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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杨国夫司令当警卫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炮八师随志愿军入朝，但炮四十七团、四十八团没有随师行动，一是留下来收割大豆，二是等候换装苏联装备。 1951年初，炮四十八团移驻宁安县，全团在宁安换装苏式装备，火炮是一二二榴弹炮，炮车是吉尔十轮卡，小车是嘎斯六七，全部是新的。团里装备小车五六辆，营里也配备了小车，大概是六辆，但平时都集中在团里统一管理，行军作战时再派给营里。宁安有一个日本人修建的机场，已经废弃不用。换装后，我们团政治处干部到机场学开小车，一个下午就学会了。 朝鲜战争爆发前，四十三军朝鲜族师（一五六师）、炮四十八团的两个朝鲜族连和各单位的朝鲜族干部战士全部调往朝鲜。炮四十八团在宁安换装时，我去沈阳给部队买东西，在沈阳大街上意外碰见原炮团司令部司务长玄贞云。 玄贞云是延边朝鲜族人，身材魁梧，年龄在三十多岁，能吃苦，很能干。他的汉语说得半半拉拉，但我们说话他都能听懂。他说他们到朝鲜后战争爆发，他被分到一个朝鲜空军师干后勤。敌人打过三八线，人民军伤员、病号和机关都撤到中国吉林、辽宁一带，他所在朝鲜空军师在沈阳有一个办事处，他现在这个办事处工作。 他说：“我们过去后，他们不信任我们，我们在那里受排挤。他们完全是苏联装备，接受苏联顾问的训练，学的都是苏联那一套。他们认为我们是土八路，瞧不起我们，打起仗来他们就比不过了，我们过去的部队很能打。” 我问他：“咱过去的那两个连队呢？你见到他们的连长和指导员吗？” 说话间，他眼里含着泪。他还想回老部队，说：“还是咱们解放军好啊！” 到了中午，他要请我吃饭。他找了一家上海饭馆，要了几个菜，菜甜甜的，味道很好。 1951年10月，我们炮四十八团从宁安县坐火车开赴朝鲜。我们先到安东，鸭绿江上有两座大桥，一座已经被美军炸坏，安东驻扎着苏军高射炮部队，负责保护鸭绿江大桥。一般志愿军人员也就是入朝一次，而我入朝五次——第一次是给渤海军区运送武器，第二次是护送第二批渤海留守家属，第三次在鸭绿江上被北朝鲜边防军扣押，第四次去朝鲜为纵队购买手表、钢笔，第五次就是参加抗美援朝。 在安东驻了三五天后，炮四十八团过鸭绿江大桥入朝，驻在新义州附近一个村庄，距新义州不到十华里。驻下后，部队对火炮、炮车做了伪装。两三天后，天还不黑时，炮四十八团继续向南开进，出发时间不长就遭到空袭。我们政治处下到连队，坐连队的炮车先走，敌机轰炸的是行军队形后部，据说来了四架敌机，部队受到一些损失。 第三天夜，我们走出一百多公里后，停在公路右边休息，我从副驾驶位子上下来解小手。司机下来到车尾检查车况，忘了关车门，后面上来一辆车，把车门刮坏了。 入朝以后，又有几个炮团归炮八师指挥——二〇七团、二〇八团、四十三团等，加上自己的部队，炮八师最多时有七八个团的番号。 每天早晨，天还不太亮的时候，三八线南的敌人就开始打炮，把驻地前方所有路口都打一遍，封锁我们车辆和人员活动。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和下午太阳落山，但天还不黑的时候，敌人火炮再各打一次。敌人打炮很有规律，我们人员和车辆行动都躲开这三个时间。到了夜间，敌机就出动向道路上抛撒三角钉，扫射轰炸运输车辆。我们的主要对策是沿途设防空哨，哨兵发现敌机就对空鸣枪报警。敌机从南面过来，防空哨的枪声也一路响过来。 炮八师入朝后的驻地地名，我大多都忘了，主要是出国，地形不熟，时间长了就记不住了。我记得部队向前推进后，曾经住过大德山，炮四十八团机关上山，部队驻在山下。几天后部队继续向三八线推进，炮四十八团驻地位于公路西侧五六百米的地方，驻地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山。这个地方距离开城比较近，大约有二十多里。这一带村庄不多，村子也不大，团部驻地附近有一座村庄，村子里也就几户人家。部队刚驻下时，在山上矮松林里搭上帐篷，白天隐蔽起来，晚上进帐篷休息。团部北面的山比较大，部队在山下挖了防空洞和炮车隐蔽部，火炮全部进入工事隐蔽。 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敌机轰炸我们驻地，每个批次四架或八架，先后来了三四十架次，轰炸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和观通队的排长王振阁爬到驻地的山顶上，他带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和半袋子七九子弹。敌机是“油挑子”，从南面进入，投弹后从西面脱离。敌机飞得很低，顺着大山沟下来，一架跟着一架，鱼贯而入，我们在山上可以看见座舱里飞行员，头上戴着头盔。我和王振阁用半自动步枪打“油挑子”，打了不少子弹，枪管都打得烫手。敌机速度很快，尽管我们设了提前量，还是没打下来。这次敌机轰炸，部队损失很小，我们的人员、火炮、炮车都隐蔽得很好，敌机没有发现，仅三营一个连队的小后方有些损失。志愿军在装备上、技术上没有优势，朝鲜山多森林多，比较容易隐蔽，不然损失更大。 炮四十八团团部也有自己的小后方，在团部北面二十多公里处。一天，我和团长李祥厚，还有他的警卫员到团部小后方，第二天就遇到敌机轰炸。在团小后方的后山有一个志愿军后勤仓库，敌机经常来轰炸。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不到九点钟，东南方向来了一架敌侦察机，转了一圈就回去了。不久从正南偏西方向又来了四架敌机，轰炸后山的后勤仓库。敌机仍然是一架接一架地鱼贯而入，低空俯冲投弹。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志愿军高炮部队，头天晚上后山驻进一个高射炮连。敌机俯冲时，高炮连突然开火，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两架。击落的那架栽在后山，受伤的两架拖着黑烟向南飞跑了。 我们都很高兴，赶紧跑到后山去看坠落的敌机。我们翻过山赶到坠机现场，发现飞行员已经摔死了，我们找到一幅航空地图、一顶降落伞、一块手表、一支钢笔。飞行员个子不高，蓄着大胡子，有人说他不是美国鬼子，是个英国鬼子。从现场情况看，飞行员跳伞了，但高度低，伞没张开。 1952年6月，我任炮四十八团政治处副主任。1953年3月，组织上调我到炮八师政治部任组织科副科长，后任组织科长。在组织科任职时，我主要负责部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党员的发展和支部成员及党员骨干的培训。到了1955年6月，我任炮八师政治部副主任。 1952年夏，我回国休假，先到北京买了点东西，再回到安东住了几天。当时天很热，我就到鸭绿江里游泳，苏军高炮部队也有一些官兵到江里游泳、洗澡。 停战前，部队住防空洞。停战后，部队开始建造营房。这时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要求志愿军各部建造烈士陵园。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回来后向师里做了传达，师里指定我和师后勤部部长负责建炮八师烈士陵园。我们组织部队把分散在各处的烈士遗体安葬在新建陵园，炮八师先后建了两个烈士陵园。 每年4月25日是朝鲜人民军建军纪念日。1955年4月25日，志愿军组织代表团去参加朝鲜人民军建军纪念活动，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带队，志愿军每个师出一个代表，炮八师派我去。 1955年国庆节，志愿军组成代表团回国参加建国六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长还是杨勇。这一次也是每个师出一个代表，炮八师还是我去。志愿军代表团是在9月下旬回国，刘其人在北京火车站接代表团，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他，我和他打招呼，他感到很意外，说：“哎，是你啊！” 他见到我可热情了。他负责接待工作，很忙，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分手了。 到北京后，志愿军代表团住哪个招待所，我已经记不住了。9月27日，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元帅和将军的授衔仪式。首先举行的是毛主席给元帅们授衔的仪式，然后是周总理给将军们授衔和彭德怀给大校们授衔的仪式，这两个仪式我们都参加了。会务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座位号，我的座位号码是多少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我们坐在礼堂中间位置，罗帅的座位离我们不远。 授衔当天晚上，周总理在怀仁堂后花园宴请参加授衔仪式的全体人员。宴席上有各种各样的酒水，菜都是凉菜，整齐地摆在桌子上。除了中央首长有座位外，参加宴席的人都站着。有些上将、中将一进来就吃开了，主持会议的人说：“主人还没来呢，你们怎么就吃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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