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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呈现出一片安定团结、建设 “四化” 的景象。 我和孩子都坚信，过去 “四人帮” 搞的那一套 “有海外关系就有特嫌” 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与海外亲友通信、往来，再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 孩子的母亲常常来信说很想念她，希望她能去香港玩玩，女儿当然也很思念母亲，希望能去香港一趟，叙叙30年母女阔别之情。 1980年中秋之夜，我和女儿在新住宅的阳台上，看到圆圆的明月，此时此刻，谁不会产生 “每逢佳节倍思亲” 之感呢？ 女儿告诉我，她妈妈又有信来，希望她能去香港看看。我立即主张她写个申请报告试试，她久久地凝视着那团的明月，然后，点点头说：“明天就写申请。”  沈美娟与母亲在珠海留影 当时，我的心又何尝不激动呢？我想，要是我也能去，那该多好啊，30多年没见到在台湾和美国的儿女了！离开我时，他们一个个都还不懂事，如今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 我若能在香港与台湾和美国的儿女见见面，共叙天伦之乐，那……我不愿再想下去，我十分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何必去自找烦恼呢。 女儿思母心切，第二天，就把申请去港探亲的报告写好交给我，我拿着去找文史办公室的领导。他看完之后，望了我一眼，好久没有作声，像在考虑什么。 我想，一定是 “吹了”，女儿又得伤心一番。出乎意料，他竟不疾不徐地问上一句：“你为什么不一同申请去呢？” “我？我能得到批准吗？” “我虽不主管这一工作，但是我认为按照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你也有条件可以申请的。” “那我就试试！”说完，我回到办公室，立刻就把申请报告写好交给了他，他答应，马上给我们转上去。 三个月不到，女儿兴高采烈地拿回了两张 “港澳通行证”，注明 “有效期一年”。她还说，领导上考虑到我需钱用，决定给我预付一笔为数不小的稿费，等我的 《回忆录》 出版后再扣回。 这一切竟是真的吗？我一再问自己。我很清楚，这不只是个别领导对我的照顾，而是党对我的信任。 我和女儿在决定离开北京之前，便都已下了这样一个决心： 党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决不能做出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是，在云南解放前夕，蒋介石和毛人凤要我把全家老幼八口送走，这是不信任我，怕我背叛他们，而把我全家拿去做人质的；今天，党让我把身边唯一的女儿带出去，对我这样信任，我不只是感激，而且感到无比光荣！ 为了买一套合身的西装，我乘车跑遍了北京几家大商店，都没有买到，便只好穿上哔叽中山服，匆匆走了。 这套服装，在大陆无论是参加国宴、上天安门观礼，还是和国外回来旅游的华侨等往来，都很可以对付了。可是，一到香港，我走进九龙尖沙咀一家中等旅馆，就被他们看成是 “土佬” （即乡下佬）。 我这个早在1949年，便把全家迁往香港的老户主，30年后重来，被人看成了 “土佬”，这并不足怪。不仅仅是在服装上，而且在许多生活习惯上，我和他们也已完全不同了。 到香港一开始，就发生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我和女儿一走出出租小汽车，旅店的服务员就立即跑过来给我们开车门、提行李；等住房手续办好之后，他们又把我们的行李分别送到两个房间内。 我仍旧用在北京通常的方式，和这两位服务员握了握手：“辛苦你们了，谢谢！” 如果在北京或祖国别的地方，服务员一般都会很客气地回答一声：“不用谢了，看看你们的行李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听到他们任何一句回答，只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我才灵机一动： 小费！连这一点都忘记了，人家怎么不把我当成 “土佬”！ 我立即从口袋里，掏出几元硬币分给他们，这才看到他们笑容可掬地向我弯一弯腰：“谢谢！” 他们刚一转身，女儿便笑着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吧？您给了他们钱，他们才反过来向您道谢！他们替我们争着拿东西，不是要您一句话，而是要钱！” 可笑的事，并不止这一件，比这更可笑的事还多，不过这是后话，我要谈的，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会亲访友。” 到香港的第二天，女儿一起床，就给她妈妈去电话，妈妈急于要见女儿的心，也和女儿想见妈妈一样迫不及待，一会儿，她就和后夫一道把女儿接走了。 我只听到从女儿房内传出欢乐的笑声，而我不便急着和他们见面，分别30 年了，彼此的心情都不了解，要先通过女儿去试探和转达我的情况，再做决定。 女儿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也到了香港，而只说我送她到广州，先问一下，看她妈妈愿不愿意见我，如果她想见见，我再去香港，否则就回北京。 因为这样安排，有让对方考虑的余地，不会感到突然和措手不及，弄得双方都不好。 女儿被接走后，我就一个人开始去找与我常有联系的亲友，他们一看到我出现在面前，又惊喜，又担心！有的几乎叫了起来： “你怎么能来的？” “堂堂正正得到许可来的，不是偷渡客，用不着替我担心。” 我一边说一边掏出 “港澳通行证”。 “哟！好极了，为期一年。只消住上半年，就可以申请长期居住下去。” “我只是来看看亲友们，不打算作长期居住。” “怎么？你在大陆苦还没有吃够，好不容易能出来，难道还打算回去？” “正因为好不容易才得到这种信任，所以一定得回去！” 凡我遇到的亲友，几乎十有八九是上面这些对话，他们这种盛情，我并不感谢，只是向他们做些说明，不过，彼此的观点很难统一。 但是，有一点是可喜的，即使为类似的一些事争得面红耳赤，结果老朋友还是和过去一样，无话不谈。 由于事前没有考虑周到，不该用真实姓名去填写 “通行证”；要是用我的别号，可能少一些麻烦。 这主要是自己主观上认为：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根本不会有人再注意了。 但我自己也想过一下，在香港，特别是台湾，还有那么多亲朋故旧，我出来，多少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所以，我在旅馆里用了一个英文名字，因那家旅馆住的多半是到香港旅游的外国客人，这样可以省事一些。 可是，没有想到，我从深圳到罗湖，在办理入境签证手续时，被天天在那里找从祖国大陆去香港的人的名单的记者，把名字抄去了。 香港新闻界中，我有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还有私交特别深的老朋友。其中，有的人是解放前夕，从别处被赶到昆明的。他们正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害怕被解放军活捉当俘虏时，知道我在云南能控制飞往各地的飞机票，便来找我帮忙的。 当时，我只要一个电话或一纸便条，通知昆明航空检查组，他们便可以坐上去台湾、香港或缅甸等处的飞机。我对这些朋友，照例除送飞机票一张外，还得附上一点钱作礼物，为的是减少麻烦。 旧社会的新闻记者，是被列入惹不起的“五毒” 之一的 （另外四毒是 “社会贤” 达、“国大代” 表，“青年从” 军、“妇女协” 会，一般只叫前面三个字，谁都会知道指的是什么人了）。 我也是抱着交朋友与不愿惹的心情送走他们，当然，有些与我有过患难生死之交的，就不属于这一情况了。 当年被我送走的新闻界的朋友中，有的已去台湾，有的在香港仍操旧业，有的已死去或在国外。幸好，在香港的为数不多，但他们对我的热情，还是十分使人感动的。 香港新闻界之所以对我的名字并不陌生，还因为自粉碎 “四人帮” 后，我在香港几家报纸上写过一些揭露蒋帮罪行的文章。 去香港前后，我写的 《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文，香港 《新晚报》 将其改名为 《戴笠秘史》，正在逐日连载，《东西方》 月刊也以同样的标题，每月在刊登，《立报》 月刊还刊出了我写的 《保密局内幕》。 所以，我在罗湖办了入境签证手续后，许多人便希望和我见见面，这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不过，有些人的盛情，我不但不领受，而且发生过争执。 例如，有人拟好一些报道我到香港的标题是什么 “虎口余生” 啦、“脱险来港” 啦。我不只是反对使用这类字眼，而且警告他们，如果随便发这种标题的消息，我一定会向法院控告。 因为，我对这一点早就估计到了，也做好了准备，就是：决不能有半点含糊，态度一定要很坚决，不能任他们摆布！ 一些人听到我即将与我的前妻见面，便认为一定会发生一场 “全武行” 的打斗，这肯定是可以轰动一时的好新闻，争着想要抢拍这一镜头和抢发这一消息。 然而，我和我的前妻及其后夫见面时，却大出他们意料，彼此相互谅解，十分亲热。他们便又认为，这是比打斗更为新鲜更能吸引人的消息。 当时，我一再说明，今后都要做人，特别是还要在香港蹲下去，绝对不能报道这一经过。即使他们认为这是罕见的事，也不能在报上登出来。 我知道，一件事经他们一渲染就会走样，对方如何做人，他们是不管的。其实，也不过是一段 “第二次握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不信，请看就是这样简单： 三天过去了，女儿打电话给我：“妈妈和叔叔 （我的孩子都这样称呼继父）都希望同你见见面。” 不难想象，女儿是从中做了一番说服工作的，我过去的凶狠残暴，我的前妻比别人更清楚，她不仅仅是做过我十多年的妻子，更是受过我那一套训练的学生，有很多顾虑也是很自然的。 当他们夫妇出现在我住的旅馆房门口时，我赶紧走上前去，紧紧地一手握住一人的手，把他们拉了进来。女儿把房门关上后，我轻声对前妻说： “我很抱歉！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使你吃苦了！我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们都是由你们抚养成人，今天，我是特地来香港向你们道谢的！” 她听后，也许是感到有点儿意外：“你既能原谅我，那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好吧！” “不！不是做朋友，我们两家原是一家，你是我的妹妹，你 （指她的后夫） 是我的弟弟，你们今后都叫我三哥吧！” “三哥这次远道而来，我们应当对三哥敬奉一点……” 没有等他说完，我便插上一句： “我这么远来，绝不是为钱而来，只是看看你们和孩子。” 第二次握手，就是这几句话，以后，便是相互往来如一家人。我们一道出去游公园，上馆子，“弟弟” 特地新买了一部照相机，为我们拍了不少的照片。 就这样，我们亲如家人一样过了20多天。我几次去他们家时，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看待。他们认为，至少应送点东西给我做纪念，如果这也拒绝，那就太不近情理而太做作了。 礼尚往来，我便用比他们更加贵重的礼品还送了他们。她只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给我争了面子！” 我一时体会不出她这话的意思，过后我想，可能，是有一句不用说出的下文：“瞧瞧我过去的丈夫！”  在香港探亲期间，沈醉与前妻、沈美娟以及在美国经商的女儿合影 在美国经商的女儿，也经台湾赶来香港，这是我过去最喜欢的一个女儿，我以前的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都写上一句英文 “我亲爱的熊熊”。 离开我的时候，她还梳着两条小羊尾巴辫子，她经台湾赶来的那天，我正忙着应酬，她只好在她妈妈那里等我。 当我在傍晚赶去见她时，她妈妈听到门铃声，把木门打开后，隔着铁栅门看到是我，一面开门一面叫：“熊儿，你爸爸来了！” 这个30年不见的女儿，竟是全副美式打扮，手上还夹着半支未吸完的香烟，她从客厅沙发上跳起来，一路大声叫着：“爸爸，爸爸！” 飞快来到我的面前，两只手一齐出动来抓（不是握） 我的手。 刚一接触，我就 “哎哟” 一声，她急忙把手收回，她妈妈把我的手举起一看，我的左手大拇指给她的美国香烟烫起了一个小泡。 她妈妈正在埋怨她，我便高兴地笑着说：“这是我过去最喜爱的孩子给我的见面礼！” 说得她笑得前仰后合，话都说不出来，其余的人也都跟着大笑了一阵。然后，我们才开始言归正传，略叙别后之情。 由于谈话忘记了时间，我一看那块 “江西老表”，快11点了。女儿立刻认出了我用的表，还是她小时候曾经抢着戴过的自动游泳表ROLEX （北京人叫劳力士），她便笑我为什么带了30年还不换一块？ 我说，这只表是跟我同过患难的，舍不得换，我这次把它带出来，还想说明一个问题：我这只表，不仅当年买的时候是很名贵的，现在在北京也是名贵的。 从它身上，还可以证实一个问题：解放军不搜腰包，共产党不没收个人财产，即使是战犯或犯人的贵重东西，也是归自己。这只表是过去你们都认识的，所以，戴出来让你们看看。 它在国内是为人称赞和羡慕的名贵物品，我还能保留下来，这可以说明多少问题！所以，我不想换，这不是我没有钱，我住一天旅馆的钱，在香港就可以买到一只相当不错的表了！ 女儿总还是女儿，她是走南闯北惯了的，生怕我一个人太晚回去发生意外（其实香港是夜生活世界，半夜两三点舞厅还是热热闹闹的），便自告奋勇护送我回去。 我前妻的后夫也争着要送，小女儿也要送，她都不同意，理由是他们送过我，她刚来，这次得归她送，并说有话要和我谈。这样，别人就没有话可说，让她一个人送我。 一走出来，她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您和妈妈、叔叔之间，真是没有一点芥蒂了吗？” “已经达到相互尊敬，相见以诚，由冤家对头变成亲如一家了！” “真是这样？” “你以后就可以看出来了，事实会让你相信，让你放心的。” “感谢上帝！这样一来，我们做儿女的也就感到太高兴了！” 这件事，不仅我的儿女们有过怀疑，连在香港的亲友和回北京后遇到的亲友，都是开始有点不相信，过后，又对我称赞，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 我总是告诉他们：这第二次握手，我是没有经验的。我虽然坐牢都坐过两次，奇怪的事也见得不少，可是，这样的事我连听也没听过。亲友中也没有有过这样的经验的，我无处可请教。 而能有此圆满结果，主要是他们两人气量大，而且都有诚意，这样才能配合得好。三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不愿意，就不可能有今天。 他们占了2/3，我只占1/3，如果我邀请他们，即使女儿从中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但他们一想到我的过去，要没有很大的决心和诚意，是不会来见我的。  栗燕萍与台湾的三女儿、四女儿合影 特别是我新结识的那个 “弟弟”，他如果不同意，那一切就吹了。虽然，他现在是经营商业，但旧军人那种爽朗痛快的脾气还是存在，而生意人的市侩气味，在他身上却找不出来，所以，彼此能开诚相见。 女儿所怀疑的事，终于由许多具体的事实，而使得她完全相信： 不是当面笑脸相迎，背地里怨气冲天、咬牙切齿。 我的前妻也仿佛没有发生过她改嫁、我另娶这样的事，还是和从前一样，当着两个女儿和她的后夫，常常一面笑，一面似骂非骂地数着说，过去我哪件事不听她的话，哪件事又是当面答应她，转背不照她的话去做，她不喜欢的人，我还是往来…… 数着数着，一句话说漏了嘴：“你是个天生怕老婆的命！” 好像她过去不是我的老婆似的，我还和过去一样，洗耳恭听。 这句话给她的后夫听到了，立刻走到我面前：“我这可怜的三哥呀！你真是徒有虚名，你不但是甲寅年生的属虎，而且，你过去搞的那一套，也是使人谈虎色变，她是乙未年生的属羊，只有羊怕老虎，今天，我才知道也有老虎怕羊的怪事！” 他这一席话，引得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连我都感意外的，是20多天中，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每次吃饭，我总是挑点清淡的东西吃，而且吃得少，因为，我对那些山珍海味已不感兴趣了。 我的前妻每次总是挑些好吃的给我送过来，我立刻暗示她，不能这样做，依她的个性，是不考虑这些的，而我担心的是坐在她身边的后夫不高兴，便躲闪着不让她给我夹菜。 相反，他却诚恳地说：“三哥爱吃什么，我不知道，敬的菜不合三哥口味，反而不好。她是知道三哥的喜爱的，就请她替我来敬吧！” 其实，我这些年已习惯吃些清淡的东西，广东菜馆连吃一碗粥都得放一些鱼片、鸡片、肉丸……我一看就不想吃，所以，我感到生活上很不习惯。 还有，只要是有我在场，我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妈妈，都用满口的家乡土话和我谈话，我那个 “弟弟” 是浙江人，我总是用浙江口音和他聊几句。 她们都不让我讲外省话，他不但没有半点不愉快，而且，学着我们讲几句湖南话。所以，到我快回来时，我的美国籍女儿才认为我与她妈妈和叔叔之间，确已无半点隔阂。 她高兴地告诉我：“妈妈背了20年的包袱，叔叔担了多年的心，现在，这疙瘩都解开了，我们做儿女的真感到高兴。过去，我们几个姊弟在一起时，有一个心愿，既希望还有妈妈，也希望还有爸爸，现在，能两家变成一家，我们又都既有妈妈，又有爸爸和叔叔了！我们是多么快乐啊！” 我说：“这应当感谢你妈妈和叔叔，是他们成全了这一好事，我也一样地感谢他们。” 女儿沉思良久，似乎感慨万千，一语双关地说：“小时离开您，30年前的印象，爸爸的身材是高高大大的； 这次再见到您，虽然我从离开您时只有您一半多一点高，今天已长得和您一样高了，但您的形象，却比我想象的更高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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