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辽沈战役医治战俘伤兵纪事

引子

＊本文摘自《星火燎原》丛书之九 辽沈战役专辑，作者王佐良，原标题《医治战俘伤兵纪事》

正文

一列满载着医疗装备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军用专车，从牡丹江站开出，驶向硝烟刚刚散落的辽西大地。

车过彰武后，沿途不时遇有敌机袭扰，车速不得不减慢下来，有时一停就是几小时。透过车窗望去，那些被我军遣散的国民党军官兵，间或还夹杂着一些眷属，三五成群地携着包裹，披着被子或毯子，蹒跚而行。他们趑趄(zījū，行走困难）在初冬的寒风中，公路上，铁路旁，漫地都是。遇有我军车暂停时，他们便蜂拥而至，毫无顾忌地上前扒车，以图搭车“捎脚”，返回各自的老家去。

经过七天七夜的军旅生活，我们松江军区第十二后方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终于到达了阜新新邱车站。在这里，我们将完成对大批伤病员的接治任务。

医院来到新邱后，院部和一所、三所驻在新邱站南面原国民党新五军二十六师营区，即日伪“满炭”大院和日本高级职员住宅区：我们二所驻新邱站北部煤矿工人住宅区。当时，我是刚从兴山医大毕业，被分配到这个医院的二所来当见习医生的。

我们医院的条件在当时来说是数一数二的，它不仅有原日本关东军第七、第八陆军医院和“满洲赤十字”牡丹江医院的医疗设备，而且还有留用的大批日本医护人员，医疗技术力量也是比较雄厚的。

按东北野战军阜新医院管理局规定，我们医院应展开两千五至三千张床位，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收容数量。仅二十五野战医院移交的伤病员就有两千五百多名，后又陆续由锦州、黑山等地各野战医院转来一些伤员，还有从战场上经部队野战所处理后直接送来的，收容数量多达三千七百多名。原来的伤病员需要继续医治，后送来的伤病员还要组织人力抢救，医务人员忙个不停，病房医生一个人要负责几十个病员。那时，真是忙得连吃饭时间也很难挤出来了。

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情况下，还得治疗一千五百多名国民党军战俘伤兵，这便更加增大了医院“能量”与任务之间的矛盾。

根据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院首长决定，把团以上的和重伤战俘留在条件较好的一所、三所治疗，一次集中转来营以下的三百多名轻伤战俘由我们二所负责收治。

我们二所收治我军伤病员已有五百多名，又接收了这批国民党军战俘伤兵，加在一起，工作对象达近九百名，可全所只有二十多名医生、五六十名护士、四十来名看护员，人手十分紧张，只好请当地政府动员民工来帮助做勤杂工作。

从工休人员的比例上看，已超过一比六。医治自己部队的伤员，再苦再累大家也心甘情愿，可是对给国民党军战俘伤兵医伤治病，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别说医护人员想不通，就是我军伤员与战俘伤兵的关系也不好处，如果让驻地老乡们知道曾经欺压过他们并同解放军对抗过的国民党军伤兵住在我们医院里，说不定也会引出一些麻烦来。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照顾他们。千脆转到北满后方医院去算了！”有的提议就地遣散，说：“发给他们一张路条，再给点钱做盘缠，让他们各奔他乡也就够意思了。”总之，大家对于接治这批战俘伤兵都有抵触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所长赫荣明，政治教导员刘波，内外科政治指导员江得舟、高心意等领导同志，经过研究认为：应该说服教育大家，不要感情用事，我们是人民军队，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于是，决定组成一个医疗组，专门负责战俘伤兵的治疗工作。

当天晚上，所长把我找到所部。他说：“王医生，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到医疗组去。”我听后，心里“格登”一下。他看看我那不情愿的表情，继续说：“给战俘伤兵治疗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是人民军队的白衣战士，更要体现我党我军的宽大胸怀。争取战俘，化敌为友，这也是我军决胜的条件之一。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他们看到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政策的感召力。”

第二天早晨，所领导宣布了医疗组名单。记得有四五名医生、六七名护士，还有四五名护理员，共十几个人。负责医疗组的是一名日本医生，他四十多岁，内外科都比较精通。还有一位姓那的医生，是解放战争初期被解放过来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女护士伊藤和渡边千代子，她俩技术非常熟练，而且待人和气。医疗组中的朝鲜族护士也是很能干的，吃苦精神很强。

医疗组组成后，所领导对全组的同志深入地讲解了我军优待俘虏政策和给战俘伤兵治疗的意义。多数同志思想有些通了，还有少数同志在感情上不是那么顺畅，一想到半个月前他们还动枪动炮地和我们死打硬拼，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是上级既然作为特殊任务交给了我们，也只好接受下来了。

为了让战俘伤兵安静地养伤，我们专门腾出几栋房于，与我们部队的伤员隔开治疗。疗区设专门人员守护，不让驻地老乡随意进入，目的是防止产生摩擦，影响治疗。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一天中午，我军的一名姓李的伤员挂着双拐来到战俘伤兵病室门前，怒声怒气地喊道：“兔崽子！你们出来，看看老子腿上的伤口，就是你们这些狗杂种打的！”

我们听到喊声赶紧出来，严肃地批评了他，并派人把他送回病房。病房中还有些伤员也在骂，医生护士们一再劝阻，总算把他们的火气压了下来。

战俘伤兵转来之初，终日惶惶不安，有的少言寡语，伤痛也不敢吟；有的对我们医护人员检查治疗存有戒心；有的则唯唯诺诺，很少提出什么要求。手术后伤口疼痛难忍时，他们也很少呼唤值班医生和护士。对于这样的医疗对象，在配合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十分困难，尤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关内口音，偶尔说上几句，我们一些年轻的医护人员也很难听懂。再问时，他们就什么也不讲了。

我们想，越是这样，越不能马虎从事。值班时，我们主动深入病房了解情况，说话和气，态度认真。对手术后的战俘伤兵，留心观察，定时换药。对疼痛得难以入睡的伤兵给服止疼药或镇静药，甚至连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十几名工作人员照顾三百多名伤兵，每人每天平均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工作人员中常有因疲劳过度而晕倒的，苏醒过来还得继续坚持工作。

战俘伤兵们耳闻目睹我工作人员的勘奋表现，切身感受到了人民军队的温暖，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的疑虑、隔阂心理逐渐消失了，多数人能和我们无拘无束地讲话了。个把月后，绝大多数伤兵可以下地走动了，伤情大有好转。很多伤兵脸上还露出了笑容。

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伤兵的伤口愈合有异常现象，创面隆起，肉芽表皮非常嫩，而且亮晶晶的，稍一碰就出血。经过临床观察和血液检查，发现有十多名伤兵患有性病。这是国民党军队腐败的又一见证，也是他们个人的罪孽。

按理说，这种病不在我们的应治范围之内，所以有的医生不同意给他们医治。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人民军队的医护人员应该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伤要治，病也要治，这种病，我们既然能治就要尽量去治。

负责医疗组的日本医生对于治疗性病是颇有经验的，他说要用六〇六和九一四针剂注射。但是所里仅有十几支这种针剂，用完后下一步怎么办呢？当时药品非常缺乏，青、链霉素是贵重药，有时给重伤员用一支都要经所长特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硫横制剂疗法给他们治疗，但注射后副作用较大，患者一般都要发烧到三十八九度。因为比较痛苦，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这种疗法，有的甚至拒绝治疗，并说：“请你们不要在我们身上做试验了！”他们的反映使我们感到诧异。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是不识拍举，愤愤地说：“干脆别治算了，免得好心不得好报。”

我们经过深入了解和分析原因，认为主要还是我们没有向思者说明情况，出现了一些反映后，思想工作又没有跟上，致使他们产生误解。在继续治疗中，我们事先主动耐心地说服他们，讲明治疗这种疾病的特效药品奇缺，我们解放军中没有人得这种病，因此医院不配备这类药品，以前用过的六〇六、九一四针剂是原“满赤”医院保留下来的，现已用光，目前采用的硫横制剂是医药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特意为他们配制的，它可以杀死血液中的性病菌类“螺旋体”。

由于我们反复耐心地做工作，他们的思想通了，抵触情绪也打消了，都能自觉地忍受发烧时的痛苦，服从和配合我们的治疗。经过两个疗程，这些性病患者的血液中已查不到“螺旋体”了，伤势和性病均得到了治愈。有的伤兵含着眼泪说：“解放军救了我的命，又治好了我的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呀！”

伤兵刚来时，一个个面黄饥瘦，无精打彩，这不完全是失败后的颓废，也是国民党兵备受虐待、长期饥疲所造成的结果。

记得第一次开饭时，护理员给他们打来大米干饭、鸡蛋炒肉，还有蛋汤等，他们象饿虎扑食一样，狼吞虎咽，瞬间吃光，有的竟一连吃了三大碗饭。

熟悉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头一顿吃的那么多，他们笑了，不好意思地说：“听我们当官的讲，解放军优待俘虏是假的，一旦被抓去，连猪狗食都吃不上，弄不好还会要了小命，所以见到那样好的饭菜，我们就狠劲儿吃。当时想，这不过是摆个样子看看罢了。哪知在这里天天都受到照顾。你们解放军真是说话算数的好人啊！”

战俘伤兵与我军伤员的生活待遇基本一样。开始每天是两顿细粮、一顿粗粮，后来全部是细粮，顿顿有肉或蛋。要说有特殊的话，就是考虑战俘伤兵中南方人比较多，炊事班有时给他们多加几样南方风味小菜，或多加些辣子。而我们工作人员连续吃了几个月的干菜，每天三顿粗粮，除节假日外，一周只吃一次细粮改善生活。有的战俘伤兵看我们吃的不如他们，心里也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他们说：“你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治伤治病，反倒不如我们的待遇好，这在我们那里是根本做不到的。你们官兵一致，不讲特殊，与国民党那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辽西战场形势发展迅速，战俘成千上万地剧增，给部队物资供应带来了很多困难。特别是棉装，一时供应不上，到十二月初，医院的工作人员尚未穿上棉衣，可是我军伤员和战俘伤兵却在十一月中旬以前就都穿上了棉装。他们看我们穿着夹衣为他们打水、烧炕，心里很感动，有的不声不响地把棉衣披在我们的身上，并主动帮助我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他们伤势逐渐好转后，烧炕、打水、打饭的活，基本上是自己承担，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

我们在同这些战俘伤兵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受苦人，其中有许多是苦大仇深的。他们有的是被抓丁通迫当兵的，有的是因饥寒交迫出来混饭吃的，有的是被欺骗出来的，情况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给国民党真心卖命。他们的出身和经历是我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阶级基础和有利条件。

在治疗工作之余，我们经常和他们唠家常，他们也愿意和我们攀谈。刚开始，他们的思想包袱比较重，怕我们不把他们当人看。然而，事实教育了他们，他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主动询问我们解放区土政斗地主老财的情况，了解翻身农民参军的过程，特别是对他们今后的去向比较关心，有的想参加解放军，但又担心我军不要他们，不能得到信任。

针对他们的思想，我们结合实际给他们讲解：大批的解放军官，经过学习改造思想，有的留在我军之中，有的分配到地方工作，有的资遣回了原篇；大批的解放战士参加到我军中来，掉转枪口，英勇杀敌，有的立了功，有的还入了党。他们听到这些情况后，都觉得很新鲜。留用的日本医生和护士，还有那医生，都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地宣传我党我军对解放官兵的政策，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湖南、四川籍伤兵很有感触地说：“过去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军，现在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命恩人，只有解放军才是人民的军队。过去我走错了路，愧对家乡的父老，今后我要脱脸换骨重新做人，参加解放军，打回家乡去！”

在战俘伤员中，也有少数思想顾固的人。有一个姓白的国民党军少校是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他受过高等教育，懂英文。他对锦州战役的失败不服气，说主要因为范汉杰没指挥好，要是换上别人恐怕也不至于如此惨败。他还炫耀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好，军官的文化水平高，说:“哪象你们，连当团长、师长的都是大老粗。”

面对他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真正强大的不是你们的飞机大炮，不是你们那些喝洋墨水的军官，而是人民和正义。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任何人也扭转不了历史的车轮。在事实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人心所向，今后的天下是共产党的，他并不懂得我们的阶级观点，但是他知道，共产党站在穷苦大众一边，这是置蒋介石于死地的“绝招”。他的观点反映了国民党军队中上层人员的思想，也是战俘伤员中思想顾固者的心里话。对他们的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战俘伤兵中，除了少数重症者外，基本上相继痊愈了，前后分三批出院。每到临别之际，他们都依依不舍，紧紧拉着工作人员的手，一再地表示感谢。有的伤兵把自己珍藏的派克钢笔、罗斯福呢衬衣和军用围巾等赠送给我们留作纪念，这些都被我们谢绝了。记得一名经我主治的伤兵排长出院时，非要送我一床鸭绒被不可，我说什么也不要，拉拉扯扯好半天，最后是所长去了才解了围。所长当着那名排长的面说服了他：“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收你们伤兵一点东西。你们只要能恢复健康，走上正路，我们也就放心了！”一席话说的那个排长痛哭流涕，他说：“过去我太对不起你们了，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打自己人，简直是犯罪啊！现在我要参加到人民军队的行列中来，调转枪口，杀坏蛋，打仇人，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功赎罪！”看到战俘的转变，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

战俘伤兵受到了改造和教育，政治上获得了新生，我这名见习医生也受到了一次实际教育和锻炼。我认识到了我们党的远见卓识和胸怀广大，体会到了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巨大威方。在这场“特殊的战斗”后不久，我光柴地朗入了中国共产党。

资料来源：

《星火燎原》丛书之九 辽沈战役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