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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毛泽东离京去大江南北视察，曾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并三次去过延安的张治中应邀陪同前往。在此次视察途中，一天，毛泽东正在火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成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人民政协报》1987年1月6日，余湛邦文。）关于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后罗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读了《吕蒙传》，他还请人将其译成白话文，供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以此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 据逄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这次，主席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主席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全18册）。这部《三国志集解》，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有两处批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两处批语的大概情形是这样的：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它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的很仔细，差不多都作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在读了卢弼的这段注后，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颇有感慨的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据扫叶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弥”应为“祢”——笔者注）衡。”此为近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作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刘表在对待俘虏的做法上与曹操是大相径庭的。曹操所以能取得全局的胜利，这与他对俘虏的豁达大度是分不开的。曹操“不杀降”，敢于用人，史书有不少的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有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作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这里，毛泽东又一次称赞曹操。 毛泽东晚年读《三国志集解》写了不少的批注，许多的篇章他都圈划得密密麻麻。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对《三国志》这部大作是很为喜爱的。 据笔者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楼名。该馆从清光绪末年即搜集南北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毛泽东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24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毛泽东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李锐说：“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5页）“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国演义》就已经读得很熟了。对于这一点，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67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的谈话中，在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还颇有感触地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他还很有兴趣地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演义》。据笔者所知，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去说明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从哪些视角阅读《三国演义》的呢？ 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也是时代的产物。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书中描写的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虽然经过作者对历代民间传说进行精心地综合溶裁和再创作，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反映了动乱的三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认为，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必然要影响到作品的主题。阅读、研究文学作品，不可不重视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各家更是各执一词。历史上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汉末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要其不表现皇权正统观念是很难做到的，作者罗贯中“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创作主题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古今一些文人学者的这种看法，毛泽东一方面是沿袭此说，一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又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参见陶鲁笳：《忆毛泽东问志教我们读书》） 1959年，一次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毛泽东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夏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50年代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前面说到的毛泽东曾批阅过的《三国志集解》，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中有关曹操的内容，毛泽东作了许多圈划，写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还有曹操所采取的政策。从这些圈划和批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我们从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鲁迅著作中还看到：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用红铅笔划上了粗粗的着重线，这一条条红线，把他与鲁迅连接到了一起。对曹操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是相通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曹操不仅是一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的战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给李敏、李讷的信中写到：“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李敏、孔令华主编《怀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曹操的诗作，毛泽东是很爱读的。在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我们常常翻阅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图书。我们这样做，一是为了了解掌握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具体情况，二是为了熟悉毛泽东平常爱读的书。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为毛泽东的服务工作。当然，翻阅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化有点什么了解的话，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在工作实践中的实习是极其重要的。在翻阅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过程中，我们记得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还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些书上曹操的诗，毛泽东差不多都有批划。有不少的诗，如《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等，毛泽东阅读过多次，每次阅读他都要在这些诗上圈圈划划。读一次，圈划一次，多次阅读，多次圈划，时而用红毛笔，时而用红铅笔、黑铅笔或蓝铅笔，因此，有不少的诗，都圈划得密密麻麻。有一本《古诗源》，毛泽东用红铅笔在作者“武帝”两字旁划了两道粗线，“武帝”的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这段文字，毛泽东逐句圈点。《短歌行》这首诗的标题上，他还用红、蓝铅笔各划一圈。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文字旁，都划上了密密的圈记。曹操的诗，因为很爱读，也因为读得多，所以，有不少的诗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毛泽东都能熟练地背出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大概差不多都知道，在中南海散步时，或者漫步在海岸沙滩，或者在山间崎岖小道行进，或者在办公室里，毛泽东常常饶有兴致地吟诵古诗。曹操的一些诗作，就是他常吟诵的古诗词之一。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在海岸沙滩散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常这样低声吟诵。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在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央档案馆编辑，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就收入了两首，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墨宝，书法行家们都认为是当今我国书苑里的精品。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诗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胡乔木生病，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劝其“不计时日”养病，这封信中就引用了曹操的这两句诗，并对胡乔木说“此诗宜读”。从此，我们足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是很喜爱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曹操的诗呢？毛泽东生前在和他的子女门的一次谈话时这样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显然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相悖的。作者笔下的“汉贼”“奸雄”，毛泽东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作者罗贯中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小说中“扬刘抑曹”，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当时的现实社会方面的背景对作者有没有影响呢？毛泽东认为有，他还一路发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出，毛泽东阅觻《三国演义》，不迷信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敢于冲破作者“扬刘抑曹”这一皇权正统思想的束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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