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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 Network Theory）。该理论最初产生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之后发展成一种重新看待“社会”的认知方法，即“把社会看成是联结的科学”。后来，ANT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被应用到地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1]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 ANT最初起源于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他认为作为知识生产主要场所的实验室是自然与社会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ANT 又被称为联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或转译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是一种理解复杂社会的分析方法和阐释多元主体关系的理论工具，认为复杂社会中的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界定彼此的角色，强调过程造就结果。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以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以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为代表的巴思学派，以及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 拉图尔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受到爱丁堡学派影响比较大，并指出了巴黎学派和爱丁堡学派的共识和区别：[2] 三方面的共识：对科学实践进行极细心的经验研究；喜欢坚定的实在论者对科学的看法；有兴趣关注社会世界的图像。 两方面的区别：一是哲学方面。爱丁堡学派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把哲学的定义完全局限于只适合语言和依循行为规则的人类符号。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在哲学中有许多其他传统关注科学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二是社会理论方面。爱丁堡学派继承了涂尔干传统下对社会的定义，拉图尔将其概括为以背后所谓的“社会力量”替代行动者和研究对象本身的“社会的社会学”传统。ANT则对社会的定义进行了深入修正，主张将实体与实体联系起来，去追溯一个行动的网络，建立一种“联结的社会学”。[3]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关键概念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行动者（agency）、转译（translation）和网络（network）三个概念为核心。 行动者： “行动者是任何能使周围空间弯曲、使其它要素依赖于它并将其他人的意志转译成它自己语言的元素。”[4]首先，ANT认为“行动者”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行动者不只包括人，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非人类。其次，ANT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反对功能主义将行动者视为处于某个特定结构中特定位置个体的观点，而是将社会理解为诸多行动者所构成的联结网络。[5] 转译： 所谓转译，是指行动者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6]卡龙则提出转译通过四个阶段实现：第一是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即核心行动者（focal actor）通过定义问题和定义与其自身利益相一致的其他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试图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利害关系化（interessement），即核心行动者试图将其他参与者锁定在为他们提出的角色中；第三，招募（enrolment），即尽可能地将各方行动者纳入相关的网络；最后是动员（mobilization），即核心行动者使自己的网络成为其他行动者的代言者。这四个阶段并非严格按照顺序发生，而是相互交织。[7] 网络： 网络是一个描述行动者之间联结过程和实际运作过程的有效工具，即建构网络（work-net）。拉图尔所指的网络是一系列的行动，既不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如互联网，也不是格兰诺维特那种对人类行动者之间非正式联结的表征的社会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8]  总结起来，拉图尔认为，ANT的研究焦点在于“技术的社会形塑”，出发点在于科技物本身是如何建构起社会联结： 首先，技术物（“非人类”）并不存在着一种先验“本质性的规定”。对技术的理解必须被置于技术物本身所处的网络之中，观察其在该网络中的实践建构过程； 其次，一个网络得以构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诸种行动者。当行动者之间的意愿通过转化得以稳定之时，一个网络就成为“黑箱”； 再次，网络中每一位行动者力量的实现是通过“转译”来完成的，即制造差异，其他行动者的意愿通过“转化”而非“表征”的方式呈现出来；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开启“黑箱”，展现既定行动者网络中的联结与部署，即不同行动者的“行动轨迹”。[9]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案例 标题：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10] 研究问题：新媒体时代为传统新闻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引入新技术被视为应对此次“新闻危机”的一种方式，掀起了新闻生产创新的热潮。在这种背景之下，技术的广泛介入有没有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新闻生产的团队合作面临哪些挑战？ 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以了解不同机构中内容生产者与技术人员的工作情况。通过对5家媒体机构或媒体技术公司中10位内容和技术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具体展现内容和技术行动者的转译过程。  《新闻编辑室》第二季剧照 结论： 从创新作品的生产流程来看，起主导的核心行动者依然是内容人员，技术团队往往处在生产的末端，较为被动地接受内容团队的创意和指令。在媒体机构与外部公司的合作中，技术团队和内容团队仍较为独立，更像是媒体对具体技术的“点菜”而非合作做菜。总的来说，团队内部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与外部力量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剧烈松动，所谓大步创新的背后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 不同专业背景带来了团队合作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技术需求矛盾、生产理念矛盾和内外部立场之间的矛盾三方面。内容和技术团队都可能因为自身知识的欠缺从而对对方领域存在误解，加剧了内外部沟通的障碍。不同新闻行动者对权力的争夺，如内容和技术人员围绕着内容驱动或技术驱动、媒体和外部公司围绕着公共事业和商业利益可能出现较大分歧，导致难以真正融合。 针对协作生产的困境，创新团队试图磨合出沟通机制以改善异质行动者间的关系。讨论会、交流平台、学习会等活动能扩充内容和技术双方的知识结构，改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认知和关系；引入草图、协同工作软件等非人类行动者有助于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加强技术人员的参与、树立“全员全程”参与的理念或许可以为创新注入可持续性的内生动力，让技术真正赋能新闻生产。 参考文献： [1] 姜红,鲁曼.重塑“媒介”:行动者网络中的新闻“算法”[J].新闻记者,2017(04):26-32. [2] 成素梅.拉图尔的科学哲学观——在巴黎对拉图尔的专访[J].哲学动态,2006(09):3-8. [3] 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8,(02):218-234. [4] Callon M, Latour B. 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 how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to do so[J].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 1981, 1. [5][9] 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9,41(04):68-88. [6][8] 王佃利,付冷冷.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J].东岳论丛,2021,42(03):146-156. [7][10] 肖鳕桐,方洁.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11):99-118. 编辑/李姿璇 审核/于孟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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