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 | 星辰之远也——从东塾的一次学人雅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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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塾为刘梦溪之室号，语出《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为“门内东堂”，而今居所多公寓，应是指位于东市之宅第了。梦溪先生先住东二环外的团结湖一带，记得二十余年前曾去拜访，其夫人大作家陈祖芬出来打招呼，沏茶，娴雅温煦；数月前再往看望，已迁至东坝南街的奥林匹克花园，面积扩大了许多，惜未能见到祖芬女史，东塾主人也拄上了拐杖，所不变的，是其谈起学问来依然神采飞扬。

全面客观地评介刘梦溪的治学境界与成就，非在下所能承担：一则多年来个人兴趣在明清史，常钻入细节而不能自拔，较少关注现当代学术；二是前举往东塾之例为仅有的两次，平日与梦溪先生过往较疏，实不敢谬托知己。而近来阅读所赠《七十述学》，接着又向三联的朋友要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马一浮与国学》，复高价网购了《学术思想与人物》，补读加细读，收益良多，也有了一些零星的感受，兹就教于学界同仁。

刘梦溪近照

一、仰视还是俯视？

《七十述学》，刘梦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9月出版

数年来关注四库的纂修过程，拣阅与事诸翰林文集，印象深刻的不仅在于考订论证之精严、辑校誊录之繁累，还有当时学人对诗酒雅集的热衷。大圈子套着小圈子，汉学、宋学、浙派、皖派，同乡、同年、同门、同僚，经常有人发柬邀约，大会数十众，小集三五友，分韵赋诗，捉对弈棋，沉酣于软红尘，不亦快哉！向称清素寂冷的翰林院何以热闹至此？当与朝廷既为编校人员提供美馔，又定期下发一笔饭食银相关。枢阁重臣刘统勋不免为之忧虑，谆谆告诫门生辈：眼下待遇较优，可若养成挥霍积习，以后的岁月必难以为继。而在四库馆裁撤后，此类诗酒高会的频数似有所降低，却也未见大的改变。道光晚期林则徐、邓廷桢等遣发伊犁，身份为废员，竟然也是轮流做东，数日一会，就连伊犁将军布彦泰、参赞大臣庆昌也跟着掺乎乐呵。

岁月不居，宴聚无休。降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城的文人雅集，应推沈公与梦公为著，二先生性喜朋会，也与主持的期刊相关联。沈昌文任《读书》主编，声称“与其组稿，不如组人”，爱张罗大大小小的饭局，把酒论学，若不经意间、将一本装帧素朴的《读书》办得风生水起。而刘梦溪创办《中国文化》，走高大上路线，大16开本，彩色插页，撰述多邀中外名家，“认人也认稿”，很快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研红多年的他略如怡红公子的喜聚不喜散，“新年嘉会”，“金秋有约”，双周的“所聚”，刊物开会与组稿，皆设宴招待，以示郑重，以助谈兴。两刊物接续创设，两主编交谊深笃，不光互为座上客，据梦溪先生自记，宴请前常要请沈公帮助出主意，选地方。沈公自个请客多觅实惠的特色小馆，而代梦公操持则务求气派，如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之类，对比亦觉有趣。

历来文人、学者的雅会，重在沟通声气，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而席间议论风生，出现一些不一致，争得面红耳赤，亦题中应有之义，甚或更有意趣。1996年岁尾，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在《中华读书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连载，引发学界关注。一位先生认为文章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建议找几位朋友议一议，于是就有了次年初的那一场雅集。时值春节期间，梦溪先生在东塾设家宴款待，戴逸、汤一介、庞朴、余敦康等应邀而至，对《要略》一文多有夸赞，也就框架是否有缺失、选目是否应补充、唯物史观是否应坚持等项展开讨论，质询辩难，互相打断和插话，有的表述较为委婉，也有的直截了当。梦溪先生记述：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一八九七算起到一九九七，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

场景鲜活，如在眼前。一次私家小集演为一场学术论辩，火星迸溅，其所争论的问题皆关乎治史之宏旨。讨论延续至席间宴后，而过了若干天，有先生还打电话说要写商榷文章，也果然写了。忽忽二十多年过去，汤一介、庞朴等东塾雅集的参加者已各仙逝，时下的学界仍多有饭局，场面上亲热喧闹，你侬我侬，若说真见识和真性情，真讨论和相待以诚，已属稀有了。

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史，自不能不面对一代代先哲前贤，要读他们的书，了解其身世遭逢，也要尽可能恰当地予以评价。仰视在所难免，若一味景仰，没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当为治史者之忌；而俯视的问题更大，更容易滋生一种浮薄学风。梦溪先生后来有所补记，表示更赞同余敦康的意见。在下也是。

二、由文入史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5月出版

从来抱负奇伟者多跟着感觉走，窃以为梦溪先生亦然。东塾雅集讨论的那篇《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本是为百年学术经典丛书写的序，竟洋洋洒洒数万言，竟据以扩展成一部同名专著，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诞生同一径路；而他的《七十述学》，本为应中央文史馆要求写的个人自传，延宕久之，可下笔即收束不住，竟然一气写了五六万字，后经压缩始得以规定的两千字交稿，再后来经过扩展润色，便有了一部自传体专著。该书文字真切，虽重在记述治学理趣的思与变，而身心遭际、执著坚忍、转折层深都在其中，令读者深受感染和感动。

回想起来，我与梦溪先生应是在1988年春认识的。那时的他刚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筹办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当开创之际，诸事繁冗而读写不辍，佳作大作迭见；而本人新至《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初入芦苇，不知深浅，亦不知先生此前的五年“倒悬”之厄（详《七十述学》第七章），乃因稿件之事发生了一点小碰撞。梦溪先生不以为忤，人前人后常加揄扬，我则在一段时间内耿耿于怀，忆来颇觉愧疚。

刘梦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早年与冯其庸、李希凡二老过从密切，参加过设在恭王府的《红楼梦》校注组，为红学研究的卓然一大家。其时他在治学方法上已显露出个人特色：先是受到这部伟大小说的吸引，论秦可卿，论晴雯，论抄本的回前回末诗，细读文本，阐解时见精采；接下来纵览与整理前贤已有之作，辑成《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同时撰写《红学三十年》，将一项专书的研究，提升到学术史的层面。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循序渐进，也是屏弃轻巧、竭泽而渔的笨功夫，应与四库馆臣、乾嘉学人相契合。梦溪先生研治现代学术史，理路也觉近同，都有一种大格局。

《七十述学》第九章，自谓由文入史，“桥梁是王国维、陈寅恪与钱钟书”。若具体论列：他受钱钟书先生影响较早，曾将《管锥编》《谈艺录》作为日课，食髓知味，沉浸其中；受陈氏影响较大，著有《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论稿》等，搜剔抉发，也在精神上体悟会通；至于对王国维，既有专论，亦“采取王陈并治的办法”，比照映带，充满理解之同情。刘梦溪写道：

王、陈、钱学问世界的渊深博雅，不仅可为学术立范，也可为学者为学立则。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此评，他们三位都当得，而后学无法不以之为楷模也。

温情络绎，感慨兴会，标举陈氏的“文化托命”之言，自也隐含着一种接引和担当意识。

与此相牵接，刘梦溪也将目光扩展到与王、陈、钱同时代的诸位大家，挺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天地。可推想，那是一段新的疯狂阅读，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境界，一份沉甸甸的获得感。他开始广邀学界朋友，以名家、名著、名篇为纲领，编纂一部大型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凡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七历寒暑，在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其时是没有什么项目经费的，时任社长王亚民兄一力担承，也是铮铮一条好汉。

东塾讨论的《要略》一文，即梦溪先生为这套丛书所撰长序，是他集中研读百年来名家名著的心得，也可视为一部简明的的现代学术史。作者认为：

现代学术这一概念，主要以自觉地追求学术独立和确认学者的思想自由为特征，而在研究方法上又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现代学者群中，有一大批杰出的硕学巨子，为人特立独行，论学兼通中西，著文妙解神会，真正是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者和现代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他们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分明可作为现代学术经典而当之无愧。

立论精当，说理通透，文字亦气象阔大。那是中国人迭经乱离的百年，而学术上则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杰出人物，思来是何等的幸运！刘梦溪“在选编过程中认识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各自精彩之处”，也作了不少个案研究，并写成《学术思想与人物》一书。他还有撰写《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规划，令人期待。

三、“偏爱”马一浮

《马一浮与国学》，刘梦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7月出版

正是在分梳排次现代学人的长过程中，刘梦溪注意到并喜爱上马一浮——一个僻居僧寺或陋巷、执意远离喧哗的儒者。其也是东塾雅集的主要争议点之一，庞朴、戴逸或明或隐地表示不宜评价过高，而梦溪先生亦好辩之人，直认不讳，强调“二十世纪我偏爱两个人，一是陈寅恪，一是马一浮。我甚至认为马一浮对儒学和佛学的贡献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人”。引得一位先生又来插话：“你还是偏爱太虚。”

偏爱，有时也是学术道义的呈现。毕竟有太多的研究者喜爱扎堆，喜欢热门话题，梦溪先生早先写过一篇《拥挤的红学世界》，可为旁证。参加那次东塾雅集的几乎都是学界大权威，对刘梦溪而言多属师长，可显然没能改变其“偏爱”。他的《学术思想与人物》有对马一浮的专论，《马一浮与国学》是一部深入详备的研究专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也多次引用马氏语录，如曰：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

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

简要精审，也有些云山雾罩，不那么好懂，即便弄懂也不那么容易去践行。而梦溪先生“呼吸领会”，不仅潜心研治马一浮其人其学，申论阐扬“六艺”的文化意义，且甘愿放下一些成熟论题，发力去重读五经，下苦功“玩《易》”，写出一系列识见独具的专论，思维更为邃密，学术境界又有升华。

儒家经典的存在，大哲先贤的学说，注定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读书种子，也可能衍生领悟解读的歧义，会有在朝在野的膈膜，凡此也许就是庞朴先生质疑之原因。学界中人谁不知有一位现代大儒马一浮？除其家乡学者，又有几人对他真正做过研究呢？自来学问是一条窄路，书生多以“孤寒”自况，常需要抱团取暖。或与治学路上有太多的蹉跌相关，现代学人每以瑰词俊语互相标榜，不必太当真。如“新三圣”“四大儒者”“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啥的，颇像一顶顶堂皇的帽子，可以分扣在不同的脑袋上，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为学之勤苦忧乐。刘梦溪的文字一向明畅骏快，论人常真意流沛，写马一浮则同情尤甚，如曰：

千古文章，难在知音。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先生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

窃以为梦溪先生为现代学人的第一知音，是那个群体的知音，也是一个个前贤的特达之知。其写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让人读之泪下，而对马一浮应更为着力和动情，拂去时序的封尘，也剔除一些荒诞传闻，致力于呈现其个性与思想的光芒。

老实说，正是读了《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我才突然勃发一股追慕之情愫，从知网大量下载研究马一浮的论文，也网购了《马一浮全集》及相关研究著作，埋首阅读以补课。这是一个弃绝仕进的纯正学者，出使北美、游学日本归国后，借居寺院，长期往杭州文澜阁潜心治学，几乎读遍了《四库全书》，三十余年间如隐士般甘贫乐道。此时的马一浮应是充实的，与方外人士结交，浸润六艺，出入释典，也从不拒绝年轻学子的请益。沙孟海曾在友人陪同下，“拜谒马先生于延定巷寓居，一片泥地，长满青苔，堂上只放一张新式圆桌，几把椅子……”而丰子恺记述自己的三次拜访，更为真切——

第一次在1914年，作为一个喜欢绘画的师范生，丰子恺印象最深的是马一浮的胡须和笑声，“他的须髯从左耳根沿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我正在这样观察的时候，他的谈话中突发出'哈哈’的笑声。我惊奇他的笑声响亮而愉快，同他的话声全然不接，好像是两个人的声音。他一面笑，一面用炯炯发光的眼黑顾视到我。”

第二次在十六年后，“我看见陋巷照旧是我所想象的颜子的居处，那老屋也照旧古色苍然。M先生的音容和十余年前一样，坚致有力的眼帘、炯炯发光的黑瞳和响亮而愉快的笑声。”

三年后丰氏再至，“M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只是使我惊奇的，他的深黑的须髯已变成银灰色，渐近白色了。”

这些记述转引自《马一浮与国学》，见出其生活的简朴，见出其心情之沉静愉悦，或也可见出梦溪先生之叹羡倾慕。三十余年间有报刊来约稿，也有友人恳请马一浮出山，如蔡元培先邀任教育部秘书长，数月即辞归；再邀为北京大学文科长，亦复函谢绝。后来掌北大的陈大齐力邀他担任研究院导师，并请马叙伦出面再邀，则以儒学不为世所重坚辞；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数番登门恳请，鉴于各种原因，仍未成功。《马一浮与国学》第三章，以七个故事，叙述先生的立场信念，论曰：

上面这些关于马一浮学问经历的故事，不过是举其要者，远不是全部。但也足见他的学问态度和学术精神与当时的流行风气不能同年而语。他宁可安于居僧舍、住陋巷的隐士生活，也不愿随顺世俗写作时文，也不入于讲舍。他认为传播学问不只有学校一途。讲论需要自由，来学者需要有进入此学的基础。马先生所致力者在存乎经术，所欲明辨者为名相义理，所归结者是为心性，所寄望者在于践履。他讲求立身有本末，贵通天下之志。

日寇侵华，抗战军兴，马一浮先生才改变这种独特的学问状态，先为播迁中的浙大学生授课，再至四川主办复性书院。我比较认真地翻阅了他的《告书院学人书》，以及《复性书院日记》，敬佩其无论出处，皆能保持“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的独立性，终其一生。马先生享年八十四岁，辞世前仍文思清晰，手书《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呜呼，而先生濒死之际竟歌吟“花开正满枝”，内心一片澄明，了无挂碍。

马一浮当然是国学大师，可更应将之视为一位书生，一个高尚、仁厚、纯粹的醇儒。不知不觉间，在下也有些“偏爱”这位前哲了。

四、“站肩”与“立敬”

再回到东塾雅集的那个话题，庞朴先生所谓“要站到前人肩膀上看”的说法，曾经很流行，设若如此，那可就连俯视也不是了，只能算勾头下视。而比较起来，一位先生的“窥视说”看似玩笑，却更合乎实际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大量的研究皆如此，能做到亦非易易。

“站肩”一语来自何方神圣？我作了一番求索，发明权当属三百年前的英国科学家牛顿，其有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而继续追询，又知此乃牛顿在给竞争对手胡克的信中所写，实乃刻毒辛辣的讥讽。怀特《牛顿传·宿敌》引录了这段话，然后说：“那句话真正显露出牛顿的骂人本领犹如刀锋般尖利。因为胡克曾被人称为骗子和撒谎不脸红的人，……还是个驼背和形象扭曲的矮子，所以'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那句话，完全是双重意义上的反讽——看起来像是恭维，说胡克是个巨人，实际上牛顿在骂他是个矮子。”传播史上多有近同的例子，传着传着就离题万里，甚至全然拧巴，可不慎乎！

由站立“巨人”之肩，到站立前人之肩，又出于哪位大神的乾坤挪移法，倒也不烦挖掘了。即便要表述历代累积和传承有序之意，似也不必称“站在前人的肩上”，譬喻不切，姿态不美，尊重尤其谈不上，不是吗？

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中，梦溪先生慨叹“往往越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越不为当世所重”，接下来备举“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稽；罗什折翮于北国，玄奘历险于西土”，以及韩愈、苏轼、朱熹、王守仁、李贽、王夫之、戴震等，包括二十世纪的杰出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大都命运多舛，饱受政治上的打压或生存困乏，黄杨厄闰，备历艰维。而他们是中国文明史、学术思想史上的标志性存在，是浩浩长空中的星辰，交相辉映，共构成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系。

这个已绵延数千年的独特的人文星系，具体到其中的每一颗亮星，都是值得爱敬、值得仰望、也只能仰望的。

二十世纪前期，随着清朝的衰败崩解，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国内学者滋生出检讨、自贬、疑古等意识，学术进步在焉，历史虚无主义亦在焉。钱穆大声疾呼：“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提倡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约略同时，马一浮拟订复性书院学规，以“主敬”为首，而对“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攻难自贵”不屑一顾。今日岂无此类“学者通病”？在研治“六经”义理的过程中，刘梦溪对儒家的“敬”作了新的阐发，写成《“敬”是社会伦理的基本道德价值》《“敬”是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敬义论》等论文，备举前哲语录，解析融贯，并以之作为阐释“六经”价值理论的核心题旨。

“站肩”之弊，应在于未能“立敬”。

《孟子·离娄下》有句：“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中华书局注本译为“天极高，星辰极远，如果研究它们已有的迹象，千年以后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移之于华夏文明与学术史的研究，则可说认知历代的人文之星，虔敬地去领悟历代经典的丰饶内蕴，也意味着展望未来的文化理想之境。

当年的孟夫子是自信的，是仰望星空的，而今已成为一颗耀眼的大星。而现代中国的百年进程中，必也有一颗颗文星升入太空，梦溪先生有掘发论赞之功。星辰之远也，恒久茫渺，可在仰视者眼中，却别有一种温煦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