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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善，1952年生，辽宁大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等。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红楼梦研究所名誉所长、《红楼梦学刊》名誉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主要编著有《漫说红楼》《话说红楼梦中人》《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惠新集——红学文稿选编》《论金瓶梅》《三国图录》《〈西游记〉校点注释》《非遗碎墨——张庆善非遗保护文集》等。 张庆善先生不仅是新时期以来推动红学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亲历者，而且是全国《红楼梦》学术活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参与筹划了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首届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扬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等，组织举办了赴台《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和《三国演义》文化艺术展等。 2019年，“红学口述史”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学术项目立项，笔者即开始对张庆善先生做口述访谈。在最初拟定提纲的基础上，与张庆善先生有无数次的访谈与请教，甚至就某一个问题也有反复多次的交流，访谈稿也由五六万字的计划最后扩充到近30万字，无疑这是新时期红学发展亲历者贡献的第一手资料，更是当代红学史的重要文献。在此，择取其中几个片段和当下红学的个别热点问题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一、初到红楼梦研究所 我于1979年7月从国务院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当时叫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是冯其庸先生把我调来的。在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许多人看来已经是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呢？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学术复兴”的热潮，包括恢复高考、恢复一些电影的放映、恢复一些节目的演出、恢复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对许多年轻人来讲，“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业务”荒废了很多年，能去做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曾对朋友开玩笑说：“再不去学习，老师教给你的那些东西又都还给老师了。”二是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喜欢读古典小说、红色经典，从连环画到大部头读了不少。那个时候，我在旅大市(大连市)沙河口区工人村小学读书(从二年级读到四年级)，是班干部，我每个月都代表班里到大连市图书馆借一次书，记得一次可以借30本书，当然我喜欢的书就能多借一些。喜欢读书，是我一辈子的爱好，所以我特别想离开文化部机关，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专门搞研究，尽管那时我对《红楼梦》研究可以说一无所知。但那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我们的心目中地位很高，那可是全国最高的艺术学府，有那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有那么多学术大师、大专家，如能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做学术研究工作，无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这样我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那时冯其庸先生正带领一批专家学者校勘整理注释《红楼梦》，记得我刚调过去时，红楼梦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在恭王府天香庭院，那可是恭王府里最漂亮的一个院子了。天香庭院里长着许多竹子，南面是垂花门，进了垂花门，东西两侧是抄手游廊。院子里有一块“天香庭院”匾额，是慎郡王爱新觉罗，胤禧题写的，他是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院子中间有个石盆水池，里面还养着鱼。小水池中间有一大块很漂亮的太湖石盆景。靠北有很宽阔的台矶，台矶上就是有名的锡晋斋，也称楠木厅，是和珅逾制建造的，不仅仅是“超标”了，而且是“僭越”，这个也是和珅获罪的一大罪状。 那时《红楼梦学刊》刚刚创刊，开始胡文彬先生曾推荐我到《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工作，但因我当时还不懂《红楼梦》研究，又没有编辑经验，《红楼梦学刊》就没有去成。开始就是在所里打杂，相当于做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做冯其庸先生交办的具体事务。再就是跟着胡文彬先生东跑西颠，帮助筹备将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及筹备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事情。
二、新时期红学发展之初的几次重要会议 从1980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那时举办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与今天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每一次举办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都会成为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这主要因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反思、拨乱反正、守正纠偏等等学术研究的新风气，都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而那时人们对学术的追求，对未来的期盼，对过去的反思，也都与今天很不同。那个年代的人很纯粹，更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时举办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大家、名家云集，还常有新发现、新话题等，这都是人们关注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红楼梦》及其研究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1980年在哈尔滨举办的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我没有参加，听前辈们说那次研讨会故事很多，光是讨论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尤其人员的组成，就有着“说不尽”的故事。可惜我没有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后来虽然听到了不少故事，但毕竟不是亲历者，“传”出来的东西怕不真切，还是听听亲历的前辈们是怎么说的吧。 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很多，如1981年在济南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红楼梦》研讨会就很值得说一说。这是第二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于1981年10月5至10日在济南军区一个招待所举行。这次大会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袁世硕先生既是主要发起人和筹办人，也是主要的工作人员。那次大会主要工作人员有四个人：袁世硕(52岁)、刘世德(50岁)、胡文彬(42岁)、张庆善(29岁)。这四个人真是工作人员，所有大会的具体事情都是这四个人商量着办，袁世硕、刘世德、胡文彬他们三位先生主要管大事，当然小事他们也管，我则是只管小事不管大事的，诸如到车站接重要的代表、通知分组发言、安排住宿等等。
俞平伯为第二届（1981）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题词 我还负责具体接待会议代表，因为怕山东大学负责接待的年轻人对与会代表不熟悉，所以开会的第一天我的主要工作岗位就在报到的地方，有趣的是周岭先生来“闯会”就是我接待的。那是周岭先生第一次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代表登记处，来了一个大个子英俊帅哥，自报家门“周岭”。我那时还不认识周岭，我查了大会代表名单，没有周岭这个名字。我们在筹备工作时，几位先生就提醒我说，举办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影响很大，红迷太多，每次开会都有来闯会的，一律不接待，因此我当时就拒绝了周岭报名登记。周岭急着说他是朱彤先生推荐来的，我一听说他是朱彤先生推荐来的，还有些半信半疑，就赶忙去找胡文彬先生，他一听说是周岭，就对我说朱彤先生是向他推荐过周岭，他是安徽淮北师专的老师，说着胡先生就赶过来与周岭见了面，这样周岭才得以参加了大会。在那次大会上，周岭很是出了风头，记得大会发言时，杨光汉先生有一个发言，说《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注》中有一句“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在“作强梁”三字旁有批语“柳湘莲一干人”。杨光汉先生解释说，在曹雪芹的佚稿中，是让柳湘莲以“强梁”的新面貌回来，也就是说柳湘莲最后参加农民起义的队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杨先生才思敏捷，口才非常好，他的发言非常有趣，会场不时有笑声、掌声。杨先生刚发完言，周岭就要求发言反驳杨光汉先生，周岭的口才也非常好，能大段地背诵《红楼梦》的情节，发言非常精彩，全场同样是掌声笑声一片。那时的学术风气真好，无论怎么争论，都不影响学术气氛和人际关系，大家都是为学术，为了探讨真正的学术问题，而很少掺杂非学术因素的东西。我非常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氛围。周岭的发言无疑给老先生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能到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担任编剧，毫无疑问与这一次大会的“高光”表现有很大的关系。
王昆仑为第二届（1981）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题词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红楼梦》艺术成就”，这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但在1981年，在新时期红学开始起步的时候，一个全国性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把“《红楼梦》艺术成就”作为主题，其意义、影响都非常大，带有风向标的意义，人们感觉到一个学术新时代的到来。这次学术研讨会确定以“《红楼梦》艺术成就”作为主题，具有拨乱反正、打破“文化大革命”禁锢的意义。这次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新时期红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处将这次研讨会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红楼梦艺术论》。 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很值得好好说一说。1982年10月22至29日，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这次大会是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上海红楼梦学会筹委会、上海师范学院联合发起，上海师范学院主办。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是著名红学家孙逊先生。那时孙逊先生非常年轻，只有38岁，他的博学、才华、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高大、儒雅、帅气的样子，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时期红学发展中，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呈现出新时期红学蓬勃发展的面貌和丰硕成果，盛况空前。研讨会围绕着思想艺术、文物版本、研究方法、移植改编、家世生平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如会上吴晓玲先生严肃地指出，1973年2月,《文物》杂志上发表的《自题画石》诗曾被认为是曹雪芹的佚诗，实际上是民国年间八旗文人富竹泉的作品；河南省博物馆韩绍诗先生向大会介绍了有关陆厚信绘制曹雪芹小像造假的调查报告；等等。特别是围绕曹雪芹小像真伪的争论非常激烈，周汝昌、宋谋瑒两位先生是主真派的主将，而与会的大部分学者则认为“曹雪芹小像”是假的！现在河南博物馆拿出了调查报告，可周汝昌、宋谋瑒先生还是坚持认为“小像”不假。这使得研讨的场面格外热闹。记得当时韩绍诗先生刚发言完（他主要揭露所谓“曹雪芹小像”是某些人为了骗钱造的假），宋谋瑒先生就举手要求发言!大家知道他和周汝昌先生都是“曹雪芹小像”主真派的主将，宋先生嗓门大、口才好、人缘好、讲话风趣，当他往主席台上走时，全场就掌声笑声一片，气氛非常热烈。那次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就是张书才先生公布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一件满汉文字合写的刑部移会，在这则新发现的材料中，明确记载：“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具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日。”这是有关曹雪芹一家返回北京后住在哪里最可靠的记载!也是有关曹雪芹故居唯一的可靠记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记得张书才先生公布了这则材料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次研讨会越剧艺术大师徐玉兰、王文娟和著名作家二月河也都参加了。二月河曾写文章回忆了他第一次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情景，说他当时只是河南省南阳市委宣传部一名普通的干部，能参加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全靠冯其庸先生的关照。但因为与会者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他这样的“红学新兵”“外行”只能和新闻媒体的与会者编在一个组。多年后，二月河和我说起参加上海这次学术研讨会还兴致勃勃，他说这是他走进红学界的开始。
记得在研讨会期间，大会组织会议代表去青浦大观园参观，当时的青浦大观园还没有完全建好，感觉离上海市区挺远，那时又没有高速公路，从上海师范学院到青浦大观园开车要好几个小时，中午还要在一个镇子上吃午饭，不想徐玉兰、王文娟两位大师在饭店里吃饭时被人们认了出来，这可不得了，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一会就涌来了好多人，把饭店大门堵得严严实实。这个“意外事件”多少年以后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由此可见，《红楼梦》的影响、魅力有多大。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了很多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研讨会、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等等，正是这些重要的学术研讨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红学的发展。我很怀念那个蓬勃发展的红学新时期，很怀念那个时期良好的学术氛围。 三、关于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1997年8月7至10日，在北京饭店举行了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挪威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了隆重的大会开幕式。一次《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这也是破天荒的事，反映了《红楼梦》及红学的影响和魅力，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研讨会开幕式由李希凡先生主持，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辽阳市委书记傅克成，以及来自美国的周策纵教授、来自日本的伊藤漱平教授等在开幕式上致辞。这次研讨会引起了北京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团结报》以及香港《文汇报》,都在醒目的位置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报道，一些媒体还采访了冯其庸、刘世德、胡文彬、周策纵、伊藤漱平和我。如香港《文汇报》特约记者刘诚的报道《海内外逾百学者将聚京研讨红学》、《光明日报》长篇专题报道《红楼一梦逾百年》《21世纪：红学之路怎么走》、《人民日报》专题报道《红学未来更辉煌——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采访手记》、《团结报》报道《著书要做千载想，争论切莫假大空——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华读书报》专稿《各国红学家论剑京华——21世纪的“红学”将从哪里开始》、《中国文化报》专题报道《迈向未来和世界的红学——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综述》,《北京日报》还用了很大的版面登载了对我的专访：《红学争论要科学严谨，研究应明确前提——中年红学家张庆善答记者问》等。像这样各大媒体集中报道一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是很少见的。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无论是规模、影响都是自1963年北京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以来，在北京举办的最重要的红学活动。国外来开会的著名学者有来自美国的周策纵、浦安迪，来自法国的陈庆浩，来自日本的伊藤漱平、杨启樵、小山澄夫，来自挪威的艾浩德，来自韩国的崔溶澈等。还有来自中国台湾的罗德湛、张寿平、罗凤珠、李艳梅、江宝钗，来自香港的梅节、余珍珠等学者。中国大陆著名的红学家几乎都参加了。
那次开会的地点安排在北京饭店，主要是考虑那里距离天安门广场、故宫和人民大会堂比较近，因为开幕式确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当然，还有北京饭店的名气和住房价格比较合理等诸多原因。那几天，北京饭店吸引了好多媒体的关注，住在饭店里的许多客人也都是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与会的专家学者。 我记得那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21世纪红学的展望。在会前会后，“展望”无疑成了热门词语，这反映了人们对新世纪红学发展的期待。当然，在“展望”的热烈期待中，似乎还包含了人们对研究现状的一些不满，这包括红学的方向、红学界的团结、红学论争的氛围等等。 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辽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经费是辽阳市人民政府资助的，当时辽阳市委书记傅克成(后担任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辽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立宪和辽阳市文联主席林正义为推动这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时期红学的发展，很多领导和朋友都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最令我难忘的是卓琳同志，她是一位喜欢《红楼梦》的革命老人，还有“二哥”二月河，我都有专门文章写过与他们的难忘交往，这里就不再说了。
四、在中国台湾举办“《红楼梦》文化艺术展” 我们赴台湾举办的《红楼梦》文化艺术展，无论是对新时期的红学发展还是对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都是值得好好说一说的大事情。赴台《红楼梦》文化艺术展能够成行，与一位香港的老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主席范止安先生。范先生是范仲淹的后人，江苏如皋人，定居香港，他一手创建了新亚洲出版社，他对资助内陆的文化教育事业，对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做了很好的工作。赴台《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就是在范止安先生的积极推动下才得以成行的。范先生还给予这次展览不少的资金支持。 这次展览是应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邀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具体承办。当时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是黄静女士、副秘书长是陈春霖先生，这二位都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大功臣、积极推动者。 《红楼梦》文化艺术展览于1998年9月12日至10月11日，在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中山画廊隆重举行，这是一次盛大的红学活动，也是近年来海峡两岸之间规模较大的一次文化交流。中国艺术研究院组成了以著名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为顾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尹志良为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薛若琳为副团长的随展代表团。代表团其他成员有：吕启祥、林冠夫、胡文彬、张庆善、方群、唐传杰、王路、涂雄、黄润华、何志华、许家立等。著名影视演员、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扮演者邓婕应台湾方面特别邀请随团同行。香港著名红学家梅节先生和夫人也赴台参加了《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的相关活动。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红楼梦》文化艺术展丰富多彩的展览内容，吸引着大批观众，每天展馆内观众络绎不绝，参观人数逾10万人次，盛况空前，轰动台北。《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的巨大成功，充分反映了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喜爱，以及对红学的关注和兴趣。 为了达到展览的最佳效果，我们根据展品内容和展馆条件，将本次展览分为两大部分(两大展厅)：第一展厅的主题是曹雪芹及其家世与《红楼梦》,侧重于学术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一)包衣世家——清王朝的兴起与曹家的发迹；(二)秦淮旧梦——曹家的兴衰与曹雪芹的诞生；(三)燕市悲歌——曹家的北迁与曹雪芹的坎坷人生；(四)旷世奇书——《红楼梦》的产生与版本；(五)皕年红学——《红楼梦》研究历程与丰硕成果。第二展厅的主题是《红楼梦》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侧重于《红楼梦》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即（一)《红楼梦》与书画艺术；(二)《红楼梦》与戏曲影视；(三)《红楼梦》与园林艺术；(四)《红楼梦》与工艺美术；(五)《红楼梦》与饮食文化；(六)《红楼梦》与服饰文化。两大展厅共展出千余件展品，既有各种图片、文献、档案、版本等，又有大观园模型、绢人、泥塑、红楼服饰等，内容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而两大展厅的不同展出内容既满足了“内行看门道”,又适合“外行看热闹”，可谓相得益彰。
在这次展览活动中，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花絮，展览开幕式那一天，参观展览的台湾观众有一二万人，《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分布在两个大展厅，每个展厅500平米，还是比较大的，但架不住来的人太多，展厅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为了展现曹雪芹爱喝酒的豪放性格，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大酒坛子，酒坛子最上方是曹雪芹塑像，曹雪芹端坐在石头上，一手拿着书，一手端着碗喝酒。围绕着大酒坛子，排列着一瓶一瓶“红楼梦酒”。开幕式以后，一摁开关，大酒坛子开始转动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照相。不知是海运时受潮了还是搬运时摔坏了，大酒坛子转一转突然就发生了故障，转动时一抖一抖的，突然一瓶放在大酒坛上的“梦酒”掉了下来，顿时展览大厅内梦酒飘香。当时我们吓坏了，以为搞砸了，出了“事故”,不想这个“意外”竟成了第二天台北许多报纸报道的花絮，成了展览的一个亮点。 闭幕式那一天，许多观众得到了要闭幕的消息，那一天来了足有2万人，台中、高雄，甚至还有台南的同胞也跑来了。人太多，竟把我们为展览制作的仿古大门都挤倒了,差一点打着人，我们赴台《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的成功可见一斑。 在台北举办《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的每一天，我们都为许多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认同所感动。每天早上一大早，在纪念馆展厅的大门外就有许多人等在门口，经常听到山东话、安徽话、东北话。 在展览场地，我们准备了两个大本子，供观众留言，不到一个月时间，两大本都写得满满的。绝大多数都是赞美《红楼梦》展览的，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期待，对中华文化的民族认同。 历时一个月的《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圆满成功，我们筹办这样一个展览在台北举行，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我们在展览的结束语中所说：“愿每位走出本次展览的朋友，能够从此走进《红楼梦》这个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中去，尽情地领略生活的情趣，更深地体验无穷的人生。愿《红楼梦》成为联系海峡两岸人民的桥梁，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五、新红学百年最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我认为当前的《红楼梦》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作者问题。 当年胡适提出的作者问题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自传说也有它的合理性，很多人不敢对自传说说好话，我要说好话：第一，《红楼梦》本身带有自传性质，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阅历及其家世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曹雪芹没有那样的家世和人生阅历，他就不可能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有如此深刻的体验和感悟。而没有这些体验和感悟，也就不可能写出《红楼梦》。第二，这个自传说是建立在科学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的结论，它当时的作用就是为了打败索隐派，这个要肯定。从红学发展的历程看，自传说的提出是一个进步。第三，自传说的提出使得我们离《红楼梦》的真实情形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把他与蔡元培索隐派的“反清复明”说比较起来更有合理性。它后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促进了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我的基本观点：(一)《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二)研究作者不是为了还原本事，而是为了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要解决曹雪芹为什么要写一本《红楼梦》,曹雪芹怎么能写出《红楼梦》。(三) 要搞清楚曹雪芹为什么要“假作时来真亦假”,他的真真假假有什么含义？这样才能加深对《红楼梦》作品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研究曹雪芹家世的目的。周汝昌先生说红学就是为了还原曹家本事。我说曹家本事还原不了，一个大观园那么大个园子到现在都没法还原，曹家本事怎么还原？为什么要还原，还原的目的是什么？那还原完了就完了吗？对一部伟大作品的研究，根本上还是要认识作品本身，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研究作者问题就是要达到认识作品的目的，是和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的理论是一致的。 第二个就是版本问题。 胡适写《红楼梦考证》主要论证了两大问题，即作者和本子。《红楼梦》本子问题特别复杂，涉及到程本和脂本的文字差异、《红楼梦》成书等，又牵涉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关系。我认为胡适和新红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从发现甲戌本开始就有了基本的观点——认为早期脂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尤其是甲戌本的发现对红学推动太大了，一夜之间发现有那么多批语。今天我们依据脂本为底本整理一个新的本子，其实目的就是整理出一个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 再就是后四十回的问题。 这是《红楼梦》研究中的大问题，我个人认为新红学在这个问题上是一半对一半错。一半对，是认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原著，这是对的。一半错，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写的。现在研究成果越来越证明后四十回不是高鹗写的。中国艺术研究红楼梦研究所在冯其庸先生的带领下整理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本子(通常称之为新校注本)，1982年出版的时候写“曹雪芹、高鹗著”，到了2008年第三版修订的时候改了“曹雪芹著、无名氏续”。对此有人有意见，其实是他们不了解《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不了解《红楼梦》的传播历程。“高鹗”大部分时间从来就没有出现在《红楼梦》封面上。什么时候出现在封面上的？是1957年，周汝昌等校勘、启功注释的程乙本上出现的。这就是说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整理本第一次把高鹗的名字写在《红楼梦》的封面上。这个本子的出版说明中说：“从此很长时间内，一般读者都以为这后四十回确是曹雪芹的作品。直到近代，经过研究者的考证，才知道其实是程伟元的朋友高鹗补完的。高鹗不但续作了后四十回，还把前八十回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订。”可见，高鹗作为后四十回续书作者写在《红楼梦》上，是当时学术研究成果的客观反映。而今天的研究发现，高鹗没有撒谎，他也确实不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他和程伟元都是整理者，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本子用的署名方式，首先是当前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客观反映；其次也表现出整理者、出版者严肃负责的态度，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续写的，至于是谁？还无法确定，所以署上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无名氏”,这也是对学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这些问题留给广大的读者去争论，留给广大的学者去研究好了。
归纳起来，我认为百年红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把《红楼梦》看作什么？这是个主要问题。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红楼梦》不管怎么再伟大，它是一个文学作品，我们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欣赏、来研究。其他的版本研究、家世研究、探佚研究、脂批研究等等，都是为了认识这部伟大的小说。当然，这不等于说家世研究等等不重要，当你了解曹雪芹的家世以后，再看《红楼梦》就会有更深刻的感觉。当你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当你了解到曹家因为皇帝南巡、曾经是“鲜花着锦”繁华兴盛，同时又埋下祸根的时候，你再看《红楼梦》里的描写，理解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的认知就会超出一个简单的爱情描写的故事，感到是对人生、对社会、对贵族家庭败落的深刻思考。我们今天看《红楼梦》，一千年以后我们的后人看《红楼梦》，所得到的就是两个东西：审美、感悟。伟大的文学经典功能可能有很多，比如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其他什么功能等等，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是指通过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人生。我们通过阅读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咀嚼人生、重复人生。看了贾宝玉，我想到了情真、率真、痴情，看到他那种纯洁的精神。我们看林妹妹的时候，感到她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以及对情的那种痴挚的追求，她把感情升华到一种纯粹境界，这是宝黛爱情感人的最重要的地方。《红楼梦》和《牡丹亭》《西厢记》不同在什么地方？《西厢记》的张生是一看漂亮小姑娘，就把持不住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从小是青梅竹马，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为的是我的心”。二百多年前曹雪芹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了不起!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提出来了一个爱情的永恒的原则，就是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心相印！所以，我们通过这部伟大作品来了解人生、了解社会。 六、“红学”与“曹学”的思考 我不反对“曹学”，我反对把“曹学”看作“红学”以外的一门专学的提法。其实，如果把“红学”当成“曹学”,也没有什么问题。“曹学”或“红学”就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问，如同莎士比亚研究称之为“莎学”一样。但如果把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等排除在“红学”之外，或者把“曹学”说成是独立于“红学”之外的一门专学，也是不能够成立的。无论叫“曹学”还是叫“红学”，都应该是研究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学问，不能让“曹学”“红学”分家。我对当下“曹学”的学科概念，有这样的疑问： 一、“红学”与“曹学”,是一家还是两家？能说“红学”之外有“曹学”,“曹学”之外有“红学”吗？ 二、“曹学”的学科概念是什么？能否清晰地准确地把“曹学”概括一段话，让大家包括普通的读者一看都能明白。 三、“曹学”的目的性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有“曹学”,从学科的角度看，“红学”与“曹学”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四、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等属于“曹学”,那么研究《红楼梦》版本、脂批、探佚，算是“曹学”还是“红学”？如果也都包含在“曹学”之中了，那么“红学”还有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红学”？ 这些问题困惑着我，也困惑着很多人。现在什么说法都有，一会儿“红学”,一会儿“曹学”，一会又是“曹红”等等。说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细细地琢磨。你问他什么是“曹学”？他说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啊。那么你再问他什么是“红学”,他回答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啊!仔细一琢磨，糊涂了，既然红学已经包括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为什么还要再来一个“曹学”呢？
显而易见，关于什么是“红学”,什么是“曹学”,“红学”与“曹学”是“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不只是一个“概念”之争，而是对学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学术问题，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方向。 “曹学”的出现，当然不是因为余英时先生和周汝昌先生的讨论以后才有的名目，其实在胡适开创“新红学”的时候就有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名字叫“红学”,还是姓“红”。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要是研究作者和本子，这是“红学”形成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把胡适开创的“新红学”叫作“曹学”,也未尝不可，但这个“曹学”是包括“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的。胡适虽然主张自传说，而且对《红楼梦》的成就评价不高，但他并没有把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等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俞平伯先生也是“新红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就不排斥《红楼梦》的文学艺术研究，并不认为这不是“红学”的内容。 “红学”的产生乃至于形成，确实起因于作者、家世、版本研究，但不能因为这些起因，就确定“红学”就是这些或主要是这些方面。如果不是因为《红楼梦》,我们会去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吗？至于说《红楼梦》版本研究，“版本”就是“文本”,就是《红楼梦》本身。研究《红楼梦》版本，是为了寻找最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是为了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或者说是研究《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是为了研究《红楼梦》流传的历程。探佚，是为了寻找曹雪芹原著丢失或残缺的部分，是为了研究曹雪芹原著的全貌。而研究脂批，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作者及其家世，了解《红楼梦》的创作，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思想等。一句话，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红楼梦》。如果说“曹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了解作者的家世、了解作者及其家世与文本创作的关系，那么它就是“红学”的一部分。既然是属于红学的一部分，为什还要分离出一个新的学科——“曹学”呢？ 总而言之，所谓“红学”与“曹学”关系争论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曹学”,而是在于“曹学”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认识《红楼梦》，还是为了认识曹家家史及清史秘闻。如果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身世对创作的影响，那么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曹学”,它只是“红学”的一个部分。“红学”,应以“红”为本，这个“红”,就是《红楼梦》。 或者说中国人有“知人论世”的理念，“曹学”就是为了“知人”。其实这样解释很勉强，“知人论世”不能成为“红学”与“曹学”分家的理由。“知人”是为了“论世”，作为文学经典的阅读与研究而言,“知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作品，阐释其价值和意义才是根本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还原曹家本事。实际上所谓“还原曹家本事”根本做不到，连一个大观园都无法还原，你怎么通过小说故事去还原曹家本事呢？“还原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七、阅读《红楼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对《红楼梦》阅读及其研究有一些基本的看法，我曾经提出阅读或研究《红楼梦》首先要知道的几个问题，否则你就读不好《红楼梦》。 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要知道哪些基本问题呢？ 第一，读《红楼梦》,要知道它的作者是曹雪芹，要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和人生经历，要知道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他怎么能写出《红楼梦》的。 第二，读《红楼梦》，要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它既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和家世史，也不是清宫秘史。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要从文学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来读、来欣赏、来研究《红楼梦》。 第三，读《红楼梦》,要知道它不是一部以情节见长的小说，因此阅读《红楼梦》要耐心，要精读细读。还要知道《红楼梦》特殊的艺术表现、诗意的叙述，不细读不精读，你就不容易读懂，就读不出味道来。 第四，读《红楼梦》,要知道《红楼梦》版本的基本情况，要知道《红楼梦》有脂砚斋评本和程伟元高鹗整理本的区别，脂本与程本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脂本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的面貌。 第五，读《红楼梦》，要知道《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是一个人写的。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后四十回中许多描写并不符合曹雪芹创作的原意。
我认为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这几个问题是一定要知道的，知道与不知道有很大关系。当然对一些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未必同意我的这些观点，如《红楼梦》版本问题，到底是程本好还是脂本好？程乙本比庚辰本好吗？看法就很不一样。还有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关系，人们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有人说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甚至认为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还好等等,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早期脂本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程乙本比起早期脂本和程甲本，更远离了曹雪芹原著面貌；而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存在明显的矛盾，后四十回绝不可能是曹雪芹写的，也不是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比较起来，差异很大，二者不在一个文化层次上。 八、文化自信与《红楼梦》的当代传播 2017年，我在深训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化自信与《红楼梦》的当代传播”。我认为《红楼梦》的当代传播，关乎民族文化自信，你觉得这难道还不重要吗？这样的意义难道还不重大吗？
在中外文学史上，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研究能形成一门专学，只有《红楼梦》能做到，这是由《红楼梦》本身的价值 和魅力决定的。概括地说，一是因为《红楼梦》写得太好了。二是因为围绕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太多了。当然，我不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也不认为小说隐藏了什么“秘史”,但作者的人生经历可以为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三是因为这部著作的长期流传，经得起反复阅读，才形成了现在的独特地位。读《红楼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影响我们、感动我们的，不仅有书中动人的故事、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有蕴含其中的深刻人生哲思,通过这些形象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一个贵族家族的兴衰，加深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 《红楼梦》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植和传播是极其可贵的，其彰显的是中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热爱。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风骨。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永远不会失色的文化瑰宝。 二百多年来,《红楼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是有目共睹的。读《红楼梦》，不仅可以读懂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还能读到不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人生感悟。阅读这样的经典名著，既可以积累知识和提升个人素养，还能够丰富情感和陶冶情操。尤其是在快餐文化阅读的时代，我们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从经典名著中汲取有益营养，对于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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