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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堪的相见 世上有些事，以不见为好，即使是无意撞见，也会在心灵深处留下创伤和悔恨。我撞见敬爱的老师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押走，就属于这种情形。那个被押走的“犯人”是我小学的老师，因教我们的时间不长，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段，教语文。段老师算得上魁梧英俊，他大约一米八高，身体结实，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因为常修边幅，只看得见脸廓周围的黑边，没有一点胡茬。我们学校是天原厂的子弟校，学校的老师也是学生家长的同事。段老师同我的父母很熟，大家彼此间十分客气，互相有走动；段老师的儿子和我们也很要好，因他比我大几岁，我叫他段大哥。段老师像学校其他老师一样，工作敬业，待人和蔼。因为小学前几年主要是识字教育，他十分注意学生基础的培养，包括写字的笔画顺序，一点不含糊，不允许有“倒笔画”。课堂上经常听见学生在段老师的带领下，用手比划并大声诵读汉字的笔画顺序：“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横折竖勾……”1956年，国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那年我刚上三年级。看到汉字简化方案，我好高兴，因写繁体字太麻烦了，而且容易写错，我就在家庭作业本上擅自把课本上的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的“党”字，繁体字是“黨”，简化后少了好多笔，我暗暗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但是段老师并不欣赏我的“聪明”，他不客气地给我全打了“×”。我找他理论时，他给我说了一通话，我没全听懂，只记得“学生要严格按照教科书学，对错以教科书为准”。我当时并不服气，但长大了后才知道，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不能只认识简化字，简体、繁体都要认识，才能看懂各种字体的书籍。我真感谢段老师，没有他的提醒和纠正，我后来读古籍的时候岂不成了文盲？从三年级起，语文课增加了作文。我的成绩一直不错，作文也不差，但有一次作文，我的分数比班上一位女同学低。我记得那是一次命题作文，要求写自己的父母。我很不服气，问段老师我写得哪点不好？段老师耐心地把两篇作文一一进行对比，指出我的作文内容比较空泛，缺少感情；那位女同学写她的父母，内容具体，感情真挚，亲切动人。我无话可说，却从此得了教训：文章要细腻感人，一定要用材料说话，要融入自己的感情，空洞无物是不会有好文章的。重庆天原子弟小学1960级学生合影（四排左四为作者）大约是1957年冬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我家住在李家坪，路上会经过一片老厂区宿舍。这是一排排平房，样子老旧，每间朝着同一个方向，门前是一个不大的坝子。这天坝子上站满了人，围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那是段老师的家，以前我常到那里去找段大哥玩。会是什么事呢？我停住了脚步。就在我停下脚步的当儿，我看到一个人被公安人员推出了房门，接着，有人在宣读什么文件，然后给那个人带上了锃亮的手铐。这个过程不长，很快地，那个人被推上了我站着的这条路。“这不是段老师吗？”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几天没见，他衣服零乱，头发杂乱，络腮胡长得很长，憔悴而疲惫，与以往的形象大不相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本来低着头，突然发现了我，在他抬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他的双眼布满血丝，一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他什么也没说，很快低下头，转过身，顺从地跟着公安人员上了路。我挤进人群，想知道点什么，只零零星星地听见“三青团”、“历史反革命”这些我听不懂的词，我猜这就是段老师被拷走的原因。以我当时只会用“好人”“坏人”来区分人的年龄，我知道段老师属于“坏人”的范围。但我却对段老师这样的“坏人”怎么也恨不起来，反而有些心痛，隐隐约约地感到段老师要吃苦头了。也就在这时，我意识到刚才撞见段老师并招呼他是一个愚蠢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段老师愿意这样被自己的学生看见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又以教师为职业，他追求的是为人师表，而他正在蒙受世界上最可怕的羞辱时，却被自己的学生看见了，无异于在流血的心上再插一刀。段老师被捕后，段大哥被强令搬出原来住的宿舍，迁到李家坪139号，这是一个紧靠楼梯的小单间，只能放下一张床。他隔我的家很近，但像变了一个人，不与人说话，也再看不到他笑的样子。不久，他又搬走了，搬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多年后，我从天原子弟校的同学那里得知，段老师被抓后发配到广阳坝农场劳改。“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难忍，偷吃农民的红苕，被抓住活活打死了。一个曾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就这样死在草野中。六十多年过去了，小学的经历大都记忆不清，惟有段老师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胀得通红的脸，在我的脑海中时沉时现。我懊悔同他最后一次的相见，我为自己的无心伤害而责备自己一辈子。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莘如，祖籍浙江宁波，重庆一中老三届高六六级学生，四川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94年，论文《促进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对接》入选中共中央召开、中宣部等六部委主办的全国理论研讨会，同年获四川省和重庆市两级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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