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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代表作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埃尔福丽德·佩特里 （Elfride Petri，1893年-1992年)，一位来自北方的撒克逊高级军官的女儿，海德格尔的妻子，曾就读于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系，是妇女权利的自由捍卫者格特鲁德·鲍默（Gertrud Bäumer）的追随者。外孙女葛尔特鲁特称其为一位极为聪明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一个“解放”的新女性。  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 ，生于1955年，是约尔克·海德格尔（约尔克是埃尔福丽德和马丁·海德格尔的长子）的长女。她和她的家人生活在弗莱堡海德格尔家族的老屋中。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两位祖母，以及我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弗洛里安、柯内莉娅和布莉吉特。 ——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  图书信息 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选编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常晅 / 祁沁雯 译者序 《海德格尔与妻书》由马丁·海德格尔的孙女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长子约尔克的长女）在父亲约尔克和叔叔海尔曼的帮助下，从祖母埃尔福丽德·海德格尔（婚前姓佩特里）托付给她的，祖父写给祖母的书信手稿中挑选而出，并按时间顺序集结成书。从时间上，书信集跨越了两人从 1915 年初识到 1970 年，两人开始度过形影不离的晚年时光的整整55个年头。  哲学家横跨半个多世纪的书信向读者展示了马丁和埃尔福丽德两人生活的各个时期的方方面面。两人携手走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共同度过了德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的艰难岁月，也一同经历了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与富裕生活。在经历了初识的热恋后，两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走到一起。婚后夫妻二人有着幸福的生活，也有着一次次大大小小的婚姻危机以及夫妻间如何一再以宽容和谅解维系着婚姻和家庭。此外，哲学家常常在给夫人的信中提及自己在哲学方面的工作和思想上闪现的火花，也会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评价周围的人在学术上的成就，这些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和具体地了解哲学家海德格尔提供了非常鲜活和独到的视角。 编者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没有也无法将其祖父写给祖母的信全部集结成书。因为这样一来将大大超过一本书信集的体量，二来也会因为大量重复的内容而把读者拖入夫妻生活中更为琐碎的日常。因此编者只遴选了二人生活中各阶段及各方面最有代表意义的信件，再以插入编者话语的方式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将信 件的内容串联起来，以期为读者构建起海德格尔与夫人的生活史和哲学家重要人生阶段的发展史。书信集中遴选的书信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完整的书信，包含写信地点、写信日期、称呼、正文、信末祝福、落款以及附言；另一种是书信节选，这些是从完整书信中截取的小段文字，这些文字按内容嵌入到了书中大段的编者话语中。中文版书信集兼顾德语原版的体例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字体：完整书信采用了宋体，书信节选使用仿宋体，而编者话语使用了楷体。 这部书信集比起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来说在文字上虽不算非常艰深晦涩，但在本书中涉及理论性思考和重要哲学概念的地方，译文在括号中注明了德语原文，哲学系的李乾坤博士帮助对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对；另外，书信中还涉及很多家庭生活以及有地方特色的内容，关于这些地方的理解和翻译，译者多次向本书编者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女士提问，均得到了后者耐心和翔实的解答；最后，书中还涉及海量的人名与地名，在最后的编辑工作中，南京大学出版社李博编辑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力求对每个细节核实到位。在此，译者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译者 2016 年 6 月 关于本书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由于他对于纳粹的态度使得他同时也成为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这本书信集中记录了他与妻子埃尔福丽德的交往与交流，并使读者能够尽窥海德格尔一生中的高潮、转折和日常生活的点滴：在托特瑙山建设著名的小木屋、在马尔堡应聘中的困难、经济困境、他对女性的看法以及他在创作自己的著作时投入的努力。  除了三封信以外，埃尔福丽德在小木盒中保存了超过一千张明信片以及信件，她在1977年把这个小木盒交给了自己的孙女葛尔特鲁特，并附加了只有在她身后才能打开它的条件。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多年以来——在父亲约尔克·海德格尔以及叔叔海尔曼·海德格尔博士的帮助下——致力于遴选和辨别这些档案材料的工作。在她附加的评论文字中将信件中缺失的事件关联表达了出来，并且让祖母的个性特征从名人祖父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编者  ★ 前 言 我个人的家庭史开始于1907年的威斯巴登。两个小女孩，埃尔福丽德·佩特里和海德维希·施泰因成了同班同学，并且也成了好朋友。此后，她二人的人生道路便也和德国20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了一起。 埃尔福丽德选择了一个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可能从事的职业——成为教师。然而这还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她便了解了基尔和柏林大学，接着选择在弗莱堡大学修读国民经济专业。她嫁给了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约尔克就是我的父亲。 海德维希如同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一样就读于一所坐落于瑞士法语区的女子学校，学习家政和法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成了一名护士。她唯一的哥哥在战争中牺牲了，而她当医生的未婚夫也身受重伤。她一直照料他，直到他痛苦地死去。战后，海德维希嫁给了路德教牧师、州议会及帝国议会议员卡尔·维特。他们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儿赫蒂就是我的母亲。 马丁·海德格尔于1933年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他还同他的妻子一同于当年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在同时，卡尔·维特却积极投身于认信教会在法兰克福的教派斗争当中，并于1937年和1941年两次被捕。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海德格尔与维特这两个家庭的交往也就中断了。直到“二战”结束，卡尔·维特谢世后，埃尔福丽德和海德维希这两位童年时代的好友才又在威斯巴登重逢。 1954年春，约尔克在拜访教母海德维希的时候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赫蒂。同年8月，我的父母就结了婚。我的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是机械制造工程师，后来转行在学校任教。他们婚姻生活的头两年是在海德格尔故居度过的，我作为长女，也出生在那里。当我的妹妹弗莉德莉克出生后，那里的住房就显得太狭窄，而且孩子的吵闹声也令祖父母无法休息，因此我们搬到了同一个街区的另外一处地方居住。  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和祖母有着密切的联系，与祖父海德格尔却不多，他需要安静地工作，或是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再有就是去梅斯基尔希他弟弟那里。尽管如此，我在他书房里和他度过的短暂时光都成了美好的记忆。我们一起听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一起读黑贝尔的诗，他还从他的书桌里面拿出薄荷糖或是黑巧克力给我吃。 祖母和我们这些孙子孙女们一起在略特布克居所的花园中过樱桃节，她在自家的泳池中教我们游泳，纠正我们的动作，不时地提出批评。听祖母讲童话故事，和她一起做小制作，还有在托特瑙山间小屋居住的时候，我们都感受了她温柔和坚强的性格侧面。 我是一个性格沉静，喜欢梦想的女孩，梳着黑色的大辫子。我在学校里面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喜欢读书，读了很多书。因为当时我一定要加入到发展援助事业中去，所以我选择了护理这个具有良好家庭传统的工作。我在海德堡的专业培训结束之后，自1975年，便在弗莱堡工作，因此也加强了和祖父母之间的联系。与他们交流的话题主要是我们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艺术、家族史和我的护士职业。此外，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上照料他们。祖父1970年中风了，此后完全康复。在这以后，祖父母就在自家院子中建了一座适宜老年人生活起居的房子，于1971年搬了进去。 由于从事了护理工作，我很早就必须直面生命的易逝。而祖父对于自己的死亡的那种淡定和从容的态度，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他逝世于1976年5月26日的夜里。我的祖母以为他当时只是暂时失去了知觉，就叫我。我确认他已经死亡，开始安慰我的祖母。同我的堂妹阿尔慕特一道最后照料了祖父穿衣。对于祖母来说，接下来居丧的日子是痛苦的。特别是因为她把和祖父最后共同生活的岁月看作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从未分开过。  定期看望祖母让我们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在这段时间里，她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祖父写给她的信的事。在他们在一起的漫长岁月里，祖父给她写了很多信，这些信件她都保留了下来。1977年1月13日，祖母交给我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存放着祖父信件的小木箱。钥匙上还有一条绸缎带子，上面是一行手写的字：这把钥匙在我死后仅属于我的孙女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 她当时的愿望是要将这些信件一直封存到1989年，即我的祖父100周年诞辰的时候，然后再由我来做出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信件。因为当时还无法预计，到了那个时候公众对于祖父海德格尔的著作和生活还有多大的兴趣。我可以按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将这些信件出版，也可以将它们付之一炬。困难年代的经验告诉她，留着这些信件也就并不排除有可能将它们出售出去。因为我的祖父母曾经凭借着出售《存在与时间》一书手稿的钱买下了晚年居住的地方。 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祖母的这份遗嘱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我只感觉到祖母对我，作为她的孙女和女性给予的一份巨大的信任。此外，1978年12月，祖母又将三盘磁带和一个文件夹，内里装有多份祖父在不同的时候送给她的文本送给了马尔巴赫的德语文学档案馆。其中就有三封祖父曾经寄给她的信件。 此后的日子里，我搬到了弗莱堡居住，接下来的生活就围绕着家庭和工作。1979年3月，我和我的丈夫阿尔布莱希特以及刚刚一岁大的儿子有幸一起搬入了略特布克居所。装着祖父信件的木箱就锁在屋顶。我的祖母住在和祖父晚年共住的居所内，离我们居所很近。她和自己的曾孙子女弗洛里安、柯内莉娅以及布莉吉特在一起就非常高兴。但她一如往昔地责备我们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没有采用纯正的德语名字。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祖母也没有完全转变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 在她90岁生日后，体力和精力都严重地衰退，1987年时不得不搬进一家老人公寓。1988年，她让我继续封存那些书信直至2000年。同年，我接受了叔父海尔曼·海德格尔的建议，将存放那些信件的木箱打开，然后把祖父的书信安放在了银行的保险柜中。在木箱中我找到了七个小匣子，这是请专业装修图书的匠人为祖父的信函以及卡片特制的。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份珍藏的涉及面有多广。 祖母经过长期的专人照料，于1992年3月21日逝世，享年98岁。 1999年秋季开始，我的家庭以及工作情况才允许我有时间潜心研究这些信件。同时，我也感到肩负重任，生怕辜负了祖母对我的信任。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开始研读祖父的手稿，并且将这些信件一一抄录下来。通过做这份工作，我觉得自已离祖父母又近了一步。祖父的性格更加全面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也更能理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方式。也是通过阅读这些书信，我才能将祖母的一些小说按时间的顺序重新排列起来。一些关联我必须通过别的信息来源加以对比，或者需要重新解读。 我尽可能地检索了所有在信件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事件，在此我得到了家庭成员以及海德格尔研究专家们的大力支持。此外，我还阅读了祖父和他周围人的通信以及传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几乎没有提及我的祖母。在我看来，出版祖父写给祖母的这些书信应该能引起公众极大的兴趣，因为迄今为止，世人对于祖父母的婚姻还知之甚少。当然，这些书信中也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因此，我决定出版一本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且可读性强的书。 2001年12月开始，我的叔父海尔曼·海德格尔将我的抄本同祖父的手稿进行校订。 与此同时，我正在阅读《一颗破碎的心》，马丁·都里通过书信以及解释性的文字向读者展现了祖母莉莉·扬的震撼人心的命运。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时，它也进一步鼓舞了我一直以来准备出版祖父书信的想法，成了我和德国出版机构打交道的入门指导。 接下来我面临的最大工作，就是如何在1915年到1970年间的一千多封书信中遴选出最重要、最美好的书信来。因为一本书只能容纳其中七分之一的书信。渐渐地我找出了一种遴选的方法，我反复去阅读那些信件，然后根据公众的兴趣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于是我把重要的章节和段落按内容用不同的颜色标识出来。（爱情、婚姻和家庭用红色；哲学、宗教和大学用绿色；衣食住等日常生活用蓝色；而军事、战争和政治用黄色。）最后我发现，做出选择其实并非难事。特别明显的是，祖父在早期的信件中和祖母就哲学、宗教社会政治以及大学等问题非常深入地交换了思想。  这些信件都是以非常私人的名义写给我祖母埃尔福丽德的。她的身份也从女朋友变成新娘，再成为妻子。虽然这些信件数量庞大，但仍然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断。从中我们也仅能不完全地探寻祖父母之间多年来的夫妻关系。此外，信中刻意未提及的重要事件也是很有趣的。尽管如此，这些信件给了我们唯一的机会去了解祖父母的共同生活。 1918年，我的祖父成为一名士兵，当年就有127封书信和卡片保留了下来，但是1947年却仅有一封书信。不同年份书信的数量差异如此之大，我只能用他们是聚还是离来解释。然而我知道的是，1933年那年，祖父当上了大学的校长，因而时常出差。那一年却也只有一封书信保留了下来，就令我不得不猜测，祖母遗留给我的这份收藏中缺少部分书信。它们是丢失了，还是销毁了？如果是销毁了，是谁何时销毁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在一封1939年10月27日的信中，祖父告诉祖母：“R.的书信已经烧掉了”。接下来，在当年11月22日的信中又再次要求祖母：“现在只有你有一份了，最好你把它销毁掉，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份最终的，我修改和扩充了很多。”因为没有任何随附的文稿，所以祖母显然已经遵照祖父的意思去做了。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当祖母把这些书信放入木箱时，都一封封地仔细再次阅读过，然后一一加以整理，有的还加上了附言。 我深知，选择信件、卡片以及部分章节总是会引起争议的。通过我为本书选择的书信，我想将祖父母之间长达60年的婚姻生活中的高潮、转折、危机以及日常生活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我开始抄写并遴选信件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开始研究我的家族的过去。 另一方面，我感到我和祖父母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又隔开了一代 人其实是件好事情。另外，为了防止各种猜测的出现，我将手上能找到的1933年到1938年的所有信件毫无保留地都放入了本书当中。所有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反犹太政治言论也都保留了下来，尽管这些内容在全部的书信中只占有非常微小的比重。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致力于学术研究的读者来说，本书的内容可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我计划在合适的时间，将祖父写给祖母的所有书信和卡片完完整整地加以评论出版。 我的祖母是个聪明的女人，在她的那个年代绝对算是一个“解放”的新女性。诚然，她们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妇女解放一词的理解不可与现在同日而语。在“女权问题”的大标题下，那个时候的理解是女孩儿具有完备的教育，作为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独立的任务和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没有祖母的能力与支持，祖父在哲学上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所认识的祖母有着矛盾的、复杂的个性，我甚至有时候和她有着观念上的冲突。有时，她还表现得异常嫉妒，但对这样做的原因却缄口不言。直到阅读了这些信件，我才了解到，她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汉娜·阿伦特只是祖父婚姻生活中众多女朋友之一而已。祖父的书信中有一封是祖母写给祖父的充满绝望的书信草稿，标记的时间是1956年。此外，在很多信件上都有她手书的附言，指出了祖父和其他女性的关系。显然，祖母希望借此让世人知悉她的这段心酸往事。因此我想，出版这本书应该可以了却祖母的心愿。 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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