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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百年水稻起源之争。在近代以前，这些问题是无需争论的，中国——世界的中央、天下，想想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五谷”栽培和“六畜”饲养所形成的文明文化之深厚——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或文明实体有资格来对比什么……然灾难却在近代中华民族自戗内乱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逐步找上门来，随之而来的百年被外敌蹂躏、欺凌，中央之国竟然成了“东亚病夫”，几千上万年以来形成的文明文化的优势也差点荡然无存…… 然文明起源的争议是必然的，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一些不同国家的学者各怀“心事”目的，用着越来越“刻意”的手段，在水稻起源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起初印度占据优势，后来中国慢慢占据上风，尽管半路上突然有泰国和韩国加入混战，但最终还是中国获得了胜利。德康多尔的人文感悟。第一位系统地讨论栽培作物起源的学者，是19世纪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Alphonse L.P.P. de Candolle, 1806–1893）。他在1855年的著作《植物地理考》中，德康多尔首次探讨了栽培作物的起源。1882年，他又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栽培植物的起源》。19世纪是生物学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世纪，借助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实验生物学逐渐成熟，显微镜更是让生物学家看到了亚细胞层次的结构；不过，这些新工具还没有来得及用到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领域，这也就怪不得德康多尔在讨论栽培作物的起源时，主要思维还是站在人文和历史的角度。德康多认为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度必是中国，因为中国早在公元前2800年“神农皇帝”统治的时期，这种作物在河渠纵横的中国就已经被尊为“五谷”之一了。然德康多尔毕竟是一种人文的感悟——这种感悟是敏锐的——今天当然是毫无疑问印证了他当时的洞察力与判断的正确；而当时他也带着学术的灵活性笔锋一转，尽管印度栽培水稻的时间要晚于中国，但因为在印度发现了很多野生稻，所以印度仍然是水稻的起源地；德康多尔知道自己结论有漏洞，又给自己留余地：植物学家还没有充分地研究过中国的植物，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耕田之外的地方是不是也能常常找到野生稻。德康多尔作为学界权威，还制定了通行的《国际植物命名规则》，这也为此后中国为水稻正名设置了障碍。还有一点就是水稻的传播所留下的语言证据，又似乎在暗示着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呢？德康多尔还谈到了欧洲很多语言中“稻”（同时也是“米”）这个词的由来——最终都是来自梵语vrīhi。前面章节里我讲到的“文明传播路线图”里有两个中转站，水稻传播与之高度一致。印度是水稻西传中转站，但却埋没了真正的起源地中国是历史的误解过程。水稻从印度传入了波斯、两河流域和叙利亚，所以古代西亚诸语中的“稻”一词都借自梵语……后来，在由拉丁语的意大利方言演变而成的古意大利语中，这个词成了riso，传入古法语后成为ris，再继续演化为英语的rice和现代法语的riz。与此不同，因为西班牙历史上曾经为阿拉伯人所征服，西班牙语中的“稻”一词arroz乃是借自阿拉伯语的'arúzz；但这个阿拉伯语词究其根源仍是来自梵语。总之，这些在19世纪就已经清楚的词源关系不仅反映了水稻从印度西传的过程，而且似乎也暗示它起源于印度。当然，水稻从印度西传没错，由此西方或其它一些学者认为印度是水稻的源头也是情有可原；当然这里的逻辑问题也是显然的——主要向西传播地不一定是源起地。 苏联学者的加入天平不平衡了。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加入这场世界之争，他也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那时遗传学的发展，“基因”这个词已经成为生物学的基础用语，瓦维洛夫借助这个概念提出了他的著名假说：作物起源中心就是现存的栽培品种和近缘野生种基因多样性最高的地方。由于那时还不清楚基因的本质是什么，他只能通过基因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植株的高矮啊、开花结实的时间早晚啊、种皮的颜色啊——判断基因多样性的高低。为了准确知道每个地区栽培作物的基因多样性程度，瓦维洛夫曾经率队考察过全世界很多地方（最远曾到达南美洲），采集了大量标本和种子；凭借这些空前丰富的材料和自己的假说，瓦维洛夫坚定地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因为那里的栽培品种最多样化——也就是说，基因最多样化。就当时来说，德康多尔和瓦维洛夫是近代栽培作物起源研究的两位最重量级人物，尽管德康多尔从人文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有可能是起源地，但同时又从野生稻发现的角度肯定印度也是，这从认识有过程来说也是不矛盾的；而后者的加入并态度的坚决，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水稻起源于印度自然成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中国学者丁颖义愤填膺参加进来。作为原本起源地的中国，当然是有野生稻的，只是当时的中国，灾难深重，很少有学者参与进来，直到十九世纪上半页，当时年轻的中国学者丁颖义愤填膺参加进来。1926年，丁颖在广州市郊发现了野生稻，更是彻底激发了他探查水稻起源的决心。丁颖发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就已经分辩出了籼稻和粳稻的区别，在东汉许慎《说文》把栽培稻分为黏与不黏两大类型，黏者为粳，不黏者为籼；其中收录了“秔”（jīng）字，就是“粳”字的前身；又收录了“稴”（lián）字，注为“稻不黏者”，这就是指籼稻了。根据这些初步研究，丁颖在192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考证文章《谷类名实考》。当时中国学者的观点，全世界的水稻品种虽多，但大体上可以划分成两类——籼稻和粳稻。印度栽培的水稻几乎都是籼稻，中国却既有籼稻又有粳稻，二者都培育出了大量品种，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中国的水稻品种比印度更丰富。然1928年日本农学家加藤茂苞（かとう しげもと，1868–1949）也通过杂交等手段发现了籼稻和粳稻的区别。当时正在日本帝国殖民地朝鲜的加藤却把籼稻称为“印度型”，把日本栽培极广的粳稻称为“日本型”。1930年，加藤以亚种的等级正式发表了“印度型”稻和“日本型”稻的学名：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和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subsp.是拉丁语subspecies“亚种”的缩写）。1949年丁颖提出了一个严密的水稻品种分类系统，且系统论述了水稻原产中国华南的观点，引发了国际学术界震荡。丁颖对原产中国的水稻在国际上被称为“印度型”和“日本型”颇为愤慨，希望用“籼”和“粳”的汉语发音换掉加藤茂苞起的那两个名字，把籼稻另叫Oryza sativa subsp. hsien，粳稻另叫Oryza sativa subsp. keng（因为当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丁颖在这里用了传统的威氏拼音法转写）。丁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上的注意，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都积极和丁颖联系，讨论水稻起源问题。有些苏联学者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承认水稻起源于中国；日本学者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还是坚持水稻起源于印度的学说；另外，两国的学者在另一个问题上是极为默契——他们都婉拒了丁颖希望更改籼稻和粳稻学名的要求。总之，《国际植物命名规则》成了修正的障碍，中国两千多年就提出的作物概念在近代反倒让国外国家“冠名”，“印度型”和“日本型”这两个学名在国际上仍然通用。 新中国成立考古喜报频传。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喜讯频频，从新发掘的遗址不断传来发现稻谷遗存的消息——1955年湖北京山屈家岭，1959年重庆巫山大溪，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1979年浙江桐乡罗家角等等。如此丰富的水稻遗存发现，让水稻在中国的栽培史愈加清晰。某些国家考古造假乌烟瘴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度北方邦先后发现了柯尔迪华（Koldihwa）遗址和马哈加拉（Mahagara）遗址，其中的水稻遗存经初步测定分别为约8500年前和约7500年前。东南亚地区也半路杀出，要和中国、印度三足鼎立。20世纪60~70年代，泰国接连发现了一些历史悠久的遗址。1966年，泰国西北部夜丰颂府的神灵洞（Spirit Cave）遗址得到发掘，发现了据说距今9000年的水稻遗存。与此同时，在泰国东北部孔敬府的农诺他（Non Nok Tha）遗址也发现了据说距今1万年的稻谷遗存。更下不得地的是，在泰国东北部还有一个班清（Ban Chiang）遗址，其中甚至还发现了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主持这些发掘的美国学者大喜过望，急不可耐地抛出了“水稻起源于东南亚”“铜器时代始于东南亚”之类说法。因为他们在国际学界很有地位，这些说法一度十分流行，而泰国学者当然也沾沾自喜，随声附和。面对中国这么多考古新发现，日本人一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东南亚的确有悠久的稻作历史，一面又执意不肯放弃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观点，于是有个叫渡部忠世的学者就搞了个折中——水稻起源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到中国云南。这样一来，它既可以向西传到印度其他地区，又可以向东传到中国东部，还可以向东南传到东南亚，三边都能照顾，心思缜密，岂不妙哉。事不寻常必有妖，真金还需烈火炼。经历一段考古大发现的狂热之后，学界总算逐渐回归冷静。泰国的发现首先遭到了质疑，最大的问题就是鉴定不准，经纠正后认定这些稻谷遗存其实可能都不早于5600年前，这就明显晚于中国的河姆渡文化了；连那个“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后来发现也不早于3500年前，而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甘肃马家窑遗址青铜小刀——定年可是约4700年前。同样，印度最古老的那些水稻遗存，后认为不早于4500年前，更有学者认识印度真正可靠的水稻遗存，定年更要晚到4000年前了。（西方学者造假成性，而不学好，其它地方的学者也会学。）上万年水稻文明大放异彩。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又陆续发掘了含有上万年以上水稻遗存的古老遗址——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1996年广东英德牛栏洞，1999年江西万年仙人洞，2000年浙江浦江上山等等。其中，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定年为约1.2万年前后经过再测定为1.4万年后又到距今1.8万年，仙人洞遗址也发现了一些约1.2万年前的水稻细胞“植硅体”化石，而距今万年的上山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稻壳。 韩国演喜剧。这场考古大战还有一个极具喜剧色彩的尾声：2003年，韩国学者宣称在韩国发现了1.5万年前的水稻遗存。这一回，国际学界意见非常统一，普遍怀疑这个结论。连韩国人自己后来也承认，类似这样的“发现”是在民族主义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做出的。可见，不只是西方，其它一些地方、国家的考古由于某种原因也是可能掺假的。本来，纯靠考古证据的话，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水稻起源争论的胜利者无疑。可见说科学无国界，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居心叵测和稀泥。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比对了水稻不同品种的酶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和稀泥”式的观点：水稻不是可以分为籼稻和粳稻两类吗？也许它们是分别由野生稻驯化而来的。那么，栽培稻的起源就有至少两次，为什么不能认为籼稻起源于印度，粳稻起源于中国呢？日本学者佐藤洋一郎（さとう よういちろう）就对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DNA片段做了类似亲子鉴定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考古发掘的稻谷全是粳稻，于是他在承认粳稻起源于中国的同时，坚定地认为籼稻起源于印度，后来才传到中国南方。而后来中国学者自己也用DNA做了很多类似的研究，有的支持了籼、粳稻各自独立起源的观点。而主张水稻完全可能只在中国起源了一次的学者的研究显然更具说服力：认为虽然一开始所有的栽培稻都是粳稻，但在它向印度传播的过程中，不断通过风媒传粉的过程和野生稻发生无意的杂交，由此造成了生物学术语称之为“渐渗”的基因交换，这样便把野生稻中的籼型基因转移到了栽培稻之中，最后就形成了籼稻起源于印度的现象……这个观点有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水稻基因组里有一些基因，可以控制成熟籽粒的散落。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籽粒由散落变为不散落，这样才便于收获。在这些基因中最重要的是sh4基因，而它的序列在籼稻和粳稻中几乎是一样的，只经历了几千年的分化。如果籼稻和粳稻是多次起源的，各自独立演化出了sh4基因的不落粒形式，那么它们本来是不可能有这么相似的序列的。无独有偶，prog1基因控制的是水稻植株的匍匐或直立，籼稻和粳稻的这个基因的序列也非常相似，同样强烈暗示水稻只被驯化了一次。 2011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芭芭拉·沙尔和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普鲁加南联合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DNA研究。他们细心选择了水稻的630个基因片段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野生稻最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为粳稻，之后与黍、杏、桃等作物一起随着史前的交通路线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通过与野生稻的杂交在恒河流域转变为籼稻，最后再传回中国南方。换句话说，水稻起源于中国，在中国这个“原始中心”和印度这个“次生中心”同时得到发扬。流波文明起源三要素定乾坤。其实，关于栽培作物水稻的起源之争关乎着文明起源之争，这也是西方学者、相关学者等除了研究有的还各怀“心思”的原因。我们把关于文明发端问题作为对文明认识的最佳切入点，用同样的标准做判断，来回答人类文明发祥这一人文历史命题。“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参见流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P9） 对照上面条件，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随着对西方考古的质疑，这些地方古老的遗址的年限也值得怀疑与警惕了）。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换句话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相对具备文明发祥三要素。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 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几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科学结论。由此推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和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附：本篇摘自流波农耕史源研究，后收录于《中国农耕史纲》。这是一部从史源角度全面论述中国农耕文明的史学著作，是流波继《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后又一充分体现“新文明文化史观”——力求正本清源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开山之作。2023年5月由新家坡环球出版社出版。《中华农耕史纲》（以下简称《史纲》）站在历史和辩证的高度阐述中华农耕文明史，以翔实详细的考古实例论证农耕文明起源于中华，为中华并人类文明的发祥、发展揭晓了触手可及的的古史脉络和传播路线图；作品以时间为主轴紧紧扭住考古这根准绳对中华农耕文明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推演，广义而不失要意，宽泛中又集专攻；作者以唯物史观的态度、以考古、史学为依据对“西方中心论”下的文明史观进行大胆的质疑与剖析，对中华与世界文明采取求真而又合乎逻辑的对比推理从而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充分显示了“新文明文化史观”鲜明的特征；作者运用考古学、史学、逻辑学、古文字学、古气象学、古文献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并结合天文、地理、民俗、传说等广阔领域进行融会贯通，相对益彰，从而使作品高屋建瓴，视野开阔，纵横捭阖，资料繁富，语言生动，让史学著作活泼而又不失严紧，读来一气呵成，堪称目前这一领域的开拓之作。 全书分八篇十九章，从上万年最早农耕文明遗址入手，阐述中华水稻农耕文明是中华并人类文明之源；《史纲》以考古与史料等相结合详细论述“五谷”、“六畜”起源和发展，充分论证中华农耕文明之光就是世界文明之光；《史纲》从共工大禹治水到新中国彻底改变中华几千上万年来水旱灾局面进行点面总结，对先秦文献古籍到明清农史巨著简明要举；《史纲》从天文地理阐述二十四节气与农耕姻缘，突显中华农耕文明何等气象辉煌；《史纲》从“白色石斧”到万年神农造耒耜，鞭笞西伪，意义非凡；《史纲》对中华农耕传统工具进行例举，对农耕文化遗址进行例举，纲目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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