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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他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到达昆明；1942年2月，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他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1953年，他与妻子从芝加哥回到祖国，任教南开大学；他是翻译家，晚年完成拜伦的巨著《唐璜》，被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时，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作为查氏后人，同为良字辈的叔伯兄弟，两人不曾相见。每逢过年，大家庭总要祭拜祖先，摆上供桌，子孙们依次磕头。周珏良，曾任《南开高中生》主编，与良铮是同届不同班的校友。当时他（良铮）是写稿人的两大台柱之一，主要写诗，也写些散文……每到集稿时，篇幅不够，我总是找他救急，而他总是热心帮助，如期拿出稿子来。抵制日货，良铮不允许母亲去买海带、海蜇皮(当时均由日本进口)。1935年7月，良铮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更夫》、《流浪人》和《古墙》等，陆续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并署名“慕旦”。两年的清华园生活，对穆旦（早先是“慕旦”，后来改为“穆旦”）而言，平静中，有着对现实的不满。抗战爆发，穆旦与众多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就读。英籍老师燕卜荪，在这里，开始了“当代英诗”的课程。燕师，不仅带给年轻学子们一个真切感受外国诗人作品与性情的极好机会，还将其做人做事的风格，一并奉上。王佐良，当年的青年才俊之一，数年后在《怀念燕卜荪先生》中提及——那时候，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也没有专职的打字员，编造外国文学教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惊讶于他的非凡记忆力：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同学们的敦请下，大段大段地背诵了《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他的打字机继续“无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赫胥黎的《论舒适》等等文章提供给我们……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 ——而且他总是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地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总是那样平平常常、一声不响的。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学工作里遇到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穆旦，众多学子中的一员，在他以后的身影上，也会看到这种无言的教诲。穆旦报名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与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老师一道，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据说最有条理的，是化学教授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无论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风华正茂的他，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诵。背熟了，便模仿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潇洒地把这一页撕掉。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皿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这一切，在诗人穆旦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情感。自然，诗的内容与风格，也较清华园时，有了很大转变，更加凝重。这里，名师云集，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燕卜荪……在此，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受众多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他开始大量阅读叶芝、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陆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穆旦，作为一名诗人，只是在部分爱好诗歌的读者中闻名。而族兄查良钊，长穆旦21岁，正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是梅贻琦校长特别倚重的一位助手。 1947年5月17日，穆旦（右一）参加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时摄于清华工字厅前。左起为穆旦的叔伯兄弟：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钊、查良锺 远征军，以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杜聿明为副司令，由中国战区参谋长、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官。穆旦在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当穆旦与其他学生兵来到部队后，杜将军对这些知识分子兵特别关照。尤其，当他得知穆旦是西南联大的老师，还是诗人，更加礼遇。在难得的作战间隙，他不时让穆旦作几句诗，在军前朗读，借此活跃气氛，并鼓舞军中斗志。1942年4月，日军攻占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自5月到9月，穆旦亲历了第五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约有10万人，伤亡约6.1万人，其中5万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与胡康河谷。杜聿明杜将军，对陷入“野人山”的这段经历，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钻进这块丛莽的时候 ，事实给我们证实了这确是一个鬼地方。日光被层层叠叠的密林遮得一丝透不出来，感觉到的只是天昏地暗，虎啸猿啼！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在蔓长的杂草里爬行着窸窣作声的大蟒，和从脚踝上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的吸血蚂蟥，地下泥深没膝，没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可作我们的指路牌，这些白骨，便是三十一年印缅难民撤退时饥病而死的遗骸！此情此景，使人类感觉到本身的渺小和生命的飘忽！真是“前面没有路，人类不相通”，令人毛发悚然，望而却步的绝城啊！无数远征军将士，没有倒在日本人的枪炮下，却葬身于莽莽苍苍的山谷和望不见尽头的原始丛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十万军魂”之说。滇缅撤退中，穆旦所在的部队，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这支部队，与军部指挥系统和兄弟部队失去联系后，独自在茫茫如海的热带雨林中穿行。五个月后，被美国军队派出的一架直升机发现，并做为向导，幸存者才侥幸走出死亡交织的胡康河谷，到达印度利多。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期间，穆旦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1946年，又在周珏良的家中，穆旦结识了其妹周与良。曾祖父周馥，受知于李鸿章，先后出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与良的长兄周一良，深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推许，也曾是大师陈寅恪的弟子。周馥进入李鸿章幕府后，协助李氏拓展洋务三十余年，人称“李鸿章的大管家”。如果说李鸿章是洋务事业的策划者和设计师，那么周馥就是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而袁世凯几乎就是洋务事业和北洋遗产的后继者、李鸿章的衣钵传人。无论是办洋务、办新式学堂，还是推行新政、振兴商务、编练新军，周馥与小他22岁的袁世凯，都是同道共谋，惺惺相惜。这桩“政治联姻”，虽然是听从父母之命，但也算稳定幸福。与良的父亲周叔弢，称呼杨氏的长子袁克桓为“六叔”。这样，与良若见到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估计要称一声“三叔、三婶”了。1948年底，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同年8月，他转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穆旦把身上的几十美元，交给珏良，请他回国后，转交自己年迈的母亲。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维尔结婚。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与良的四哥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百年好合。婚后，穆旦夫妇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星期，就算渡了蜜月。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同住的经历，使得穆旦夫妇与巫氏，结下了深厚友谊。其实，在穆旦踏进芝大校门时，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过。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是一个选择。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两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因为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未几，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还记得穆旦的族兄查良钊吗？此时的他，正任德里大学的教务长。而且与良是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此人（指与良）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但两人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夫妇的宴请。当穆旦提到自己准备翻译俄罗斯作品时，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并希望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此时的芝大同学巫宁坤，已于1952年11月，任教南开大学。1951年7月的他，尚未完成博士论文，怀揣着满腔热情，回到祖国，在燕大西语系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当他闻讯穆旦夫妇回国，在校方缺乏师资急需用人的情况下，牵线搭桥。1953年5月，经批准，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自1954年3月至当年年底，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等作品，令读者广为惊叹，也更为关注。在他心底，似乎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正确。1965年秋，穆旦夫妇与子女摄于天津。前排左起：查瑗、查平、查明传、查英传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巫宁坤、李天生等教授，按规定批了俞平伯的错误思想，话题逐渐转向系领导，对其不民主的作风、学术水平低下，作了批评；轮到穆旦，刚讲了一句话，就被会议召集人，气急败坏地打断。在场的巫氏等教授，对召集人大为不满，指责其粗暴蛮横。召集人怒发冲冠，将几个胆敢对自己不敬的教授，骂了个狗血喷头，扬长而去。当晚，南开大学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巫氏等几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穆旦，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并作为一种逆天大罪成为“肃反”对象。随着审查的不断深入，穆旦由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此时，与良的父亲周叔弢，民族资本家，党外人士，正担任天津市副市长。穆旦因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九十九家争鸣》，再次隔离审查。1958年12月，罪上加罪，连并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铁证如山，穆旦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于是，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蛰伏在诗人心中的文学之火，始终不曾熄灭。1962年，穆旦开始了一生最大的工作计划——着手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到1965年底，16000多行的长诗，完成了初稿。三个房间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一把火焚之。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堆书籍、稿纸向火中扔去。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看着满地的碎纸，他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里面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是他的心血《唐.璜》的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矩！1968年6月，穆旦住房被生物系一职工，强行抢占。与良反复同校方交涉，工宣队终于同意，允许其搬入南开大学一个只有17平方米的宿舍。1968年，周父周叔弢，已被革职查办，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她被定为有嫌疑的美国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隔离审查。当年，放弃美国优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归，报效祖国；只有四个孩子——长子查英传、次子查明传、长女查瑗、次女查平，相依为命。不久，穆旦夫妇，与一批“牛鬼蛇神”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区劳动改造。终于，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借着不能出工的机会，穆旦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与良看着丈夫，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雪水和着汗水，一起流淌，几度哽咽。当得知妻子也无孩子们的消息，穆旦心头，掠过一阵悲伤，但他强忍着，安慰妻子——孩子们都很好！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分别时，穆旦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1972年，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当馆员，除了被“内部控制使用”整理书籍，仍兼有打扫厕所的任务。此时的他，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体极度虚弱。1976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穆旦骑着自行车，坠入一个深坑。1977年2月24日，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写完毕，穆旦才住进医院，接受伤腿的手术治疗。离家前，他将存放所有译稿的帆布小提箱，交与小女查平，嘱托着——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入院第二天，穆旦反常地回到家中，更换衣物，并与来津的妹妹相见。2003年9月22日，两人骨灰，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中，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版权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和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有些文章在推送时因某种原因与原作者联系不上，若涉及版权问题，请原作者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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