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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备战工作的研究与认识越来越客观和深入，但也还有一些问题尚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本文欲以翁文灏为中心，对南京政府抗战前的经济备战工作略作考察，希望有补于抗战史研究。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翁文灏为中心，是因为翁文灏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的主要负责官员之一；另外，从一个人物的角度切入研究，使视点比较集中，或可免于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的偏颇。翁文灏（1889－1971），字詠霓，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民国初年自欧洲留学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等职，率领中国地质学家取得了“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担任过国际地质学大会副主席，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从1932年南京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时，即以秘书长身份介入工作，并从1934年起任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国营工矿事业（主要是国防工业）建设，直至1938年出任行政院经济部长，自始至终参与了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核心工作，且在组织领导方面贡献颇多，影响重大。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是：从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到1938年初经济部成立－―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此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资源委员会时期。当然，由于角度选择的局限，本文所述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主要考察的是工矿业建设，不包括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内容，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经济备战中的政策，二是实际实施的情况与客观效果。 一 （一） 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 有人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是从1935年开始的。[1]本文认为，至迟在1932年11月成立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之时，就已经标志南京政府开始着手抗战准备工作了。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于1932年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冬，又于蒋介石任参谋总长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下，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2]该会由蒋本人亲兼委员长，翁文灏以地质调查所所长身份受邀出任秘书长，时任蒋介石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则以副秘书长名义，在南京主持具体工作。蒋介石在给国民政府备案呈文中称：“值兹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画，从事建设。”[3] 当时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职掌为：“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4]除行政院各部会负责人均为当然委员外，该会另聘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学者专家40余人为委员，分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七个小组，由该会提供经费，从事国防调查与设计工作。受聘担任该会委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丁文江、曾昭抡、陶孟和、刘大钧、钱昌祚、杨振声、蒋梦麟、王世杰、胡适、蒋廷黻、何廉、沈宗瀚、张其昀等，以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顾振、张嘉璈、徐新六、吴鼎昌、吴蕴初、范旭东等，均为当时国内一流学者和实业家。此外，历史学家傅斯年等学者，虽未接受委员聘任，但也积极参与了该会的工作。[5]该会还在秘书厅内设专员室，由翁文灏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联系并聘任了更多的技术专家为专门委员，从事与国防有关的具体研究工作。如，据翁文灏致钱昌照函称：“北平有若干物理学家与化学家，颇热心于国防研究。例如王守竞，现做枪弹速率的试验。清华高宗熙，现作烟幕弹的研究；叶企孙、吴正之[6]近拟议……在河南兴办一研究兵工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彼等皆甚愿与设计委员会合作，或可选聘一二人为专门委员。”[7]翁文灏在另一致钱昌照函中称：“平津专门委员为数不少，弟拟分组请客，藉可具体商谈。明日请化学家及燃料专家。”[8] 准备抗战，成为当时朝野合作的基础。南京政府也正是利用了对日抗战这个议题，方能够吸引如翁文灏这样国际知名科学家，以及其他如此众多学者专家参与政府主持的工作，甚至出任政府职务。“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9]这也是这些学者专家可能与南京政府合作的唯一议题。翁文灏承认：“中日本来应该相互亲善，则事至今日，只有坚决的抵抗，方能取得发言的地位。”[10]甚至也正是由此开始，以北平为核心的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逐渐改变了对南京政府的批判态度，转而提出实行新式独裁，以尽快组织国内力量，迅速发展经济的主张。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为了准备对日抗战的目的而成立的，其全部工作也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翁文灏为该会出了四大工作目标：一，外交及国际调查，二，国防科学的研究；三，拟订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四，策划临时应变措施。要求平时即须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资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注意列强在中国之政治及经济利益如何，中国对之有何法可以表示亲善或抵制侵略。还要研究各国党派政策之异同。他认为：“日本各党派外交政策稳定激烈大不相同，而政局变化方在酝酿”，尤其要详加考察，并尽量联络对华友好态度的人士。国防科学研究，要注意搜集国外有关国防新发明的情报，引导国内学术机关从事国防研究，对现在尚未着手的国防科学问题研究，要采取补助和提倡的方法。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在一二年内制订一个全面经济建设计划。他还提出，着重于军事、原料和交通三个方面，加强策划临时应变措施。[11]1934年9月，该会组织条例修正，秘书处由原来国防事业之调查、国防事业之统计，扩充增加了国防事业之计画、国防事业之研究。同时于原有的调查处、统计处之外，又相应地增设计画部。[12] 至1934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之前，国防设计委员会7个小组从事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内容，并且都形成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 军事组研究了有关国防统计的分类和资料搜集方法，设计了64种调查表格，分别函请有关主管机关填报。设计委员会认为，一旦中国遭到敌国大规模进攻，依我们的作战方略，“所需军队每方面多者10万，少者三五万”，加上援应补充之数总共应为50万。根据这个原则，军事组在1934年5月前，先后与其他机关合作，拟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 国际关系组的具体工作有对各国在华文化经济事业进行切实调查，以明了各国在华的利益，作为制订外交政策的依据。研究欧洲各国关系，分析欧洲形势，提出中国应对方针，撰写了《欧洲国际关系报告》。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整理边疆地理历史人文经济资料。最主要是搜集有关日本国内情报，分析研究日本外交动态及侵略意图，分别派人秘密赴日本及我国东北地区实地调查，撰写报告。 教育与文化组主要力量用于研究各国青年训练方法，并约请有关专家编写了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等中小学教科书，从事“国防建设之知识的、体力的及精神的基础”的国民教育工作。其中杨振声、朱自清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丁文江、翁文灏主持编地理教科书，张荫林编历史教科书。 经济与财政组工作主要有：由陶孟和主持，进行财政制度与状况的调查，与中央研究院研究改进田赋和税收问题；从海关等部门调查中国国际贸易情况；研究粮食供求平衡办法，各种必需物资的代替、补充、购买，以及对国防必需品限制外流、奖励进口的方法等；派人赴欧洲考察各国货币制度，参与研究中国币制改革。 原料与制造组，一是在翁文灏、丁文江具体主持下由地质调查所进行中国矿产资源及其战时如何开发利用的调查和设计；二是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主持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145个重要工业县市雇工30人以上、使用动力的2435个工厂进行调查统计，编制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矿产资源调查的重点是关涉国家战略资源的金属矿、煤矿、石油矿。如四川、青海的金矿；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福建的铁矿，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铜矿，湖南、广西之铅锌矿，湖南、江西钨锑锰，云南锡及钨锑，浙江矾土等。煤矿的调查一是沿铁路、长江已开发的矿，详细调查生产运销，以为战时燃料统制准备，二是内陆发展重工业需要新开或扩充的矿，如江西萍乡、高坑、天河及湖南潭家山。液体燃料、石油方面，有陕北、四川的调查及钻探，国内石油供需情形调查。地质调查所的烟煤低温蒸馏试验。此外，有水力调查：黄河壶口水力、甘肃黄河水力，长江上游水力，浙东、四川水力；西北矿产调查。有《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发电计划》等报告和计划。 运输与交通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进行调查，并拟定了战时运输和电讯计划，编订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等多项调查报告和战时计划。 土地与粮食组对长江6省农政、地政进行了调查，还有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总人口的测算、户籍行政调查、军人体格研究等。有《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报告。 此外，该会还进行了西北地区和专门人才两个专题调查。翁文灏特别重视建设人才工作，提出“建设事业之基础，最重要者为资源与人才，而人才尤为推进一切事业之动力”，“欲动员人力，首须为现有技术人才之调查”。国防设计委员会在秘书厅调查处下组织了全国专门人才调查组，编制印发了《全国专门人才调查表》，对在全国各级各政府机关、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及工矿企业中，担任技术及管理职务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理工科毕业生人员进行了全面广泛的问卷调查，共收回调查表约八万份。根据调查材料，统计分析了专门人才数量与质量，是否学用对口，人尽其才，初步掌握了全国专门人才的分布及使用情况。他们还定期印发动态调查表，与被调查者保持经常联系，掌握最新动态。在对调查材料分类整理，列出详细统计分析图表后，印发了《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第1号（矿冶卷）、第2号（机械卷），提交有关部门参考，以为战时人才总动员之用。报告中有专门人才的姓名、学历、经历、目前任职情况、联系办法。后又将其中部分内容作《中国工程人名录》，由商务印书馆于抗战中公开出版。 1933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还与国民政府经济主管机关全国经济委员会，对日抵抗立了双方合作办法大纲，规定：“全国经济委员会各种建设计划与国防有关者，随时送交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参考。国防设计委员会之工作，以调查、统计、设计为主，兼及较为小规模之试验事业。其与重要经济建设有关之设计或意见，随时提送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供参考。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建设计划之审查，或专门事业之研究调查，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人才及设备所能担任者，约商诸国防设计委员会代为办理。两会所有关于建设事业之各种参考资料，彼此互相交换。各种合作进行方法，商承两会主管长官办理。两会秘书厅负责人员每月应定期讨论。”[13] 从现存已知的档案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工作是以抗战准备为唯一中心，并未介入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内战。虽然此时期工作领域较广泛，经济备战仍为核心内容。 （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时期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编并之时，将参谋本部所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的资源司合并，易名为资源委员会，改属军事委员会。其工作中心也由国防调查与设计，改为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事业。内部机构也发生变化，除保留调查处、统计处外，计画部改为设计处，增设矿室（主任为北洋大学矿冶系主任朱玉仑）、冶金室（主任为著名冶金专家叶渚沛）。但该会主持人员并未更动，委员长仍由蒋介石亲兼，实际负责的正副秘书长也还由翁文灏、钱昌照继续担任。由此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的近两年半内，资源委员会以工矿业建设为核心，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这时期内资源委员会及翁文灏的主要工作有： 1． 德易货贸易与特矿品统制。 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翁文灏即对未来开展实际国防经济建设工作有所布置，主张调查研究工作要从未来发生对外战争的实际出发。他提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在于“有一个整个计划，平衡进行，彼此皆有产销、供求及运输等连带关系”，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要汇集政府各机关已往所作的“各种建设计画(尤其是实业、铁道、交通各部的)及其计画的技术的根据……详加研究”，争取在一二年内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他特别强调：要调查一旦有“国际军事”，中国所需军工原料，例如，硝矿、钢铁等等，“究竟现在需要若干，用何方法供给?照现在所计划的，应需若干，品质如何?”并设法调查中国企业生产能力；还要搜集学术研究机构已做的，与建设计划有关的各种调查研究材料，例如各种矿产报告等等，使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成为一个资料中心。[14] 1936年，在广泛调查基础上，资源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力量，研究制订了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按照翁文灏他们的计划，该会的任务是“在湘、鄂、赣区域内，建立特为重要之基本工矿事业”。[15]他们之所以不是选择在经济基础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陆建立发展新的工业中心，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其根本原因就是预备中日一旦爆发战争这里将成为后方工业基地。资源委员会计划五年内由政府投资2.7亿余元，建设包括钢铁厂、煤矿、电冶等12项，30余个大型厂矿。这些厂矿分为：一冶金，钢、铁、铜、钨、铅锌；二燃料，煤、石油、酒精；三化学，氮气、无水酒精；四机械，机器、飞机发动机、工具；五电器，电工器材、无线电机械制造等具体项目。目标是5年后钢、铁、铜等类产品可以满足全国一半以上的需求，而铅、锌、铝、汽油、硫酸亚、碱、飞机发动机、工具机、电工器材等产品可满足全部国内需要。该计划是建立在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将失去华北煤矿和东南地区铁矿的假想之上的，因此资委会对湖南、湖北、江西煤矿的勘探工作特别用力。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即因亲赴湖南调查煤矿途中，于1936年初因煤气中毒身亡。 按照翁文灏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计划，对中国特产而世界急需的钨、锑、锡等与军事工业直接相关的特种矿产品，实行中央政府统制――统购统销，对外贸易，以解决军火及工业建设中设备进口所需外汇资金问题。这些战略矿产品的需求，一向被认为是世界强国军事准备的晴雨表。翁文灏对中国南方锡、钨、锑、钼等金属矿产之成因和分布特点，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早在20年代就提出过关于华南内生金属矿床之带状分布理论。[16]而且他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对这些稀有金属在战争时期的军用价值早有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曾于1917年著《战时矿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一文，全面分析大战对欧洲各国“各矿供求之大势”的影响，以及中国矿业在世界经济中之位置，对于各国之需要可能的供给等等。[17]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翁文灏对此尤为重视，先后派员考察湘、赣两省锑、钨产销情形，提出了《统制全国钨矿方案》和《钨锑统制实施纲要》。他认为，这些矿产存在着乱开滥采现象，而且由于技术水平低，造成资源浪费，生产成本过高，缺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外贸易的价格被在华洋行操纵，国内企业利润极低，建议由中央政府实施特矿统制，以免特矿产业的崩溃和国家财源的流失。 1935年6月，蒋介石指定由翁文灏负责具体主持与德国政府的秘密代表克兰(Klein)接洽实行中德交换货物办法，并由资源委员会负责特矿统制工作，[18]用易货形式，从德国进口军事装备和创办基本工业所需的机械设备。1936年2月，翁文灏所派资委会委员顾振、吴蕴初、王守竞等赴德，正式与德方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规定德国向中方提供1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用于中方在德购买军火及机械设备，而中方以生丝、猪鬃、钨、锑等农矿品偿付。中方应向德国提供的货物中，农产品由中央信托局办理，矿产品由资委会负责。为此，1936年初资源委员会先后在湖南和江西设立了锑矿、钨矿统制机构，并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布了统制办法，垄断了锑、钨的国内外贸易。 2．重工业两年半的建设 在德国1亿金马克的贷款中，资源委员会获得了约10%的份额，用于购买从事国防重工业建设的机械设备。同时，南京政府又在1936财政年度（1936年7月-1937年6月）预算中，又向资委会拨款1000万元。[19] 资金解决之后，资源委员会又先后与德、美、瑞士等国签订了一系列技术合作及设备进口合同，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力量，按照《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筹办兴建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建设一个年产钨铁2000吨的钨铁厂；分别在湘潭和马鞍山建设钢铁厂，年产30万吨；开发湖南宁乡、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开发水口山和贵县的铅锌矿，年产5000吨；开发湖南高坑、天河、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和四川巴县、达县石油，年产2500万加仑；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亚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硝酸；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 其中较大者有：1936年5月设立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翁文灏本人亲兼主任委员，选定在湖南湘潭下摄司建设一个有250吨高炉2座，60吨平炉4座，年产钢锭10－15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由德国克虏伯公司提供全部技术与设备。中央机器厂，从德国、美国进口技术和设备，原计划制造飞机发动机，因受到航空委员会阻力，改以制造电机、机床与纺织机械等。中央电工器材厂，从英、法等国进口设备，制造电缆、电话及无线通讯设备。 由于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资源委员会的种种经济备战活动被迫中断，其中一部分夭折，大部分则将设备内迁昆明等地，在抗战期间继续建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政府于1937年8月初实行战时体制，设立了由6个部组成的战时大本营。翁文灏被认命为负责国防工业的第三部部长兼军委会工矿调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规定，工矿产品主要市场在国内者，由该会负责调整。调整的方式主要是，“协助所有国营厂矿资本不足运用或新设国营厂矿资本尚待筹措者，对原有或新设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管理之”。 由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经济的特殊性，新式工业当时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及东部重要铁路沿线城市，内陆各省交通梗塞，封建性的小农经济占着绝对优势，缺乏新式工业所必需的各种经济条件，现代化工业极少。据统计，“战前后方较具规模之民营厂家，在四川仅有电力厂一，水泥厂二，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江西有机器厂一。后方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20]而且产量在全国也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全面战争爆发后，为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基础，支撑持久抗战，国民政府不得不协助和组织沿海重要民营厂矿内迁。先是由上海开始，资源委员会主持，会同财政、军政、实业三部组成“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工矿内迁。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后，由该会设“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向内迁民营企业发放迁移补助费，组织运输力量和沿途免验免税等，全面负责战区厂矿的内迁，开始了全国性的工业内迁运动。 翁文灏等本欲按战前设计，在汉口至宜昌间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因此初期内迁工厂大都以上述两地为目的地。不料战事的进展证明，南京政府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1938年6月武汉告急，由上海等地内迁及原在武汉等地的厂矿，及资源委员会在湘、鄂等地规划新建的工厂，均被迫再度西迁。一部分向南，迁往湘西、湘南及云、贵。一部分向北，赴陕西。一部分向西入川。武汉失守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内迁基本完成。以后因战局的变化，局部也有小的零星内迁。据经济部统计，至1940年底，经官方协助内迁的厂矿有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182人。[21]内迁的地点以四川为最多，其次是湖南、陕西及广西等。 1938年初，国民党又决定放弃大本营的组织形式，仍以军事委员会为军事首脑机构，同时对政府行政部门重新组合。经济机构也进行了大的调整，在原行政院实业部基础上设经济部，将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部分、原军委会第三部等并入；军委会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军委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也归经济部直辖。翁文灏担任部长的经济部，成为国民政府一切工商、农林、水利事务的总辖机关。国民政府的经济也由战前的准备和战初的紧急应对，转入战时的建设时期。 二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间，确实开展了一定的对日备战工作。这些工作虽然规模有限，但在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初期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开展的调查设计工作，是对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工业基础首次全面的调查摸底，为以后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该会进行的人才的调查工作，在七七抗战爆发后政府各部门动员专门技术人才为抗战服务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显现较大效能”。资委会在战争初期与教育部协同成立军事工程团，在上海、宁波、杭州、武汉、重庆等地区设立分团，即依此资料，动员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参加沪宁等地区的战时服务及战地后勤工作。 另外，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许多调查报告和提出的计划，都在七七事变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设立的燃料管理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就是按照战前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中所提出的预案实施的。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所建设的龙溪河水力发电站，也是按照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四川水力发电计划》实施建设的。 （二）资源委员会主办的特矿贸易，为国家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据军政部长何应钦1936年12月23日致翁文灏信中通报，信用借款合同内中国向德订购之各项军火，“已运华之械弹计有二公分高射炮12门，三公分七战车60门，三公分七高射机关炮6门，七九重机枪弹500万粒，七九钢心弹2300万粒，三七平射炮弹14万2千颗，二公分高射炮弹36000颗，探照灯9架，听音机6架，钢盔95000顶”。[22]日军在抗战之初“三个月灭亡中国”战略计划的受挫，除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勇于牺牲的精神力量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战前准备，包括进口的这些武器装备作用的显现。 （三）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七七事变前的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给他们提供了为维护民族独立贡献力量的机会，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希望能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翁文灏主持下，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邀请、吸收了一大批国内各领域的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他们发挥各自所长，提供了机会和渠道。如前文所提出及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等。甚至傅斯年还向翁文灏“举荐一位极悉蒙藏事情的老先生，诚恐他的老经验从此失传”。翁文灏也“请其介绍一谈，或可请其编成若干专书”。[23]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出钱补助地质调查所、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等科学机构从事相关调查研究工作，资助了14所高等院校开展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24] 按中央钢铁厂建设计划，资源委员会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赴德国工厂实习先进的技术。这些人抗战时分布到后方各工厂中，成为技术骨干。而且许多人以后也成为新中国的技术专家。 （四）由资源委员会主持的厂矿内迁运动，不仅对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内陆工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最重要的是对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支撑抗战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沿海企业设备和技术力量内迁后，在后方新建或扩充原有厂矿，或者生产在后方原先无法制造的设备、产品，或者扩充生产能力，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为保障基本供应，支撑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也必须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前的经济备战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所产生的作用也很有限。 首先是这种备战的规模很有限。由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他们投入到抗战准备工作中的精力和物质力量都非常有限。蒋介石给翁文灏的几次重要指示，都是其在南昌及四川“剿”共前线之际，主要注意力根本不在对日备战。 其次是南京政府的政权性质也决定了各派势力互相争权，为私利而不顾大局，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备战的顺利进行。如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的原来建设计划中，有与美国公司合作制造飞机发动机内容，最初也得到了航空委员会的同意，并派王守竞赴美国洽谈。“王刚到美国，航委会就反悔了，实际上是宋美龄不让搞。那时她身边有意大利和英国的顾问，不愿意让中国自己制造飞机，宋听了他们的话”。[25]再如，对德易货贸易事，蒋介石最初交由孔祥熙办理，虽与德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但却不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而以个人私利为前提，久拖不办。翁文灏受蒋介石命接办以后，孔则处处消极拖延，“如实行则愿从中取利也”。[26]以至连蒋介石也“辞极严厉”地“痛骂孔不顾国体”。[27] 再次，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其目光限于政府力量，在经济备战中对民营企业采取了轻视甚至是忽视的态度。如，虽然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较早就开始抗战的设计与准备工作，但对工业内迁，特别是民营企业内迁并无计划。民营企业的内迁是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在爱国民营企业家的要求下被动开始的。虽然开始以后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力量，也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时间仓促，使得内迁企业地域极有限，主要以上海为主，北方企业极少；由于事先缺乏预案，动议内迁之时全面战争已经爆发，故尔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应该予以客观的介绍和评价。但是，由于其本身政权性质和基本国策的局限，这种备战工作及其作用的客观效果又是非常有限的，不应盲目地夸大，以偏盖全。（作者，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袁素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及局限性》，《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2] 该会并不公开，对外仅以其所在地南京三元巷二号自名“三元巷二号”。 [3]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第16页，台湾“国史馆”编印，1984年。 [4] 《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上书第18页。 [5] 见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 [6] 吴有训，字正之。 [7]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 [8]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4月27日），同上。 [9] 胡适：《＜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 [10]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3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 [11]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2年12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 [12]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第22－25页，台湾“国史馆”编印，1984年。 [13] 《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合作办法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4卷。 [14]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18733卷。 [15] 翁文灏：《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 [16] 黄汲清：《翁文灏选集序言》，《翁文灏选集》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5页。 [17] 该文未公开发表，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张国淦档”内 [18] 《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近代史资料》总8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9] 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19日。 [20]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0页。 [21]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88页。又据具体负责内迁工作的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报告，内迁工厂总数为452个，物资约12万余吨，其中矿业单位6个，冶金1个，机械工业181个，电器工业25，化学工业60，纺织工业103个，饮食工业21个，教育用品37个，其他工业18个。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22] 《中德秘密外交档案》，广西大学出版社， [23]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 [24]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38－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25]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1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26] 翁文灏日记1936年8月11日。 [27] 翁文灏日记1936年8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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