究型定位，成为国际化发展的前提。研究型和国际化是一个博物馆发展和腾飞的两翼，正因为学术研究的地位不断提升，国丝馆才能与越来越多的国际平台建立合作关系。

(二)以技术为支撑的国际合作

2006年之后，我将唐代丝绸研究推进到更为深入和细致的领域——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这个研究项目开始于2003年，当时大英博物馆麦嘉乐(Carol Michaelson)等几位学者来杭州，邀请我参与国际敦煌项目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于是，我于2006年到大英博物馆做了半年的客座研究，对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收集的纺织品进行了全面整理。

整理过程中，我萌生了做敦煌丝绸项目研究的想法，出版系列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2021年10月《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五卷本（中英文）最终发布

第一本就是英藏卷，以大英博物馆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斯坦因从中国带去的实物以及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中的丝织品为主要资料来源，把收藏在英国的敦煌丝绸都整理出版。这个项目得到了我所任教的东华大学旗下的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很快派出两名助手王乐和徐铮前往伦敦推进此事。在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我们开始了英藏卷的撰写工作，并于2007年正式出版。

随后，我和团队又相继启动了以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敦煌研究院和旅顺博物馆收藏为主的敦煌丝绸项目，相继出版了法藏卷、俄藏卷、中国敦煌卷和中国旅顺卷。这个项目的工作一直持续至今。2008年，我又和大英博物馆、美国耶鲁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东华大学等一起开展《织为货币》(Textiles as Money)和《大宛遗锦：乌兹别克斯坦蒙恰特佩墓地出土纺织品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目前为止，国际合作项目已达10余项之多。

(三)国际化的本质都是国家站位

作为一个中国的学术机构或研究型博物馆，所谓的国际化，其本质都是国际视野下的国家站位。丝绸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际商品，因而成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标识之一，丝绸之路也成为国际交流的代名词。因此，国丝馆一直以国际化作为自己的特色，2019年在馆内设国际交流部，同时加挂“国际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际丝绸中心”)牌子。

对于一个只有5个部门的博物馆来说，有一个部门负责国际合作交流算是很重视了。当时的浙江省委宣传部对中心提出了“八个一”的具体任务。

一个国际化活动：一年一度的“丝绸之路周”活动，包括“丝绸之路周”的各类学术活动；一个国际大展：一年一度的丝路主题大展，从2015年的“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展到2022年的“西海长云：6—8世纪丝绸之路青海道”展；一个国际合作项目：“锦秀·世界丝绸互动地图”；一份国际性出版物：一年一度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年报》；一个国际平台：由国内外40多家博物馆参与的丝绸之路数字博物馆(SROM)；一项国际层面的培训：与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合作举办的国际纺织品保护培训(因疫情而延期)；一支国际化团队：国际丝路中心及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IASSRT)；一项国际标准：制订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国际道德准则。

“八个一”都是具体的、可考核的任务指标，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坚持国家站位、为国家服务的国际性学术研究机构，我们的担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占领研究高地，成为解读和展示中国丝绸历史与文物方面的权威机构

到目前为止，国丝馆的丝绸历史和文物研究在国际同行中已占据较为权威的地位，特别是在丝路之绸的研究上，我们倡建的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涵盖全球17个国家40余家机构的国际合作专业网络，全面引领和促进丝绸之路研究。联盟成员之间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如“世界丝绸互动地图”，这是文化遗产领域首个由中国学者发起并主导、多国参与并实施的国际合作项目。

2.领跑技术发展，在纺织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实质性贡献

2010年，国丝馆的纺织品文物鉴定与保护研究已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重点科研项目。同时，我们还在国内的丝路沿线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设置了海外工作站，开展考古纺织品的分析检测

和修复保护工作。国际合作项目更多，特别是与大英博物馆合作开展的敦煌丝绸的科学研究，从事纺织材料和染料等的科学确认和传统工艺的复原，很有难度和挑战性。

3.亮相国际博物馆界，发出中国声音，参与国际治理

自1998年起，我担任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CIETA)的理事，参与国际上最为重要的纺织品文物研究机构的活动。此后又于2015年发起成立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并任主席，在古代丝绸文物研究方面发挥了组织和协调作用。

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我们开始有意识地走向国际博物馆界，在国际博协的不同场合亮相。2019年，国际博协在京都召开大会，我首先在国际博协服装专委会(ICOM–COSTUME)和亚太区域联盟(ICOM–ASPAC)上亮相。2020年，我进入国际博协的道德常务委员会(ETHCOM)，并参与《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修订工作。[24]

2021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暨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成员在国际博协藏品修复与保护专委会(ICOM–CC)上以主旨报告、学术报告、海报以及配套展览“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等形式全面亮相。2022年，在中国博协的指导下，我以最高票成功当选国际博协执行委员。目前，我作为执委联系藏品保管工作小组，启动全球藏品保管调查，同时参加执委会所承担的对国际博协的各项审议，正式参与国际博物馆治理。

4.拓展国际领域，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我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并获得成功，丝绸之路成为国内外的热词。当时，国家文物局指示我们做好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研究，澄清某些国家提出其丝绸起源早于中国的不正确观点。

于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举办第一个丝绸之路主题展“丝路之绸：起源、传播和交流”，旗帜鲜明地提出丝绸起源于中国，并向外传播和相互交流的观点。

此后又连续举办了“锦绣世界”(2016)、“古道新知”(2017)、“神机妙算”(2018)、“丝路岁月”(2019)、“众望同归”(2020)、“万物生灵”(2021)和“西海长云”(2022)等丝路主题展，并且出版学术性图录，召开学术会议，成立学术团体，组织学术合作。

特别是我们从2020年起举办“丝绸之路周”，迄今已办3年，其以展览带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国内国外互动，圈内圈外齐动，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成为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年举办的一项服务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活动。

2021年“丝绸之路周”活动直播看展览

学者本色

田园将芜胡不归？

每一次组织找我谈话，我都说，在学者和馆长之间，我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名馆长。从学者的身份出发去承担馆长的职责，一是可以为博物馆贡献我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可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思考博物馆的长期运营和发展，三是可以与行政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人云亦云。

所以，我在这里谈三点体会，作为文章的结尾。

第一，有了学者的知识，可以从实物切入，从事与博物馆工作相一致的研究。在博物馆里，个人的研究虽然可以宽广一些，但还是要尽可能地为博物馆的核心业务服务，把自己的研究融入博物馆的工作，特别是要协助博物馆在某一领域占据国内或国际的制高点。我本人的研究领域看起来比较宽，但最核心的还是围绕丝绸纺织品文物进行研究，其成果能为国丝馆的发展带来益处。

第二，有了学者的思想，可以为研究型博物馆的构架和布局提供有益的思考。就像科研项目，目前都是团队合作，项目负责人必须把项目的意义、目标、组成等都想清楚，寻找最佳技术路线，组建最佳团队。一个有科学研究经历、懂得科学研究方法的人担任馆长，应该可以更好地推动研究型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有了学者的精神，可以在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方面处于相对便利的位置。

我一直认为，博物馆有三个主要服务对象：

一是上级机关，国有博物馆的主办方是政府，馆长也由上级组织任命，得到上级的授权，自然应该努力完成上级所提的工作目标；

二是观众或社区，这是由公共博物馆的性质所决定的；

三是博物馆本身，博物馆的职业道德，博物馆的宗旨和使命，还有博物馆的未来。一个学者型的馆长，有学者的精神，就可以不完全依附和听命于行政领导，可以较为自主地思考博物馆的当下和未来，为全行业服务，沿着特色化和高质量的道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