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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是活跃于南宋高、孝两朝的著名政治人物，亲身参与了靖康南渡、明受之变、富平之役、招讨杨么、淮西兵变、绍兴和议、绍兴更化、辛巳之役、隆兴北伐、隆兴和议等一系列南宋初年重大政治事件。他既曾担任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处置使，也曾因开罪秦桧而长期贬谪。在政治上，张浚力行恢复，提倡自治自强，主张对金以战守为先，反对姑息退避、一意媾和。然而，南宋初期数次造成“恢复”战略终止的重大军事挫败，如富平之败、淮西兵变、隆兴北伐等，无一不与张浚的指挥决策直接相关。在思想上，张浚既与禅宗巨擘圆悟克勤法师私交密切，又深受理学思想影响。无论后世评价或褒或贬，张浚总是研究南宋政治史、军事史和思想史绕不开的人物。《张浚集辑校》（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南宋]张浚 撰 陈希丰 辑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条件。如何展开历史研究，受到该时代史料留存与分布状况的限制。南宋史料分布的基本状况是：记载南宋一朝（特别高宗朝以后）的编年体史书，没有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详尽精审的著作。而留存至今的南宋文集、笔记、日记、方志、家谱、书画法帖等，却较北宋丰富。其中，南宋文集数目大、卷数多、文类丰富、信息密集，正是研究南宋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如黄宽重先生所论：“充分利用文集相关资料所提供的多方面信息，并考虑政治场景、时空因素与人际关系，才能在政局转变中掌握个人的生命历程及了解南宋政治发展的面貌。”（黄宽重：《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三重视角的分析》）作为南宋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张浚的文集虽未能传世，却有大量佚文留存在《永乐大典》《历代名臣奏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及朱熹所撰《张浚行状》等文献之中。自清代开始，就有学者对其进行汇集和整理。本书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的辑佚成果，添入了不少散见于法帖、金石、族谱的吉光片羽，甚至注意到他人文集中截引张浚所进文字（如《乞贬降张训通奏》），是迄今搜辑张浚佚文最全的版本。
时间是历史学的第一维度。在编年体史书缺乏的情况下，运用文集材料展开史学研究的最大困难，正在于系年不明。流传至今的张浚所撰文字以奏劄为大宗。明确奏劄撰写与奏进的确切时间，正是解读此类文献、知人论世的前提。但是，如《永乐大典》《历代名臣奏议》虽然保存了大量完整的佚文，却往往未能著录精确的时间信息。倘若读者对当时的人事、局势或制度不熟悉，极易误断佚文系年。而本书的最大亮点，也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正是对于张浚佚文系年详密而精审的考订。整理者充分发挥熟稔南宋军政史料的优长，在佚文系年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考出了未系年奏劄的撰写时间（如定《论时政七弊奏》于绍兴五年），还辨明了一些奏劄系年标注的讹误（如《论致治之道必自内始奏》一文，《历代名臣奏议》系于绍兴三十二年，本书订正为隆兴元年十月），特别是驳正《宋代蜀文辑存》《全宋文》系年讹误之处甚多。可以说，本书关于张浚奏劄系年考订的分量远超一般文献整理著作，已然呈现出“年谱”的雏形。古籍整理工作要想走向深入，须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本书的另一优长，是整理者将南宋史研究与文献考订有机结合。此处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知道，李心传所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确定高宗朝张浚佚文系年的重要依据。而李心传确定系年的依据是临安行在的官方档案。其中著录张浚奏劄的时间，一般是朝廷收到张浚奏劄的时间（有时甚至是朝廷根据张浚奏劄颁降诏令的时间）。这个时间与张浚撰写奏劄的时间之间，至少相差一个文书由张氏府署传递到朝廷的时间差。而张浚的很多奏劄都作于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三年（1133）宣抚川陕时，若依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判定张浚撰写奏劄的时间，由川陕至临安行在的文书传递时间（即整理者所说的“文书传递时间差”）显然就不应忽略。因此，确定南宋初年川陕到朝廷文书传递的速度，即是推断此期张浚奏劄系年的必要前提。并且，文书传递的速度、时间在不同形势下还存在差别与变化。整理者参与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文书传递与信息渠道”的研究课题，即曾撰文讨论相关问题（《南宋朝廷与地方间文书传递的速度——以四川地区为中心》，《国学研究》第45卷）。本书在确定张浚佚文系年时，充分运用了上述研究成果，正是学术研究与文献考订互相促进的佳例。
宋张浚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四川与临安之间文书传递时间推定张浚奏劄系年，并非繁而寡要的“饾饤”，而是知人论世的事实基础。张浚宣抚川陕时，屡屡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而遭受非议。高宗在隆兴内禅后，仍不忘告诫孝宗“（张浚）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周密：《齐东野语》卷二）。高宗这一批评很大程度上出自其对张浚宣抚四川便宜措置的印象。不过，考虑到文书传递对信息沟通的影响，研究者似不应将张浚的“便宜行事”完全归咎于其主观上的师心自专。首先，四川与临安之间漫长的文书传递时间，令张浚处置紧急政务时不得不便宜专决。其次，文书传递的时差影响了张浚对朝廷动向的体察和把握：他只能根据自身所了解的“慢半拍”的朝廷动向撰写奏劄。等到奏劄传递到朝中，其所论较之朝政实际可能已经慢了整整“一拍”。最后，四川当地“士大夫及流寓侍从官”，或因以张浚注拟不公，或因不喜张浚主战生事，先后致书朝廷及朱胜非、吕颐浩等朝中大员，进一步强化了张浚刚愎自专的形象。川陕与临安之间信息沟通的困难，则提高了朝廷核实相关举报信息的门槛。要之，只有充分考虑四川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的迟滞，才能对张浚宣抚川陕自专形象的形成进行分析：哪些“便宜”的做法缘于张浚师心自专的性格？哪些是张浚缘于外部情势的权宜腾挪？又有哪些是沟通不畅所造成的“误解”？考订张浚佚文系年，对于推动南宋政治史研究及张浚人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张浚奏劄包含南宋初年军政史的重要信息，完备的编年将大大降低调用此类信息以证成史事的门槛。此处分享一则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我曾关注到孝宗初年发生在沿淮地区的一场叛乱。乾道四年（1168），身处淮北的“豪杰”侍旺领兵叛金，并与南宋朝廷联络“称结约山东十二州豪杰起义，以复中原”。在检讨相关史事时，我十分怀疑此次叛乱与魏胜相关，实为隆兴宋金交战时期北人南渡的余波。具体来说，沿淮地区流民将领魏胜在绍兴末年领兵占领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等地，打出了“山东魏胜”的旗号，架起一条由金朝山东地区向南宋境内输送忠义军民的通道。如辛弃疾击杀张安世南渡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条通道上。随着时局的变化，魏胜在隆兴二年（1164）撤戍南渡，渡淮的通道即告断绝。此时应还有一批魏胜“余党”遗留在淮北金境。而侍旺恰好与魏胜活跃于同一地域，同对联络南宋朝廷持积极态度，起义的口号也比较相似。不过，我虽有怀疑侍旺是魏胜同侪，却总未找到一条能够证成二人关系的史料。直到检读《永乐大典》时，发现其中收录的张浚所撰《论虏情及备御事宜状》，提到隆兴中海州有“魏胜、仁旺诸军带甲七千余人”。此处的“仁旺”正是“侍旺”！我随即根据此条材料，将上述关于侍旺叛乱来源的推断写入文中（《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史学月刊》2022年第6期）。我为何迟迟未能找到此条材料？原因之一，就是《永乐大典》中张浚佚文零散而缺少编年。倘我在考虑上述问题时已有此书在手，则必定会细读张浚在绍兴、隆兴之际所上奏劄，则不必劳心费力翻检《永乐大典》即可注意此文。由此可见考订张浚佚文系年对于证成南宋史事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订张浚佚文系年，还是辨明南宋政治家张浚言行出处的根据。如学界一般认为，隆兴北伐主要来自张浚的力推。而当读者在审读本书卷一三、卷一四所录奏劄之后，很可能产生出另一种印象。张浚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冬所上《奏恢复事宜疏》强调：“不可冒昧一战，以幸其成。所图宜为万全，左牵右制，徐为之应。”在隆兴元年三月所上《论和战利害疏》中，张浚一面提倡主张“战守之说”（应当注意到“战守”与“主战”的参差），一面强调“一新内治”是保证战守成功的根本。隆兴北伐失败后，他立即上章自劾，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内治未先立，而从事于外”，认为今后应“先内后外，以图恢复”（《奏乞致仕疏》）。此后又称：“今如若能保守江淮，已为尽善。”（《再乞幸建康奏》，作于隆兴二年初）。将上述章奏按时间顺序排列，不难看出张浚在隆兴初年主张的基调并非一意求战，而是主张守御为先、徐图自治。那么，隆兴北伐的决策，到底是不是张浚一意推动的结果？张浚的对外政策主张，能否以“主战”一语概括？其实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最后，文集也是揣摩历史人物“时代心声”的关钥。如缪钺先生所言：“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无能为役者。”（《全宋文序言》）。作为北宋徽宗朝党禁的亲历者，张浚见识到“自崇、观以来，士风浸坏，学儒为业者往往背道而营私。故进说于人君者，或怀朋党之私，或快宿昔之忿。”（《论谨近臣进退将帅用舍疏》）面对这种时势，张浚提出：“当熙、丰之前，天下未尝闻某年人才、某时政事也。……人才随时，各立门户，非为国家计也。”（《论时政七弊奏》）他反对君主据人言褒贬判别君子、小人：“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论君子小人之辨疏》）甚至在《中兴备览》中专辟《论朋友》一节，批评“卖友欺友而得宠于君上”的做法。这些议论既不是某项史事的实录，也不能归为张浚的某种政治主张，而很能体现张浚所处时代及身处时代之中的张浚的“心声”。
以上是关于本书贡献和价值的介绍。虽然本书的辑校和系年已十分精审，但在体例、校勘等方面或有可商之处。就体例而言，本书《前言》称“依照宋人文集通行的文体类别编排顺序”排列文章，却将张浚所拟诏书、檄文置于奏劄之后，似乎不妥。又本书在辑出缺少篇名的佚文时据文意拟定篇名，却未将此种篇名与原本保存在《永乐大典》等文献的佚文篇名明确区分，或致读者误将整理者拟制的篇名作原始材料引用。至于本书校勘的微瑕。如第87页《乞支降钱物添置鼎州车船奏》提到：“知州程昌禹早下车船”。此处“程昌禹”应为知鼎州“程昌寓”。最后，我想以本书所收《陈氏族谱序》为例，谈谈文集辑佚的收文标准问题。本书认为《陈氏族谱序》一文是张浚于隆兴二年夏秋间为陈康伯之族谱所撰序文，该文辑自《陈文正公文集》。《陈文正公文集》名曰文集，实脱胎于族谱。其中材料真伪掺杂：如卷三所录《御劄》颇为近真，而《皇上谢敕令修编家谱表》则显谬。《陈氏族谱序》开头径称陈康伯为“左司丞相”，未见宋人如此称呼“左丞相”。且此篇仅言及陈氏源流与陈谱编辑之法，较少谈及张浚与陈康伯私交关系，不大符合宋人作序的常例。综合来看，此篇很可能是陈氏后人编谱时附丽而作。至于此篇是后人据张浚原文改撰、还是据张浚原题拟作、抑或完全向壁虚造，则需进一步考察。这样一篇有伪作嫌疑的佚文，是否仍应辑出并收入文集？我的意见是不妨收入。首先，精确的甄别应当建立在广泛搜罗遗文的基础上。对于形成过程较为复杂的族谱，其中所含材料往往真伪掺杂，且整理者很难在真、伪之间确定一个明确的收文标准。出于审慎，整理者不妨先将可疑的文字尽数收录，注明疑问所在。即使有后出转精的辩伪，或也不必苛责前人。更何况，即使是“伪作”也体现着某一层面的历史真象。比如陈康伯后人在编辑族谱时收入张浚所作《族谱序》，显然是将张浚当作了陈康伯同时代的重要“正面”人物。但是，高宗朝末年时人可能未必给予张浚完全正面的评价（特别是考虑到富平之败及隆兴北伐的失败）。实际上，张浚的正面形象是在孝宗朝以降才逐渐建立的。在此过程中，朱熹乾道三年所撰《张浚行状》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后期形成的一些评议本朝史的“俗书”，如《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龟鉴》等均对张浚大加赞赏，淡化其在富平之败、隆兴北伐失败中指挥失当的责任，甚至一些文字直接沿用了朱熹所撰《张浚行状》的说法。张浚正面形象的最终建立，实与南宋后期理学及朱熹著作日益受到尊崇密切相关。陈康伯后人编辑家谱时收入张浚佚文的做法，应当放在上述脉络下思考。由此看来，《陈氏族谱序》无论是真是伪，不妨碍其作为研究张浚“身后名”、解释张浚何以呈现“正面”历史形象的重要史料。（本文原载《图书馆报》2023年11月24日06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胡斌）
南宋政治、军事史重要史料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前期著名政治家、学者。他一生经历五朝，官至宰相，三度掌领南宋军政，并亲身参与过南宋前期几乎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作为主战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张浚在政治、军事上的作为深刻影响着南宋王朝的国势。 张浚的学术著作、诗文集、奏议集至明末清初大多已佚。清代以来，学者做了很多辑佚工作，但在考订、系年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此次整理张浚集，从百余种史料中辑得张浚诗文近五百篇，依照宋人文集通行的文体类别排列顺序，厘为二十四卷。同类文字之编排，以撰作时间先后为序，并在案语中考证撰作年月及张浚官职等信息。本次辑校工作，力争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到全面而准确，以期为学术界更全面、深刻地研究张浚和南宋前期历史提供助力。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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