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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整训，是我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进行时间最长的一次 思想、组织、作风和军事上的整训。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我们长 时间处于敌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上，作战规模大、投入兵力多，战 况激烈，因此歼敌数量也最多。 但由于连续作战，没有时间进行 系统的思想、组织和作风整顿，少数干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 残余作风有所抬头，骄傲自满、享乐思想有所滋长，违犯纪律、 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部队中新成分多，大批解放战士补充部 队，旧的思想作风也没有得到改造，在军队内外部关系方面，都出现了不少问题，严重影响着这支人民军队的建设。 为迅速改变这一状况，首先是抓好政治整训。华野前委一面 组织部队进行以“三查三整”为主的新式整军运动，结合部队实 际情况，开展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 一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在领导干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3月17日，前委扩大会议开始。其间，接陈毅、饶漱石电示 会议名称改为兵团党委扩大会议。经过几天来的讨论，大家认 为，部队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中日益增长的军阀主义倾向。 在兵团党委成员对照检查的基础上，我们转入纵队党委扩大会议。各纵队以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为中心，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 策和贯彻人民军队建军方针原则方面的情况，汲取经验教训，提 出改进办法。兵团党委听取纵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汇报，分析、研究了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情况，进行会议总结。 4月初，就在会议进行之际，陈毅、饶漱石、康生等从中央 来到濮阳。陈毅司令员给我们作了赴中央及陕北等地沿途见闻的 报告，介绍西北野战军和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作 战、建军经验，要求我们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 陈司令员重点 传达了1947年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他说，因路上耽搁，没赶 上开会，但会议文件都看了，还听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毛主席 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指出中国人 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毛主席还进 一步阐明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我党的政 治、经济、军事纲领，总结了我军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 原则”。 陈毅司令员还讲，毛主席对他说，1948年再搞一年，可 以有把握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到来的。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了。 听了传达，我们都很振奋，对整个形势任务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 陈司令员肯定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以检讨军阀主义倾向为主 要内容是正确的，兵团党委带头检查执行党的政策和严格遵守军 队纪律方面的问题，的确很有必要。 他在总结讲话中，运用毛主 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基本理论，针对华野部队存在的问题，重申了 加强党委和部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特别 是对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民主问题，讲得尤 为深刻。 他从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同 级关系)等方面列举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社会根源，剖析了我军沾染此种毛病的原因，尖锐地指出：军阀主义倾向同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根木对立的，反对军阀主义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艰 苦的任务。 他还联系华野部队的历史，检讨自己对军阀主义倾向 批评斗争不力，应负的领导责任，并诚恳、坦率地对与会的纵队以上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 陈毅司令员的这个报告，对我启发教育很大，使我对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主要是： 必须解决好对“党委领导”这一根本制度的认识问题。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处理好党委制和首长负责 制两者关系的首要前提。在党委制和首长制的相互关系上，党委 领导第一，首长负责制第二，不能因强调健全党委领导而轻视首 长职权，也不能因首长负责制而削弱党委领导，不能因需要首长决断而否定发扬民主，也不能以发扬民主而妨碍指挥作战所必要的个人决断。 要摆正政治军事的位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军 事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如果把军事只看成是单纯地打仗，那 就不能真正理解军事的意义。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战争是流血的 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党的工 作，必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军事指挥员要以自己的模范作 用，来号召大家尊重政治机关，保证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政治 工作人员也须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和保证作用，以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 ——深人开展军事民主，才能更好地发挥各级指战员的聪明 才智，在作战中高敌一筹，这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显著 标志。要把军事民主与集中指挥很好地统一起来，作为上级，既 要严格地督战，也要多给下级以具体、适时的指导，并注意多倾听下级的意见，以完善自己的决心和指挥。 ——作战方法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应注意把握其不同特点。 不但能打运动战，打野战，打山地战，也能打村落攻坚和城市攻坚战，不但能打进攻战，也能打运动防御战乃至阵地防御战。为 适应今后打大仗的需要， 一定要勇敢加技术，努力攀登战术技术的新高峰，不断提高进行大兵团会战的能力。 要注意解决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的矛盾问题。前方部队 要尽量减轻后方人民的负担，后方则应尽力满足前方作战的需 要。 从当时部队情况讲，存在着一个“小公家”观点，这与“大 公家”观点即全局观念是有矛盾的，发展下去，就会出大问题。 为了保证经济平等和实行经济公开，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的思想， 一定要做到一切缴获要归公，作为“大公家”的财政收入，坚决 反对贪污浪费、弄虚作假，认真解决好部队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问题。 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部队开始了以适应江南水网地区作战 需要为主的军事训练。为了搞好这次军事整训，我起草了《四周 军事教育休整指示》,经粟司令员审阅后下发部队。《指示》要求 部队在“三查三整”工作大体结束后，继以一个月时间开展军事 大练兵，战士苦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 干部学会山地、河川水网和城市战斗的组织指挥。 为配合部队训练，我们还组织司令部陆续翻印、编写了军事教育参考材料。 根据渡江南进任务的需要，我们建立健全了司令部各业务部 门的工作制度，合并、压缩重叠机构，使首脑机关更加精干、灵 便，以提高工作效率。为保证部队长途转战的需要，我与兵团财 经委员会主任骆耕漠、供给部部长郭金林、卫生部部长李振湘、 军械部部长李仲麟等，反复研究了如何实施运输、卫勤、弹药保 障，以及经费、供给标准等问题。并决定，对南下司、政、供、卫机关人员进行专业训练。 同时，我们还派出由野司侦察科和各部组成的渡江侦察分队，先期潜入长江北岸，区分侦察地段，了解当地民情、水情及船只情况。 整训期间，中央军委从邻近解放区为我们调集了大批地方干 部和民工，印制了“东南流通券”,并准备了银元。晋冀鲁豫中 央局也指示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赵健民，负责保障 我们1兵团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工作。 一切都已秘密而迅速地准备停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渡江。 在濮阳，粟司令员一面督促各部队加紧完成南渡长江的各项 准备， 一面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问题，形成 了对尔后战争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战略构想。 他深入研究了 中原战场的敌我情况，尤其是1948年春中原战局的发展情况，审慎地权衡挺进江南这一战略行动的利弊得失后，认为中央军委决以3个主力纵队南渡长江，直插敌军的深远后方，实行“第二次战略跃进”,固然是一着大胆有力的妙棋，但在执行中，还存在着很大困难和不利条件，主要是最终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不易 统一。 因为调动中原的敌人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力量分散了，敌 军在中原地区将更加肆虐，因此不如把南下的3个纵队暂留中 原，协同刘邓、陈谢及陈(士榘)唐(亮)等部，下决心集中力 量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打几个大仗，更多地歼灭敌人，这样在战略全局上更为有利。 那些天，粟可令员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我去汇报、请示工 作，就看见他手拿中央军委的电报，默默沉思，有时则站在地图 前比来划去，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突然发问，征询我们的 意见。 有两三个晚上，粟司令员叫我去专门研究南渡行动。他说， 部队要长途转战，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最主要的有以 下几点： 一是这么多部队渡江，如一个晚上过不完，第二天就可 能遭敌机和军舰的袭击，部队会有一定的损失。 二是长距离转 战，部队伤亡就要增大。因此，沿途要建立一些游击根据地，以安置伤病员， 一个地区， 一般要留下一个团加以掩护。这样，部队到达东南地区后，估计将减员四五万人。 三是部队进入新区 后，没有可靠的后方保障，将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1934年 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有过这样的教训。 四是东南地区多为水网稻田 地，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估计蒋介石不会将中原地区重装备 的主力兵团，如第5、18军等部调往江南，因此对减轻中原地区我军的压力，效果不会太明显。 他还认为，如果以我们这支部队长距离转战的伤亡代价，直接放置 于中原战场，则可能消灭中原敌军的几个整编师，通过若 干次这样的歼灭战，就一定能改变该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 整个形势。 在中原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在于，我军选 择敌一两个师为歼击目标，由于敌在陇海、平汉铁路线上的几个 兵团快速驰援，往往使我处于被夹击的不利地位。所以，我们只 有更大程度地集中兵力，以重兵阻援，并集中其余主力迅速歼击 数路敌机动兵团中的一路，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而中原地区， 经过洛阳等战役，情况已有新的改善，与晋冀鲁豫地区的后方交通已经建立，具备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 对粟司令员的谋划与构想，我非常钦佩，也十分赞成。因此， 在他问我可不可以向军委和毛主席提建议时，我表示积极支持。 栗司令员对我说，因我们对全局情况的了解不够，贸然提出不同 意见，可能会影响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我表示，为了更好地把 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区当面的实际结合起来，应当提出建议，供军委决策参考。 通过对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的学习，粟裕司令员对整个形势 的了解更加透彻，对数月来反复构思的“腹案”,也更有信心，他 便同陈毅等交换了意见。 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北上路过濮阳，我们请他作了关于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报告。先念 同志介绍了平原地区的部队进入山区创建新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强调了部队进入新区、长途转战、无后方支持必须注意的问题。 陈、粟首长就渡江南进问题与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他也认为，先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然后再行南渡比较有利。 大家都支持粟司令员的战略构想与周密分析，至于用什么方式向军委、毛主席建议，我们几个人也议论过。开始，想联名发 电，后又觉得这样做，似有向军委施压之嫌，还是不联名为好。 因此，议定以粟司令员个人名义签发电报，正式向中央军委建议：第1兵团3个纵队暂缓渡江，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雨季和夏收前在中原地区 (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 另外，在敌近后方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在敌人深远后方 派出多路坚强的游击队。并认为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游击队)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的发展。 为慎重起见，这个建议电报，4月17日先发给了刘邓，18日 才正式向中央发出。 电报发出后，我看出粟裕司令员仍然有些担心，因为中央军 委已经决定了3个纵队渡江的重大战略计划，而他却提出相反的意见与建议，后果会如何呢?我也焦急地等候着中央的复电。 3天后，复电到了，毛主席要陈毅、粟裕同赴中央开会进一 步商定行动。 4月26日晚，陈毅为濮阳会议作了总结之后，便 与粟裕一同启程，赶赴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由叶飞在濮阳主持工作。 在陈、粟首长赴中央期间，我们召开了关于加强参谋工作的 会议，研究了部队攻防演习的组织问题。每天除了紧张地工作， 心里仍惦着粟裕司令员到中央后的处境，我还将连日来的敌情变化情况，两次综合电告他，以供参考。 这一段，我的身体情况很差，病了几次，有几天还咯了血。我常提醒自己， 一定得坚持住。几天来的担忧，终于有了结果。 5月4日，陈、粟首长电告：“行动计划有变。”我高兴极了。这 个消息，说明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当晚，叶飞、刘先胜、钟期光和我开会，研究如何按照新的战略构想进行部署的问题。 次日，陈、粟首长又明确电示：中央军委经审慎研究，决定 原行动暂缓。要我们力争在4到8个月内，歼敌5~6个旅至11~ 12个旅，完成渡江准备后再行南进。 我军当前的任务已改为先集 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开辟渡江通道。叶飞、刘先胜、钟期光和 我立即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传达这一精神。并根据今后作战的 需要，决定着重抓好打子母堡和城市攻坚战术的训练。 据此，我 与各纵队参谋长研究了具体办法，并在濮阳城内进行了城市攻坚 战斗演习，演练攻城战斗中的接敌运动、突破口的选择、炮火准 备、突破前沿与纵深战斗等科目。同时，我还布置参谋处及供给、卫生、军械等部门，迅速展开新的准备工作。 5月12日晚，陈毅、粟裕陪同朱德总可令抵达孙王庄。这是 朱总司令第一次来华野部队视察，我们既感到非常荣幸，又觉得 此次作战行动非同一般。粟可令员高兴的样子，也是我们少见 的。听说他到城南庄后，中央召开会议，书记处的5位书记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出席了，当面听取粟裕的意见，最后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 这一极为重要的建议，为尔后的战争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 的，使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我 们的渡江行动已不再是一个兵团部队的无后方战略跃进，而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胜利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 通过在华野1兵团司令部的工作，特别是围绕渡江决策的酝 酿与建议过程，我感到和纵队工作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这里 能直接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促使自己更加深入地领会 上级意图，积极地提出建议，创造性地去实现战略目标。在这一重大战略计划调整的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处处从实际出发，充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民主作风，使我深受教育，终生 难忘。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民主决策，我党我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晚，朱总司令告诉我们：中央军委已正式确定我兵团暂不渡江，“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的番号停止使用，仍称华野第1兵 团；并明确我们下一步作战，以求歼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5军(又 称邱清泉兵团)为主要目标。 他还说，在打这个硬仗、大仗之前， 先来看看同志们，准备在濮阳停留个把星期。朱总司令的话简短 朴实，极有份量，我们听了都很受感动，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 朱总司令在我兵团的一个星期里，先后听取了纵队主要领导和兵团机关部门领导的汇报：接见了纵队团以上干部和连队战斗骨干的代表，给予亲切勉励。他还同团以上干部逐个谈话，各送 一本马列主义的著作，并签了名。 朱总司令和我谈话时，给我许多鼓励。他说，参谋部是军队的首脑部门，参谋长要有学问、有才能的大来担任。要坚持真 理，秉公直言，敢于提建议。 在司令员的“阴影”里做好 工作，是一门艺术，千头万 绪的事，都要由这个“枢纽” 来协调、组织。有成绩、打 胜仗时，要往司令员的后边 靠；出了问题、遇到挫折时， 参谋长就要往前走。 朱总司 令也送了我一本书，是列宁 夫大克鲁普斯卡娅所著《向 列宁学习工作方法》。他在封面题写了：“你们要学习列宁。” 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朱总司令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对付 敌整编第5、18军等国民党主力部队，要采用“钓大鱼”的办法。 就是说，要“引敌”而寻机打，“疲敌”而后歼之。 总司令说，打 弱敌与打强敌不同，打小仗与打大仗不同，对什么敌人打什么 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部队出击到外线，条件改变了， 夺取城市的作战增多了，部队一定要学会攻坚战、阵地战。 攻坚 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准备，要有计划，部队要有一套攻坚的 战斗组织；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时间，把阻援与攻城、打援与夺 城的关系处理好； 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东西，即炸药、炮弹、手榴弹要充足。 会后，他还同我们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案。 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我们在前段整训的基础上，结合将要 执行的新任务，掀起了大练兵运动。部队的练兵热情非常高涨， 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互教互学运动深入开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大家积极求战，大有“灭此朝食”之概。 为进一步发展中原和华东战局，5月下旬，中央军委、毛主 席电示我们：结束整训，渡河南下，会同在黄河以南由陈士榘、唐亮指挥的华野第3、8纵队，求歼敌整编第5军。 为配合我军南渡，华野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分别在津浦路 济南至徐州段和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在平汉路南段，中原野战 军主力并指挥华野10纵牵制敌整编第18军(亦称胡琏兵团)及张轸集团，进行战略策应。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决定以刘邓大军、陈谢集团组 成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为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中原地区党政军 的领导，调陈毅、邓子恢同志任中原局第二、第三书记，并分别 兼任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他们就 要离开华东到中原工作了，我同两位老首长在濮阳依依分手。中 央军委和毛主席还决定：陈毅司令员在华野的职务由粟裕代理。 此后，华野的工作就由粟总主持。另外，刘先胜副参谋长调苏北军区工作，由我接任华野副参谋长。陈士榘参谋长与唐亮同志一起 ，仍指挥华野第3兵团(3、8、10纵)作战。 离开濮阳之前，华野还组成了以孙仲德为司令员、谭启龙为 政委的先遣纵队，准备在参加歼灭敌整编第5军的作战后，即渡 淮河进入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并先期渡过长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我主力部队渡江创造条件。 5月31日至6月1日，我华野第1兵团由粟裕代司令员率领， 从范县以南渡过黄河，进至鲁西南之定陶、城武(今成武)地区， 拉开了豫东战役的序幕。  朱总司令(前排中)在濮阳接见华野1兵团干部的合影，前排右一为陈 毅，右三为粟裕，站在总司令身后的是我 编者查注： 为什么要进行濮阳整训？ 张震也谈到了一点，就是华野部队之中，解放战士补充较多的情况。 张震认为，这种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军的建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破坏纪律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与群众的关系。 不单单是张震发现了华野存在的诸多问题，陈毅、粟裕等华野首长也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当初，华野七月分兵后，一连吃了几个大亏，南麻临朐战役失利，出击外线的一纵、四纵从鲁南转战鲁西南，因为被敌人围追堵截，自身约束不力，以至于出现了败坏军纪的情况。 陈老总后来还专门提到这一时期的一纵、四纵（一纵叶飞、四纵陶勇）： “某些村子群众骂有的部队是'三子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抢房子、打枣子、抓鸡子）。” 一纵叶飞部，过去就是出身于粟裕的新四军第一师，因为连战连捷，部队一些老兵一贯都很骄纵，自诩“天下第一师”。到抗美援朝时期，20军跟着九兵团入朝，不少老兵还都持此观点。 长津湖战役期间，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到27军坐镇，路上被20军的汽车兵挡住去路，陶勇下车客气的请老兵让开一条路让他们过去，不料老兵怎么说也不肯让。 陶勇气得问老兵： “你是哪个部队的？” 老兵答： “我们是天下第一师的。” 老兵骄横的回答，气得陶勇差点大耳刮子扇上去，费了老大劲才按住火气： “我还是天下第一师的师长呢！” 一纵当年有个比较轰动的事儿，叫王胜事件。 当年一纵进驻华丰时，当地有个日军仓库，仓库里的物资很丰富，都是部队急需的弹药以及医药等物品，叶飞专门派了一个营去管。 不料才开了个会的功夫，叶飞就听到民运部长汇报，看日军仓库的那个营正在从仓库搬东西。 原来，看守仓库的是一纵二旅一个营，王胜得知此事后，不顾纪律就要搬仓库的东西，当时民运部长上去劝，可王胜那会儿正搬的兴起，就没听劝。 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汤光辉主动站出来说去劝，结果王胜也不听，纵队副政委谭启龙也出面去劝，王胜也不给面子。 叶飞气得大怒，亲自出马把王胜给捆了起来，并计划撤了王胜的职务。关键时刻，二旅旅长刘飞听说后，主动到叶飞跟前检讨，并归还物资。叶飞才消了火，改关了王胜一个小时禁闭。 1948年年初，粟裕到城南庄开会，毛主席还问起了这件事。 濮阳整训期间，有人拿这件事情，批评叶飞有军阀主义，叶飞主动检讨，此事才算是过关。 朱老总到了华野司令部后呆了两天，然后就下基层视察了。 尽管此时部队的风气已经有了极大好转，但朱老总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后勤上。 朱老总听取汇报中，发现华野后方滞留人员达五万余人，这部分人中有有新兵、有部队伤愈人员，有暂时留在后方训练的部队，有特种兵部队人员，有伤残战士，有部队家属等等。 回去以后，朱老总把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周总理后来特意安排，时任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华野整顿。 杨立三到了以后，才发现华野后让冗余人员不是五万而是七万余人，比朱老总了解到的情况还要严重。 一个要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部队，后勤上一定是简练的、精干的，也正如杨立三在整顿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完备而有力的后勤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尽管华野在过去几年里打的很不错，特别是在打大歼灭战上，可无形中华野的后勤工作的问题也逐年积累下来。 滞留后方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各个部队的伤员，这些伤员好了以后，没有办法回到原部队（那时前方打仗太频繁，养伤几个月，老部队早就不知道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一部分重伤致残者也滞留在后方，没有及时得到安置，另外还有一些家属成员等等。 华东的条件历来就比各大解放区的条件都要好，因此在弹药以及其他后勤需求上，比其他解放区的要求都要高。起初分兵到中原时，华野的后勤由晋冀鲁豫军区负责的时候，部队的伙食比重就要远超其他各部队，让其他部队生厌。 在濮阳整训之前，华野的这些问题就很重，毛主席也致电陈粟，要求华野作战不要过于依赖后勤。 也难怪，陈老总后来到中央开会，亲眼看到了西野的条件困难，也明白了为什么华野打了那么多胜仗，中央却始终表扬西野，因为他们确实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承担最艰难的任务。 不过，华野这些问题，一时之间难以改善。 豫东战役前，也就是差不多1948年5月底，华野再一次向中央提出了高于标准的弹药基数要求，被中央批评了一顿。 因此后来在打邱清泉兵团时，粟裕临时改变了战术，希图采取牵牛的战术来对付国民党军这样一支精锐兵团，只是邱清泉始终没上钩，才打了开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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