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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说，要“尽量”潜入一整条历史河流中去观察政治的浪底与波澜，随处皆是新境，“不必管日升日落”。 从在北大历史学系求学到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任教，从晚清地方治理到中国治道的探索，他始终在努力“重建过去的政治世界”。回到历史现场，是为了更好地体会传统中国的精微之理，用“生活的史学”拥抱真实的社会人生。 书山有径寻“治道” 采写：隋雪纯 摄影：吕宸 2003年初秋，四川省档案馆来了一位年轻的访客，他叫孙明。这位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硕士生每天早到晚归，查阅并抄录巴县档案，奔波持续一月之久。 年轻的孙明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教师；更不会想到，彼时一笔笔整理誊写的这批档案史料，在二十年后的2023年，还会依旧完好地保存在燕园一角、他的书房中……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孙明开始对晚清政治史感兴趣，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方向。当时，孙明注意到了一位名为赵尔巽的晚清官员，这位同治年间的进士，于光绪三十四年调任四川总督，档案中留下了地方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记录。这成为孙明进入晚清地方治理与乡村政治史研究的开端。 读研后的第一个暑假，孙明开始查阅“赵尔巽全宗档案”。为此，他开始频繁往返于学校和位于东城区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每次往返都需要转乘多次公交车，花上两个多小时。然而，这种类似于“通勤”式的资料积累过程，孙明坚持了将近一年时间。 除了这份全宗档案之外，孙明还追随赵尔巽的人生轨迹，把目光投向了四川。为更清晰地梳理四川团练的相关问题，2003年时，孙明又在四川省档案馆进行了一个月的“通勤”式档案查询和积累。 从初窥门径到日益精深，二十年来，孙明多次专程赴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光绪、宣统两朝的巴县档案，到成都、南充、威远、新津、双流等地查阅清代行政档案、传世文献和民间资料；前后几次精心抄录、复制的档案都被孙明整齐地码放在书房的文件柜里，不仅是他硕士、博士阶段和从教后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成为他构建书房和学术生涯最早的“砖石”。
晚清四川团练及政治制度、地方治理的研究，纵横关涉思想史、制度史和社会史，而这三个维度也正成为如今孙明书房中书籍的三大门类，阅读与收藏的范围又不断向上推展，到宋明、汉唐，以至三代。 在这23平米的书房里，从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到清人别集，从经史之学到艺术图像，从古代典籍到今人著述，皆罗列有致地排列密布，纵横填满书架几乎每个缝隙。几个靠墙的书架并没有通顶，但一摞摞书籍却填补在架顶和屋顶之间，几乎成为房屋的第二面“承重墙”。书中的标注和批点让岁月流逝有痕，也编织起孙明学术研究的经纬，他在其中寻绎过去世界的奥义，探索着面向未来的符码。
“书似青山常乱叠”，孙明的友人曾借用清人联句书赠共勉。孙明觉得很合适：“我的书不以'册’计，换个度量衡思路，以'叠’为数。” 四川地方社会与行政是一“叠”，同光士大夫社会是一“叠”，中外制度史是一“叠”，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叠”，社会史是一“叠”，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是一“叠”……书山层峦叠嶂，思考一路蜿蜒。
他以历史为基石、以四川为原点切入学术门径，并逐渐将整个历史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纳入研究视域，既关注制度本身，同时也重视人在其中的实践，目光所及，是更加广阔的历史流变与百态人生。 因为有一段时间不能专心学术，孙明戏称自己是“史学票友”。他自本科起接受北大历史学系严格的“科班”学术训练，现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执教，“史学票友”又多了一层涵义。 看似“跨界”治学，但历史学的根柢，与孙明现在所进行的政治学研究颇为相通。中国政治制度和地方治理原本即是他多年深耕的领域，而政治学本身也有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孙明认为这是政治学的学科智慧。虽然政治学较历史学的研究范式而言更重视理论和结构层面的探讨，但政治学理论实则来自对既有社会活动和政治现象的总结与反思，从事实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不会终结，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往复、未有穷期。理从事出、理在事中，将“理”与“事”对观对勘，“参互成文，合而见义”，才能“两全其美”。多样时间与空间的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的研究，正是这个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会不断生成不同于已有认知的新思考，扩充政治学理论的容量、推展政治学理论的边界，开放、活跃和深化政治学的认识。因而，从“历史”跃入“政治”，也尚在“行家本色”之中。
在历史系学习时，孙明更多着重于事实层面的思考；而到政府管理学院任教后，他更关注能否从中抽绎出结构性、逻辑性的线索，以历史材料为本，回到“当时的逻辑”。传统中国的义理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融会互缘，从史求史识，“义理从训诂出”。他一直认为政治与政治学是“活泼泼的”，“活”在历史与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实践感之中。在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力求避免使中国的政治与治理成为某理论的应用或证伪之物，也避免具体处境和复杂情形被简单化。 孙明将研究者比喻成毛巾，每个学者真正的所得都是有限的，“做一辈子的学问，就如同将水拧干后，毛巾剩下的体积。”“求实”是他治学的重要原则，他主张去浮存实、去伪存真，通过史料扎扎实实构筑过去的世界，对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制度研究发展推进作出踏实的贡献。以史料为主，辅以田野工作，是他探寻往昔政治世界的基本方式。 只有泡在资料中，才能构筑和想象当时的基层行政世界，才能明白其中人的思考和行动逻辑。为此，他重视不同门类文献的阅读和爬梳，综合利用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地方行政文书等政府档案，并结合地方志等编纂著作、族谱等民间文献，力求复现特定的社会发展面貌，并触及官绅之下的小民的生活。“每一种材料都来自一个小世界，体现一种逻辑，把不同的材料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才能拼合出整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的统合机制和整体逻辑。”多看、多走、多体会，以从现象中思考出更加本质的所在，并与不同的解释传统充分对话。
作为老师，孙明承担了《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程的讲授。他以自己对中国政治传统与近代转型的思考提领整合基本知识、经典研究和前沿动态，希望既为学生建立起完整、系统、通变的制度史和思想史知识体系，又引导学生进入深沉而生动、精密而立体的政治世界，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种不言自明的孜孜以求和师生授受、学脉相承的使命正来自于求学、任教的岁月中，孙明感受到北大的“明道”气质：人人相感，彼此真诚，这座园子——特别是通过她的历史，既给人以明确的方向感，同时也鼓励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正是孙明所理解的北大“兼容并包”的意蕴。 孙明的书房里有一个带轮子的“书车”，专门放置与其近期关注的学术论题和研究方向相关的书籍。目前，他主要聚焦的问题是清代中期的发展逻辑及其面对的困境，关注特定时代条件下制度无序生长的真实状态。
中国社会和治理运行的逻辑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今天？ 对以上答案的追问，正是推动孙明不断求索的动力。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来进行反思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这也是他选择近代史作为研究切入点的重要原因。现在，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将时间向上推移到了清中期。 在思考“何为中国”的过程中，他落脚在“何为中国制度”，基于具体实证研究提出“制度语境”的概念，即制度深植于社会之中并形成一种可以“氤氲”形容的“化合作用”，基于制度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文化和行为模式等，影响着国家行政、社会构造和人的思想与生活。 制度型态不仅在与社会的化合中生成，也在思想观念中生发。近年来，孙明继续穷本探原，探析传统中国的制度观与制度论，追问制度背后的“治道”理想型，撰成70余万字的《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一书。
2023年8月出版的《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书影 在研究中他发现，“道统与治统二分”等既有认识或许误解了“道统”的本意，成为认识中国治道的“理障”，而其关键是如何看待与勘破“制度之治”，为厘清这一重大问题，他兼顾思想史、政治史、礼制史与学术史、意识形态史等相互关联的侧面，一路“向上追”，从古典时代的“圣人”“（制）作—述”等具有政治内涵和实践属性的治道概念递嬗转进，揭出了贯穿古代中国政治和思想史的线索，从而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制度何以如是。也正是用一本书的篇幅来思考一个问题的努力，不中规矩的笔法，才富有质感地描画出“治”与“道”、政治与思想密不可分、相即相应的内在关系及其历史表现。
不仅见到一瓢水，更要了解整个河流的逻辑。孙明主张研究中“做加法”，打破学科、专业的藩篱，“我是东西南北人，整体、关联互动地理解政治的实然和所以然。因为政治、制度和历史本来都是立体多元的，所以对它们的观照也不能仅从现代学术门类的'一亩三分地’着眼。” 他相信只有去潜心体认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才能重建整体社会中的政治，接近一种有分寸感的、妥帖、圆融的境界。融合制度史、政治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多重视野，试图观照政治及制度设计在一个社会总体语境中的境遇，构建“有政治的社会”与“社会中的政治”；将区域情况与国家背景结合起来，考察一种制度和组织如何在行政、社会中与各元素结合，发生奇妙的变化；将圣贤、君臣与小民的言行合而观之，既看到“制度中的人”，也看到“人面对的制度”，呈现“理想的制度”和“制度的实践”。他重视开放和会通，在增加研究“厚度”的同时，拓展其“广度”获得新的视角和能量，而这也是北大政治学的重要传统。经由“厚”和“多”，将接近政治的本相，从而更“通”一点。 多年前的某一天，孙明没有从例行的道路、而是从另一条小路穿过北大南门的小区，在那里，他看到附近电脑商贩聚集就餐的热闹街市，热气腾腾的生活感令他震撼：“我打开的门太少了，看到的世界是窄窄一条儿，因为狭隘而抽象，竟致与事实不符。这辈子应该多开几扇门，都体验一下，一定会各有各的精彩。” 这就是孙明所理解的“生活的史学”，他也以此为自己的历史阅读随笔集命名。
《生活的史学》书影 “学术因专攻而深入，生活因丰富而精彩。”生活的史学，是一种方法和态度，一种对于人生和历史的感觉。从生活着眼，方能够对历史和政治产生“真了解”。他说，尽量客观地去重建历史，则是为了将生活镶嵌到不那么走形的风景中去。 孙明主张在生活里感知社会的逻辑脉动，在自贡，他坐在老乡的摩托车后背上，走访保路运动中的会议旧址；在内江，他借宿养老院，只为向地方文史工作者请教，亲见和抄写珍贵史料；在威远，他登门拜访被他写入研究论文中的刘香亭的后人，并得以阅览家谱。在清末曾经发生民变的集市，看到人来人往的寻常生活；在自己研究过的乡场，看到当年辐辏四乡少年的小学校，人间有古今，从今天看到了昨天，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田野无疑能给人近距离的感受，从而触发重新认知历史的机关。” 孙明将历史学的田野工作视为建立对过往政治世界立体认知所不可缺少的过程，他力求从时人的言行逻辑中找到解题之径，从他们面临的体制、生发的议论、行政的规矩和社会生活的实际中归纳“当时的逻辑”，提出非预设的问题、非隔阂肤廓的论点，感受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生。
生活的史学，也是孙明对过去世界的运笔方法。他希望在自己的叙述呈现中能够看到丰厚、立体的生活样貌，从中触动新的理论感觉，在不同学科的启发下提炼出逻辑性的认识。大学的时候，他最初遇到也至今喜欢的三本书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一本让他懂得充分尊重史料提供的语境之重要，第二本启发他人的生命和历史之间的隐秘甚至“魔幻”的联系，而在自己提笔书写时，他则常常回想起《万历十五年》，也尝试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中国历史，通过人物命运凸显历史之场。书架上清末民初各类档案、县志、文集乃至族谱中的人物在孙明笔下日益生动，最终汇聚成《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在这本10年前出版的书里，他关注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作为革命者的“普通人”，无论是矿工、绅商、学生、先生，还是不知名的小市民，都成为孙明笔下革命史的主角；历史与研史彼此辉映，“故纸堆”中走出新的故事，他为自己关切的“芸芸众生”和“大历史”中的生活“小历史”找到了位置。
《生逢革命》书影 2019年初冬，孙明再次来到四川，重访成都新津，完善之前所调查的档案卷宗，记录下更多小人物的遭遇，在新城市远望旧世界。他说，未来研究计划中，将会重新“回到四川”，回到这一处并非他的家乡，却已经深深与他的生活和研究相互观照的地域。 而当初那个硕士生好奇打量、开拓和书写的世界仍然是他时时回溯的河流，他把吉光片羽、档案史料带回书房，“不必管日升日落”，在那里，万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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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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