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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日主席在延安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与纪念南昌起义十一周年大会上讲话。）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从他去世开始的40多年时间，各种纪念文章已经写了很多了，今天，我以一名教师的身份，写下我的纪念。94年前，36岁的毛泽东在福建上杭苏家坡小学，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被叫做毛先生”。毛泽东的一生，当过师范生，当过小学老师（还当了校长）、中专老师、大学老师（还有图书管理员），农民的老师，工人的老师，军人的老师，教师是他一生最钟情的职业，他最喜欢被叫做“毛先生”。毛泽东上的是师范学院，第一份工作也是教师，他的职业理想也是当老师。1921年，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写了“教育事业”，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填写了“教育学”。
1913年春，毛泽东听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免费师范生，且膳宿费低廉，毕业后还可担任教师，他觉得不错，于是前去报名，以作文满分成绩被录取。第二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了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1917年10月，毛泽东当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身份仍然是学生，类似于现在高校学生社团负责人或学生助管。但他以极大的热忱与关怀投入到“夜学”教学与组织工作中，他用白话文为“夜学”写了一篇招学广告。夜学招学广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 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 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开始这则广告到处张贴，但没给“夜学”招来几个学生，毛泽东和伙伴们分析原因，认为“不是工人不愿上学，而是对夜学不了解”，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带着广告深入到工人宿舍区和车间，边发边宣传，当面对工人答疑释惑。工人们开始接受了。不到3日，报名的达到102人，两天以后，又增至120余人。经过毛泽东的精心筹备，工人夜学开学了，毛泽东亲自上课，他改变了旧学校强硬灌输的教学方法，更注意采用启发式，工人们最爱听他讲课。他边教学边总结，“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夜学办学期间，毛泽东对工人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许多细枝末节都想到了。课前，他常和一师的厨工一道，为夜学准备茶水；课间，找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雨天，就告诉大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发现教室灯光不足，就及时在《夜学日志》上注明，“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1918年6月，在湖南一师学了5年半的时间，毛泽东毕业，随后辗转北京，去投奔恩师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那里谋取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领到了人生的第一份薪水，月薪八块大洋，作为图书管理员，学生们也会恭敬地称呼为他为“老师”。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落脚，他的好友、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周告诉毛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愿意现在就可以“上岗”。毛泽东就这样作古正经地当起了先生，有了一份正式的教职，领取到第一份正式的薪水“十元八元”。这段教学的经历，谈不上享受，毛泽东曾在《民众的大联合》里为自己的小学教师身份做了一个自画像。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 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便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 不要说了！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合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在修业小学任教期间，1919年7月14日，湖南薛恒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是主笔，虽然只出版了5期，就震惊了长沙政府，被查封了，这5期的大部分文稿，是毛泽东撰写的，他还是审稿，编辑，校样，甚至还会卖报。毛泽东的思想，随着《湘江评论》传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也为他与陈独秀的上海相会，为参加一大奠定了基础。1920年夏，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这次任职，是他的国文老师易培基先生的大力举荐，易培基刚刚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选毛泽东作为小学校长，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了解，1917年“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学友会的工作也印证了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除了办夜学，当年遇到兵灾，毛泽东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溃军。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湘潭教育促进会中发挥作用，他坚持办夜学，亲自授课，宣传“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他两赴安源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领导工人事业的经验；他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12月，在他的引领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中秘密诞生。后来，文化书社及其7个分社也承担起党组织秘密接头联络、周转活动经费、培养革命干部的特殊职能。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从“一师”附小出发，与何叔衡悄悄离开长沙，秘密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书记员。1921年夏，毛泽东被破格（学历为中专）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从一名小学老师，转为中专教师。1950年，毛泽东为“一师”题写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1921年8月1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校址设在船山学社，毛泽东任教务主任。该校《创立宣言》指出，学生不但修学，还要养成健全的人格，涤荡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学校开设10多门课程，还组织各类研究会，强调政治理论教育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自修大学成立后，反响热烈，学生日益增多。1922年秋，李达出任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等先后任教员。学校还创办了《新时代》月刊。自修大学成为共产党在湖南的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底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查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后来全身心投入初创时期的艰苦革命事业，成为一名转战南北、文韬武略的职业革命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创办农民讲习所，1926年5-9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兼教员。作为授课课时最多的教员，毛泽东讲课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在讲到农民运动的时候，毛泽东用了一个成语“矫枉过正”， 因为农讲所的学员主要来自农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了把这个成语讲清楚，他就在黑板上画了三棵竹子：一棵竹子是直的，一棵向左偏，一棵往右偏。他指着向左偏的竹子讲，如果想让这棵竹子直，就必须把它往右边扳一点。但如用力过猛，扳成了向右偏，那就是“矫枉过正”了。在农讲所，毛泽东给学生讲课的一幕幕生动情景，给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化名为杨先生（杨子任）随同特委机关来到苏家坡，居住在树槐堂。当时身患疟疾的他一边养病，一边代表红四军前委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40多天。
毛泽东了解到苏家坡人民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且没有钱请老师后，便谋划起创办学校，让孩子们上学读书。他将此想法与特委书记邓子恢交谈后，决定将“树槐堂”的后厅作为课堂，招收农民子女入学。很快，“苏家坡平民小学”就办起来了。小学创办后，毛泽东还特地为孩子们上了生动形象的第一堂课，并发给孩子们每人一支“公鸡牌”铅笔，鼓励他们为革命努力学好文化知识。“我最喜欢的就是被叫做毛先生”，在小镇上，毛先生给孩子们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个“人”字，问到：“这个字念人，谁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孩子答到“人是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这振聋发聩的回答，使毛先生震惊，他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睛，久久不能回答。小镇的造纸厂里，一间破旧的茅草屋，挤满了正在工作的妇女，“我是被孩子她奶奶一块洋钱卖出来的，只要打不死，就还是一家人”，毛先生思考了一番，和厂长说出了让这些妇女上夜校的想法，在造纸厂的茅草屋里，毛先生写下了“妇女要解放”五个字。孩子和妇女说出的话，反映了当时百姓的内心真实感受，解放思想便成为了当时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延安时期，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那时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特别重视“抗大”的教学，还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告诉同学们“政治方向有很多种”，他们要学的是“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从1937年5月开始，毛泽东为“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历时3个多月，授课110多小时。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毛泽东在“抗大”的授课就此中断。这短短几个月的授课内容，凝结为影响力广泛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939年，两名小战士不知道“毛泽东”三个字怎么写，毛泽东耐心地用手指比划着教他们而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深厚感情，则伴随毛泽东走过一生，并在晚年多次被提及。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多次公开讲，“我退休以后可以给《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以到大学做教授。”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兴致勃勃地谈到自己年轻时的志愿，他对来访的日本代表们说，“我读的是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没有想到后来会去打仗……”“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反感自己被宣扬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师”。今天，在伟人诞辰130周年的这个特别纪念日，作为一名大学思政教师，梳理主席的教师职业生涯，对于他大先生的胸怀，大先生的睿智，大先生的文笔，大先生的口才，更加仰望和崇拜。毛泽东说，“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带着学生跑步，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师附小主教期间，毛泽东鼓励学生读和说的同时，还鼓励大家经常练笔，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通过“写”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增强“说”的条理，检验“读”的效果。读时文，写时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增强了学习的信心，也懂得了学习的责任。我自己写，利用各种机会威逼利诱学生去写，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认为，真正的纪念，是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有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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