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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诫 字明仲，北宋建筑学家 李诫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都城开封，负责土木工程部的“将作监”李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接到了来自皇帝的诰命，重修《营造法式》。这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治下。 接到诰命后，李诫第一件事就是搜寻《营造法式》的原本，这本在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编撰的官方施工指导手册，随着新政的失败，早已消失了踪迹。 从元祐七年，1092年，李诫就开始了自己的宫廷营造工作，从将作监主簿、丞、少监，做到了将作监，成为百工之首，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的各种营缮事。 在将作监任上，他已经主持了五王邸、辟雍、尚书省、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城殿、开封府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十余项重大建筑工程。还一度出任过虢州知州，很有政绩。 此时，离新政已经过去21年，王安石、司马光、神宗赵顼等相关人员都已离世。在哲宗亲政前，祖母宣仁太皇太后，就将新法彻底废除，又罢黜了支持新政的官员们。 到哲宗成人亲政，以章惇为相，又将新法逐一恢复。 这一年，62岁的苏轼东坡，作为士大夫中反对新法的“旧”派的蜀党代表，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流放之地海南儋州。 从宋神宗时起就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新”“旧”大臣们再次相互攻击，党争从“君子和而不同”走向了“将对手赶尽杀绝”，北宋原本应该良好的政局，由此迈入歧途。 在儋州，苏东坡办学堂，正学风，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从苏轼学。 王安石 22 岁，王安石考中进士。作为各科之首，进士已是当时科举中的功名尽头。 来自江西临川的这位年轻人，第一份工作是去扬州担任淮南节度判官，1042年，庆历二年，北宋第四位皇帝赵祯的仁政时代。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亦如是，妥善处理财政危机，成为重中之重。 其实，在游牧民族元的异族统治之前，各朝代中，北宋是一个相当富裕的时期。国家气质优雅、斯文、讲理，百姓相安无事，皇帝们擅长文学艺术。城市兴旺，首都开封比唐时长安更繁华开放，海外贸易不绝，收入占北宋全年收入的比重很大，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份纸币雏形——官“交子”。纸币，是商业贸易频繁的象征。  年轻皇帝赵顼，正急于改变现状，和王安石一见如故。 营造法式 重修《营造法式》，对李诫来说，并不太算困难事，他的曾祖父李惟寅、祖父李惇裕、父亲李南公、兄弟李譓，都是北宋历代官员，“家藏书数万卷”、“钞有数千卷”。 有家学和工作实践的打底，李诫自己也同样博学多闻。据说懂地理，著有《续山海经》十卷，喜好历史人物，著有《续同姓名录》二卷；通音律，有《琵琶录》三卷；擅绘画，绘《五马图》后来得到宋徽宗的赞赏；能把玩金石，曾帮金石学家赵明诚的父亲鉴定玉玺；对博艺游戏有研究，著《六博经》，这些作品，日后大多散佚。 "法式"二字，“在宋代官方文件中用得相当普遍，凡事有明文规定或成法的，都可称之为法式。”  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浩浩荡荡的熙丰新政拉开序幕。 这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设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理司”，专门颁布新法。 变法一展开，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身处疾风骤雨之中。 在仁宗朝，王安石和同僚司马光一样，上过万言书，提出“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他认为财政问题是理财无方、不知法度造成，唯一的出路是变法，解决根本问题。 王安石的变法目标，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生多领域，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是：青苗法——给农民发放低息贷款，调节季节因素。免役法——让臣民可用钱财买力役，朝廷雇人专事专做。市易法——开放部分市场，鼓励工商业，发展海内外贸易。 负责土木工程部的“将作监”，根据敕令，编修了一本《营造法式》，这本施工指南，将各项工程的建造规模、建筑材料和工时定额，立下统一标准：大到建筑占地面积，小到构件尺寸，一一说明，并作明确规定，以此来压缩以前建筑行业“偷工减料摸油水”的空间。 自宋始，社会工种更细密，重商风气重，诞生了配套的运行机构和相应的保护制度，并连带影响到了民生、人文、政治和司法，这些由唐到宋日渐产生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使宋一朝在慢慢从中古社会，向近代国家转变。 但新政，挑战了一些传统，也消解了权贵的不少利益，引来满朝攻讦。在北宋社会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士大夫中的精英，也分裂成新、旧两派，甚至将普通的政见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  ▲唐建中三年，山西五台县李家庄西南，剖视图 以材为祖 有意思的是，比起欧洲石制建筑中，建设常常跨度几十数百年，中国古代的木质建筑，显得过于成熟，过于早熟，并过早成为一种建制。它们的营造，于是通常都很神速。 唐武则天时期，在洛阳营建的明堂，穷极辉煌，据说为中国木建筑之首，其底座相当于日本现存的木建筑东大寺的1.9倍，面积是故宫太和殿的4倍，建造时间却不到一年。此类例子很多，就不赘述了。 其关键点，就在李诫分析了中国古代建筑后，于《营造法式》中，给出的四个字——以材为祖。  这样一来，做物料预算时，建筑师有了清晰的换算标准：可以推算出大部分构件的材料尺寸，再根据法式中不同房屋构架所需数量，估算出一套物料明细，从而得出物料价格。 生产方面，一线工匠有了一份明确的加工指南：大部分构件可根据图纸在别处批量制作，运至目的地后，实现一定的拼搭即可。 “材”，大概算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的“神来之笔”，且有科学依据做支撑。西方材料力学要到17~18世纪，李诫在11世纪已记录在《营造法式》里，只是语言方式不同罢了。 “材”的广宽比，在  失败 王安石一生中，遭遇的最强力的不同政见者，大概是司马光了。 这位因幼时砸缸救人的故事，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中的学者官员，为政思想是藏富于民，国家不与民争利，以“节流”为主。而王安石的主张是以“开源”为主，“国富”优先于“民富”。同僚中，司马光的反对是最激烈的，主要针对“青苗法”。 为此，他们进行了近二十年的争斗，闹到“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自请去洛阳任了一个闲职，领着一帮学者用十五年的时间，编撰了《资治通鉴》。 根据现代史家分析，熙丰变法的确增加了当时的财政收入，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项，每年就增加了 2300 多万贯。 播种容易，成长难，一项新政犹如小苗，没有土壤阳光水源节气的配合，不假以时日慢慢滋养，是很难长成大树的，自然也很难马上判断出它的好坏。 但风暴，已过早到来。 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东明县，今河南兰考的上千农民进京，先上开封府衙告状，之后又去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还有一些愤怒的人群闯进了王安石的住宅大闹，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地方官员在新法执行中，处事不公。  成为天书 哲宗赵煦恢复新法后，出现了“绍圣绍述”的气象，在财政和军事上有了短暂飞跃。遗憾的是，不知为何，赵煦花在打击旧派上的精力，远远多于新法政事。因此，少了熙丰新政时发展生产的那种景象，而更加重了党争。  要等到现代学者梁启超和建筑学家朱启钤，两位先生无意中得到它，传到留学学成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手上，这对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花毕生心血，最终将这本天书，重新解读了出来。 1932年，《营造法式》成书832年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给新生儿取名为：梁从诫。因两分之差，日后没能进入清华建筑系，梁从诫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成为一位孤独失意的民间环保推动者，2010年病逝北京。 (参考资料：《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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