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伏艺术人生（193）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1935年秋的一天，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位中国年轻人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画册一共六册，共收录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

年轻人十分惊奇，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在国外引起了轰动、在中国却不被人知。他心中感到一种震撼，冥冥之中、他的命运就此改写并和敦煌艺术宝库连在了一起。

这个年轻人是个画家，叫常书鸿。常书鸿，满族，满姓为“伊尔根觉罗”，别名廷芳、鸿，河北省头田佐人，1904年4月6日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祖父名少峰，是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武散官名，正五品，在骑都尉下、恩骑尉上，散官即有官名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事）。

常书鸿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1962年2月徐迟曾以其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祁连山下》，由此他广为世人所知、并被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常书鸿当年去法国留学，是以到轮船上做伙房勤杂工的方式到达巴黎的。在巴黎，他度过了一段半天打工、半天到画室学画的留学生活。此间，他先后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并因作品一再获奖被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3年，常书鸿一家在巴黎
1936年，常书鸿离开法国，返回战乱的祖国。1943年，他又几经转折抵达敦煌莫高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始了对莫高窟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以当时敦煌的艰苦条件，很多人认为去敦煌从事艺术研究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可是，常书鸿真的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总感觉有些空洞，只有将心境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下，细节的魔力才会慢慢浮现。
“到敦煌去！到敦煌去！”这是出征号角，也是铮铮誓言，即使在交通条件十分便利的今天，这份执着也令人感动。1942年，常书鸿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为西行敦煌筹集经费，徐悲鸿为展览作序，盛赞常书鸿是“艺坛之雄”。
选择敦煌，是一种历史机遇，这是常书鸿的精神信仰，他相信那里有他梦想的中国艺术。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到了。见到千佛洞、莫高窟的一瞬间。他从骆驼上一跃而下，像个孩子一样奔跑过去，激动得腿一软倒在了地上，眼泪夺眶而出，这一幕像极了回家。

常书鸿速写《修缮大佛殿》
初入敦煌时，常书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一个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死在这里也值！”
由于之前的破败，在敦煌有着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一场家庭变故让他措手不及。由于不顾家和生活的艰苦，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离他而去。敦煌，意味着瑰丽、神秘，抑或是浪漫、悠远，当然，若要享受这一切，首先必须能够忍受静寂、孤独。
“我们在盛夏烈日或严冬风雪中，为了往返城郊，穿越四十里不生寸草的流沙戈壁，一个人在沙漠单调的声息与牲口的足迹中默默计算行程远近的时候……”“这里既然是一个四十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隔绝，日久就会精神上有异常孤寂之感！”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夜深人静时，常书鸿在纸上所流淌出的内心波澜。

1936年，常书鸿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和工作环境，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此后，他一直挂念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早日能实现梦想。一直到了1942年，在于右任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迫于舆论压力、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但是却拨不出多少经费。

1954 年，常书鸿在莫高窟峭壁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一九八二年八月常书鸿、李承仙、儿子常嘉煌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鼓励下，常书鸿选择了办展卖画来自筹经费。1943年初，他们一行4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来到荒凉的敦煌。初到敦煌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非常激动。但又很快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困苦。

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夜间照明点的是木头剜成的油灯，室内滴水成冰，周围都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不辞而别。常书鸿发现后，骑马去追，途中因精疲力竭摔下马来，幸被玉门油矿的人救了一命。等他回到敦煌时，又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但是，为了避免敦煌失去保护、重遭被盗劫的厄运，他还是决定继续留下来。

常书鸿为保护民族珍宝而付出的辛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逐渐为外界所知，各界民众和社会进步人士纷纷对他表示支持，许多人看到展出的临摹作品后还送来了捐款。当时，还有人称：国民党政府如果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那么就由民间学术机关接管。

就这样，1945年春天、当国民政府教育部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常书鸿的工作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下去。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成为他生活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李承仙祖籍江西省临川，1924年10月27日出生于上海霞飞路宝康里。

1948年，常书鸿到南京、上海举办展览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国民党让他把展品送往台湾，他就设法将展品隐藏了起来。直到解放。1949年夏秋，在敦煌一片混乱时，他还组织了保卫小组，使石窟免受洗劫。当解放军开进当地时，他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了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宝库获得新生。

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和子女们。左起：常嘉蓉、常嘉煌、常嘉皋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一直担任到1982年才改任名誉所长。文革中，常书鸿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常先生的儿子常嘉煌曾回忆说：有一次、父亲趁造反派不在时对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吗？敦煌就是天堂和地狱。”

常书鸿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敦煌文物所接受了一个叫高尔泰的右派劳改犯。高尔泰回忆说，在一次常书鸿被批斗后，他去看望常先生，还给先生写了一首诗。先生给他回了个信，伤痛里夹着幽默，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说他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高回信说，被敌人打击不可怕，被自己人打击才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打击者，把那使众生不饱的力量，当作自己人呢？他还说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伏维先生三思。

当时，常书鸿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多年来，他和同事们搜寻文物遗迹，临摹敦煌的壁画，为洞窟编号……对敦煌艺术进行了系统且细致地研究与保护。

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努力把敦煌艺术介绍给全世界。他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晚年仍“言必称敦煌”

晚年，常书鸿仍对敦煌念念不忘。去世后，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对面。

作家叶文玲曾提到一件往事。她在37年前与常书鸿初次相遇，当得知叶文玲是作家后，常书鸿似乎马上来了兴致：“你是作家啊？那你有没有去过敦煌？”

她说还没有机会去。“那你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敦煌！”常书鸿干脆利落地说道，依然保持着“言必称敦煌”的谈话风格。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2003年8月28日，李承仙在同一家医院离开人世。两个人为我国的敦煌，付出后了毕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