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战役前夕，1948年8月27日，粟裕给军委中央发电报，分析了攻打济南的一些不利条件，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王耀武之指挥，经一年多了解，是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则其在部队中颇有信仰，可能适当增加其抵抗力。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人问过粟裕，黄埔系的国民党将领中哪几位比较出色？粟裕的回答是，杜聿明和王耀武。
红军时期，粟裕任参谋长的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惨败，后被围困于怀玉山。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人突出重围，而军团长刘畴西，政委方志敏，以及粟裕的老上级寻淮洲等，都在此战中牺牲或被俘后遭到杀害。左起：狱中的刘畴西、方志敏、王如痴（19师参谋长）
粟裕认为“仇人”王耀武的“指挥较有才干”，自然不是因为这件往事，而是“经一年多了解”。但这其实也是有一点奇怪的，因为就在一年多前的莱芜战役中，王耀武成为了粟裕的手下败将，不仅被歼灭了5.6万人，还损失了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那么，在国民党将领中，王耀武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答案其实不复杂。不论是王耀武还是杜聿明，他们都是国民党军中为数不多的，“懂”解放军的人。这个“懂”未必是真懂，所以加引号。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懂得研究对手，平视对手，乃至尊重对手。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知己知彼”的用兵之道，但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将领做不到。因傲慢而形成偏见，因偏见而轻视对手，因轻敌而走向失败。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历次大败，都逃不过这个基础逻辑。这份傲慢的源头是蒋介石，从他在解放战争初期，说出那句“三个月内消灭一百万军队”时开始。王耀武和杜聿明，对蒋介石不可谓不忠诚，但在“知己知彼”方面，他们显然要比蒋介石清醒得多。王耀武能在国民党军中崭露头角，就是因为他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做到了“知己知彼”，从而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拔。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生。三期生的成长路径都差不多：在校时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毕业后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从少尉排长干起，然后参加北伐。
作为基层军事干部，作战勇猛是获得上级认可的首要条件，这一点王耀武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从北伐战争起，王耀武一路晋升，至1930年中原大战，因屡立战功，被任命为上校团长。国民党军官的升迁，很讲究资历，当时很多黄埔一期生，比如杜聿明、宋希濂等都还是团长，可见王耀武的确是有一些真本事的。1933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期间，王耀武随独立第32旅驻守宜黄县城。那年3月份发生了一件大事，陈诚赖以起家的第11师，在红军的运动战中被围歼于草台岗，师长、旅长负伤，三个主力团团长全部阵亡。这场著名的“草台岗战役”，就发生在宜黄境内，所以红军乘胜出击，把宜黄城给围了。围城的是林彪红一军团的红1师，师长罗炳辉。我们都知道罗炳辉是长征时红九军团的军团长，他当时是代理红1师师长。原师长是未来的开国上将彭绍辉，他的左臂就是在草台岗战役中失去的。罗炳辉到得很快，等到守军反应过来的时候，红2师也赶到了。32旅旅长柏天民觉得宜黄城怕是守不住了，于是向上级请示，上级的建议也是相机突围。但王耀武的建议却是：固守待援。他的分析，就是经典的“知己知彼”。己：我们虽然只有3000人，但武器装备占优，而且粮草和弹药都很充足；宜黄城城坚，宜黄河既深又宽，不利于大部队攻坚。彼：林彪打仗很“活”也很“巧”，因为红军没什么家底，所以不允许打“亏本”仗。我们要以“死”对“活”，以“呆”对“巧”。王耀武绝对是研究过草台岗战役的，他的分析很到位。红军当时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擅长运动战和近身战，32旅如果贸然突围，绝对要步11师的后尘。相反，如果固守城垣，红军是严重缺乏攻坚武器的，而且打不起长期消耗战，32旅更有生机。最后的结果，完全如王耀武所料，红一军团连攻三天未果后，撤围宜黄。32旅虽然损失惨重，柏天民也负了伤，但成功坚守宜黄，还是让国民党在草台岗惨败后找回了不少面子。蒋介石因此接见了王耀武，升他为少将旅长，还把他调离了32旅，原因是：“32旅旅团一级黄埔一期、二期居多，你在那里得不到施展。”可见，蒋校长对王耀武的关照可谓细致入微。于是王耀武出任了补充第一旅的旅长，“补充”二字虽然不够高大上，但却是一支兵精粮足的部队。“以攻为守”作为一种军事思维，似乎和“知己知彼”一样的常规，但它却是国民党军的又一个“短板”。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曾把蒋介石的主要战略思想总结为“以守为攻”。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战术，即是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成功案例”，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越来越趋向于消极和保守。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批评“以守为攻”是“胡闹”，刘伯承也曾形容堡垒战术不是“打仗”，而是“滚仗”。直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仍是习惯于打“滚仗”：进攻时队形密集，层层推进；遇袭就猬集一团，所谓“站稳了再打”；结果往往是在解放军的运动战中陷于被动，被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若说国民党将领中还是有人懂得“以攻为守”的，那王耀武绝对能算作一个。张德能（注：第四军军长）一垮，蒋军将领就说进攻不行了，要持久还是只有死守好，其实，并非张进攻有错，而是张进攻不得法。记得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人作战时，王每日夜袭都可搞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几个敌人，或捉一个把俘虏回来，王耀武师既能如此，若张德能部进攻得法又焉有不同之理？王耀武在淞沪会战中的“以攻为守”还不止这些。当时51师从陕西赶赴淞沪战场，被分配在罗店一带，接防已经快被打光的11师。
刚进入阵地，王耀武就主动发起夜袭，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此战歼敌500多人，自身伤亡仅百余，第二天上了《申报》的头版头条。这是淞沪会战中比较少见的，以攻为守的战例。其实，王耀武和红十军团的谭家桥之战，也是国民党军中难得一见的“以攻为守”。红十军团在谭家桥设伏，补充第一旅是中伏的一方，但王耀武没有选择被动固守，而是向红军的侧背发起反击，同时迅速抢占乌泥关制高点。虽然，红十军团兵败谭家桥的主因是自身排兵布阵和指挥上的失误，但也不可否认，王耀武这种迅速发起反击的打法，在国民党军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当时的整体环境，正是堡垒战术大行其道的时候。此战之后，王耀武被擢升为51师师长。但他真正开始了解红军，应该也是从谭家桥开始的。谭家桥之战，红军的战斗意志给王耀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但最让王耀武忘不掉的，是那位被俘后遭他杀害的红军师长胡天桃，以至于在多年后，王耀武的回忆还是如此的细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共产党的部队能够做到官兵平等，并不是什么“军事秘密”，很多国民党军官都知道，但王耀武无疑是对此最留意的一位。
有一次，王耀武听说一件事：一位解放军勤务员给陈毅敬礼，并称“陈司令”，但陈毅马上纠正：“要叫司令员，不要叫司令，我和你都是员，我是司令员，你是勤务员，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王耀武对此颇为感慨，总结道：解放军那边都是“员”，统称“指战员”，而我们这边唯恐体现不出差别，叫“司令官”不够，还要叫成“司令长官”。听者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这说明不了什么，但王耀武继续总结：人家的心思都在下面人身上，我们的心思都用来琢磨上面人，高下立见啊！粟裕说王耀武“在部队中颇有信仰”，也是因为他治兵虽严，但比大多数国民党将领更懂得善待下属。王耀武在任74军军长的时候，曾拿出自己三个月的薪酬改善伤员的生活，让士兵们大受感动。74军能成为抗战中的“虎部队”，和王耀武既抓硬实力，又抓软实力不无关系。但王耀武毕竟做不到共产党的“政治建军”，所以这些手段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的整74师师长张灵甫，和见死不救的整83师师长李天霞，都是王耀武的老部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耀武是孟良崮战役的一个“场外”失败者。如果您看过电视剧《特赦1959》，应该会对功德林的战犯王耀武有印象。剧中的王耀武从一开始就不是顽固分子，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多少给人一种“滑头”的感觉。
王耀武在入读黄埔军校前，在上海的泰康饼干公司当店员。据说他原本是手笨嘴笨的一个人，当学徒的时候常被欺负，但也正因为这段经历，让王耀武学会了察言观色，后来成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在郭汝瑰和沈醉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过王耀武“送礼”的故事，沈醉写得更生动一些，摘录如下：他每次去参加什么高级会议或去晋见什么大官时，身边总是带上几支派克金笔和高级手表。他要送东西给对方时，往往当着许多人的面，向这个人借自来水笔与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为了怕对方发觉不是自己的而拒收时，他会把上面贴的一张很小的“王耀武敬赠”的字条让对方看一下，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对解放军见微知著也好，在国民党内部察言观色也罢，按现在的说法，王耀武在很多方面都保持着一种“敬畏心”，这便是他的难得之处。
在描写功德林战犯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讲到过一件关于王耀武的小事，也是挺能体现他的性格的。有一次邱行湘和王耀武聊天，邱开玩笑说王颇像一生谨慎的诸葛亮。王耀武顺口答复说他更崇拜关云长。结果第二天，王耀武就慌慌张张地来找邱行湘，说他不能崇拜关云长，因为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邱行湘宽慰他说不用那么认真，但王耀武却正色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是最讲认真。”所以你说王耀武是真的懂共产党吗？似乎比一般的国民党将领更懂，但又似乎不是真懂。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因为性格上的谨慎和那颗“敬畏心”，王耀武选择了“平视对手”。这应该就是他能获得粟裕肯定的主要原因。若论狭义的“军事才能”，国民党将领中是不乏胜任者的，问题基本都出在心态上，也就是那份至上而下充斥全军的轻敌思想。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中损兵折将，是其因轻敌思想而落败的典型战例。
当时陈毅和粟裕主动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打李仙洲集团。而陈诚对此的分析却充满了傲慢的主观性：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但王耀武绝不这样认为，客观事实告诉他：解放军在苏北和鲁南从未损失过“一个整师和一个整纵队”。于是，没有经过陈诚的批准，王耀武就下令李仙洲收缩部队，不得冒进。但就在此时，蒋介石的手谕到了，口气和陈诚一模一样，还斥责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而就在王耀武下令部队收缩的时候，陈毅和粟裕也着实紧张了一下。当时有人建议提前发起追击，能打多少是多少，好过让敌人全跑了。但陈粟还是稳住了，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蒋介石的“手谕”和陈粟的“耐心”，是莱芜大捷的两个关键点。所以粟裕对王耀武“指挥较有才干”的认可，反而是从王耀武吃的这场败仗中开始的。济南战役前，王耀武同样努力过。他的方案是放弃济南，退守兖州，与徐州战区连接起来，这样还有立足山东和中原的可能。但蒋介石没同意，因为丢失济南有碍国际观瞻，而且蒋介石认为能守住，并承诺王耀武：“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为你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最后，王耀武的十万大军在济南只坚守了8天，而蒋介石亲自督促的增援部队也还在半路上。王耀武的发迹是因为守城，覆灭也是因为守城，那支曾经用“小米加步枪”攻打宜黄城的部队，在济南用坦克轰开了城门。王耀武真正懂了解放军，是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时候，他是那里的学习委员，后来也成为了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在电视剧《特赦1959》的结尾部分，王耀武给出了国民党之所以失败的答案：“最终导致失败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失败…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