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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谦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陈应谦先生 题记：1911年8月，陈应谦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黎里镇，其祖辈早年从浙江慈溪逃难到吴江，带了几麻袋中草药来黎里镇经商行医。1841年，开设了镇上第一个中药铺“陈同春”。1926年，陈应谦随父亲到盛泽镇开办“寿康中药店”，并拜名医为师，因年龄尚小，每天随诊抄录方剂。1927年母亲病故，他到上海求学，在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舅舅指导下，决定学习西医，1932年考入东南医学院。1939年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任医师并结识李亭植，年底随李亭植北上到达延安，分配到八路军卫生学校（1940年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摘自《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延安卫校有学员900多人，绝大多数是从抗大、陕北公学和青训班抽调来的青年。陈应谦担任第十四期教员，没有现成教材，就用自己带去的几本外文书做参考，边做笔记，边写讲义。师生除了学习和在校内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外，还参加开荒种地和农副业生产劳动。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旧址 1940年9月，在毛主席提议下，卫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学校的规模扩大，建立了十多个学科。教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教员大多会外文，陈应谦精通俄文和英文，有些教员曾留学德、日、英、法等国，还有国际友人如马海德、米勒等来学校兼课。学校从国统区和香港购置了不少外文书籍和仪器设备，建立了图书馆和实验室，制作了一些简单仪器和教学设备。陈应谦也用自己多年积蓄托人到西安采购了一些标本、切片、资料等，用来充实教学。 据学员涂通今回忆说：“陈应谦教员讲授内科学时，常常把课程内容和学习英文结合起来，先讲一个英文单词，以后讲课反复用，使人印象深刻，一举两得。”
▲延安时期陈应谦在给学员们上病理课 1942年，陈应谦由季仲朴、饶孟文两位老党员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他和姚永华（边区医院护士）在延安结婚，延安结婚有两条原则：一是同志；二是组织批准。婚礼很简单，教员结婚，学校照例添几个荤菜。 在延安时，陈应谦同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了党内整风运动。总政傅钟副主任亲自来校蹲点指导；陈云来校作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胡耀邦来医大作整风运动动员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讲得非常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毛主席给官僚主义者的画像：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起，十(实)在无用。引起全校师生极大的学习兴趣。 在延安时期，陈应谦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曾4次到学校视察并作报告。第一次是1941年，毛主席先看望了住院疗养的续范亭和王观澜，当时他俩患的是肺结核病，各住一个窑洞，毛主席给王观澜题词“既来之，则安之”。再到学校视察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厨房等。接着听取汇报，到医大自建的大礼堂对师生讲话。 第二次也是1941年，建校十周年也是第十四期学员毕业之际，学校举办了展览会，展出了用白细布绘制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手术学的挂图共300件；教具和模型120件；各种标本200多种。展览会上，毛主席参观后赞赏并题词“办得很好”，朱德题词“埋头苦干”。受同学们邀请，毛主席还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十四期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就印有毛主席的这句题词。后来，该题词也成为广大卫生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毛主席为第十四期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印在学员毕业证上 后来，毛主席又两次到中国医大给师生讲话，鼓励大家“为人民服务”，充满信心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在延安时期，陈应谦与王斌、鲁之俊、马海德等人的医疗小组，曾在杨家岭、枣园等地，为毛主席、王稼祥、王明、刘少奇、徐向前、陈云等党政军领导人诊疗，留下许多珍贵的记忆。以下内容根据陈应谦的回忆录摘录整理： 1945年10月，毛主席从重庆和平谈判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他派了汽车到位于柳树店的中国医大，接王斌校长和陈应谦到他家检查身体健康状况。在检查中，毛主席说：“我在重庆时听说有位大军官，在某天早晨问他警卫员，为什么今天天亮得那么迟啊？警卫员告诉他，天亮已经很久了，太阳已上山高照了！此时军官才发觉他的两眼失明了。”毛主席问陈应谦“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应谦说：“那军官可能前晚到过别人那里喝了酒。”主席说：“对，他那晚去别人家做客了！”陈应谦给主席分析说：“很可能他吃了另一种'酒’。酒有两种，平时我们吃的酒是'乙醇’，无毒性，而另一种叫'甲醇’，工业用的，人吃了侵犯视神经，重者可引起失明，很可能有人要陷害他。”毛主席听了点点头，并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我在重庆时，有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两人一起亲来住处，要我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不好推辞，就去了。还有几次民主人士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也都去了。这样我在重庆时参加了好几次宴会，吃了一些酒。现在看来我的视力还好，没有什么变化么？” 陈应谦和王斌两人详细检查后，告诉主席身体一切正常，未发现变化。他点头表示满意。当时党内同志和群众对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很不放心，担心被扣留或陷害。毛主席能健康地回到延安，大家才放心了。
▲毛主席1950年视察中国医科大学，图为毛主席（前）在王斌校长陪同下走出教学大楼 陈应谦初到延安时，由同学朱仲丽介绍认识了她爱人王稼祥。王稼祥在1933年江西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右肠骨窝部，发生局限性腹膜炎，仍带伤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去苏联治愈。回国后由于长期伤病，到1943年，王稼祥常患失眠，血压较高，病情加重，陈应谦与王斌、鲁之俊、马海德、史韦翰到他枣园的家中为其做详细体检，包括理学和化验等。经过详细检查观察，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最后，一致诊断为他体质虚弱、工作繁重引起精神紧张，植物神经失调，要多加休息静养。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疗。 1943年3、4月间，王斌校长派通讯员给陈应谦送来王明的病历，要他检查有没有问题。病历很厚，有一二年的积累，包括体温、脉搏、用药以及病情记录和化验单等，较为详细。其中用药方面引起陈应谦注意，从1942年9月起，半年多时间，每天三次，以少量氯化低汞(甘汞）和重碳酸钠（苏打)长期服用。量虽少，如果长期服用吸收后，会发生慢性汞中毒，这是禁忌处方！陈应谦立即转告王斌。不久，在杨家岭王明住的窑洞里，陈应谦与傅连暲、王斌、鲁之俊、马海德和主治医生、王明家眷等十多人为他病情会诊，陈应谦据理发表意见，引起在场者的震惊。做检查时，病人果然呈全身衰弱状，并伴有血压增高、口腔炎等症。大家讨论后一致同意陈应谦的判断，认为长期服用此药，在胃肠分解吸收，可以引起慢性汞中毒，影响肝肾机能。这就是所谓的王明“处方事件”。 当年7月，在杨家岭礼堂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医疗会议。参加者即上次会诊人员，证实主治医生的处方错误。此后，陈应谦在王明那里呆了一个多月，负责尿检，并定期为王明检查身体。
▲陈应谦先生在颐和园（2001年） 1944年春，刘少奇从新四军驻地回到延安，筹划“七大”会议的文件报告等组织工作，十分繁忙，经常失眠，身体虚弱。他要陈应谦到他家做全面健康检查。经过几天各方面检查观察，包括理学和化验结果，并无异常病变。陈应谦告诉刘少奇是由于劳累过度所引起的，宜多安静休息。刘少奇放心了，并向陈应谦表示谢意。 徐向前抗战时期一直在前线抗击敌人，生活艰苦，导致长期患病发烧。从前线回延安求治，1944年辗转来到中国医大附院，住在一个窑洞里，由陈应谦主治他的病。经过反复检查，陈应谦诊断他右侧胸膜炎，积水较多，是由原肺结核引发的合并症。陈应谦又请了黄树则、史书翰、任国祥等大夫一起确诊后，加以治疗。经过陈应谦的精心医治，不久徐向前就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陈应谦在枣园为王稼祥检查病情时，同时也为陈云作健康检查。陈云听出陈应谦的口音是上海一带的南方人，分外亲切，要陈应谦到他家去，陈应谦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告诉陈应谦：他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文具柜的小伙计，掌管小学生用的石笔、石板、铅笔、抄本等买卖，以此作为幌子，实际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做通讯联络、组织发动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等活动。后来，党组织送他到苏联上学。 有一次，陈云热情地留陈应谦在他家吃便饭，说：“我为你专做一个家乡菜叫调碎蛋（即鸡蛋羹），你一定爱吃的。”俩人边吃边聊，十分亲切友好。时隔不久，陈云要陈应谦到财经办公室为他检查视力。原来陈云40多岁已是老花眼了。陈应谦便为他配镜矫正视力。 在延安中国医大时期，陈应谦经常参加为中央领导的会诊和专科检查，如：彭德怀长期腹泻，诊断他为阿米巴痢；为邓颖超患沙眼病进行手术治疗；为叶剑英测检老花眼等等。他还曾参加为王观澜、续范亭、周士第、贺龙、朱德、陈毅、蔡畅等人病情的会诊。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中共中央命令，中国医大部分师生告别陕北乡亲，踏上奔赴东北战场的征程。陈应谦随校北上，担任教务处处长，经过一个多月行军，行程数千里，先到张家口，后到齐齐哈尔市。1946年7月，中国医大迁至今黑龙江省鹤岗市，接管了东北大学医学院、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等，陈应谦担任中国医大教育长兼附属医院院长。
▲1951年毛主席签发的陈应谦为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任命书 * 本文内容除注明外，均来自陈应谦的《在延安为领导人看病的回忆》，载《纵横》2001年第1期；祖云的《鲜红的足迹》，载《江淮文史》2020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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