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论规则”，弱者“争道德”

对个体的最大的区分，来自于个体本身。而其本身，却又是“区分系统”的产物。因此，我们把这种既接受，又拒绝的处境，视为悖论。

然而，所有的悖反之中，却实实在在藏着某种自觉的心术。这种心术，在世间法之中，就显示出了其巨大的能量，因而形成了两套互为依存的秩序，一套是利益秩序，一套是道德秩序。

利益秩序，信奉规则，玩的是一套分配法则。因此，谁站在规则制定者的位置，谁就具备通往利益的最大筹码；而道德秩序，纠缠对错，往往陷入到一种自我的崇高和拯救人心的无望之途中。

于是，当前者已经盆满钵满，甚至已经在预谋如何进一步获取更多筹码的时候，后者还在一边为别人的盆满钵满郁闷愤怒，一边却以满怀仁慈和正义的口吻，希望他们能扶助弱者。慈善这个事物，也就这么诞生了。

在这个层面，其实道德这个事物，就已经陷入到了某种悖论之中，即一边反对，一边寄希望。而所谓的弱者，也不过是缺乏了一种勘破悖论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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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强者论规则，一是懂规则，二是用规则，三是制定规则。

因此，强者都是有一部成长史的。这部成长史，始终与规则纠缠在一起。只有当认知凌驾于规则，才能真正让规则为己所用，成为手中的一把利器。

进入规则思维，就是进入一种理性思维，是基于利益，而不是计较对错。

因此，规则思维，是一套缜密的入世逻辑：

第一、需要把人和事分开。

其中，人只是产生效益的工具，事是关于资源流动的结构模型。因此，规则思维，实际上就是要明白，规则中的核心是利益流动模式，而不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还是坏人，最终是由效益决定的。

这个就是懂规则。

第二、进入规则，就是要最大限度调动利益流动模式的能量，为己所用。

这是懂规则之后，就能把系统中的规则体系的运转模式搞清楚，才能找到与己适配的最佳位置，从而与利益流动规则达成同频。

这个叫用规则，也叫借势。

第三、当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当自己的体量，达到对原有系统规则有足够的影响力时，那么，修正原有规则，或者重构规则，就成为了可能。

只有到这一层，才具备了改变生态结构的可能，具备了重建价值系统和利益流动模式的能量。

这是强者“论规则”的最高境界。而这重境界的到达，其中最底层的支撑力量就是借势规则，即个体与系统之间的一种理性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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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弱者争道德，其实包含了两层逻辑：其一是弱者才争道德，其二是争道德才成弱者。

但实际上，这两种逻辑却是互为因果的，最终成为一种循环模式。这种循环模式，在以规则凌驾的世界中，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逻辑自洽。也就是说，本来被道德抨击的对象，最后却又成为了寄希望施行道德的主体。

这种现象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中，就是把某些转移支付的措施，视为是一种慈善，一种社会道德的体现。

再分配机制，本质上是为了消解原始分配机制中资源过于集中的弊端，而以各种可能的手段，把资源从高度集中的区域，转移到资源相对极为匮乏的区域。这中间，在国家层面，最主要手段就是税收。

比如商鞅、王安石、张居，包括雍正的“摊丁入亩”等，他们的改革，本质上都是一次对分配机制的再分配调整。这种调整，在收益单一化的小农经济时代，相当于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当头棒喝，因此，往往阻力重重，甚至改革者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规则的世界，从来都是冷酷而血腥的。

也正是这种规则世界，在原始结构中，必然就有了对个体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在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多元模式，但是，区分依然顽固的在那里。

有区分，就有匮乏者。因此，所谓弱者，必定产生于某种原初的规则。也正是这种具有原初属性的被弱者，于是，就进入了一种长时间的，在各种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规则中，被强调，被驯化，被习性化设计，以便形成一种基因式遗传。

也正是在这一整套的规则秩序下，弱者进入了弱者思维，即被隔绝在规则之外。因而，争道德，就成为了一种自我疗愈，一种自我满足。就像所谓的腐儒，他们要是不讲忠奸，那么，他们就不具备依附的条件了。

因此，弱者争道德，一方面是发声和表达意见的需求，一方面是不具备能量，因而只能论论对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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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无论强者，还是弱者，都是相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取决于所处系统的游戏规则。谁制定规则，谁就定义了强弱。

但是，个体一旦陷于系统的强弱，那就势必坐井观天阔。因此，真正的强者，一定会在拆解完系统规则之后，跳出系统，寻求更强大的规则系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对原有系统规则的碾压式解构。

这就是认知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