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入侵日本史略众所周知，元朝曾两次入侵日本，遭遇“神风”无功而返。但是，两次战争的具体经过如何？“神风”真的有那么神吗？这里来简单梳理梳理。主要资料来自《元史》和《新元史》。浅析和观点出自一家之言。
第一次使者往来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春正月，元朝派黑的为使臣，以高丽官员宋君婓、金赞等为向导，出使日本。但黑的“至高麗巨濟縣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 当年八月，元朝再次派黑的出使，并命高丽王王禃协助。高丽王王禃不得已，派高丽官员潘阜带着忽必烈的国书，以及高丽王的一封信，去了日本。 潘阜到日本，在太宰府滞留了五个月，没人回复他，只好回到高丽。
太宰府：位于今日本福冈市，日本战国时的筑前国（上图贴近最左侧了）。与朝鲜半岛隔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相望。海峡中间又有对马岛等岛屿作为跳板。太宰府担负着接待中朝使节以及开展贸易的使命。 此时日本是龟山天皇文永五年，处于镰仓幕府时期。幕府大将军是惟康亲王，执政者则是北条时宗。北条时宗没有答复蒙古国书，反而加强了警戒。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九月，黑的、殷弘等带着国书，由高丽人为向导，再次出使日本。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春三月，黑的等人到了对马岛，被岛民拒之门外。黑的一怒之下，抓了两名对马岛居民（塔次郎、弥四郎）回国复命了。 忽必烈让高丽把二人送回了日本，并以之为媒介再次递交国书。 这一次，日本京都朝廷答复了国书，措辞非常强硬；但镰仓幕府却还是决定不回信。因此，元朝还是没有收到答复。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忽必烈改命赵良弼为“国信使”，带国书出使日本。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高丽向导徐称吉带着赵良弼来到了日本筑前国的今津。当地官吏把他们关在木屋里严加看守。 第二天，筑后国掌管藤原给资带兵前来，向赵良弼索要国书。赵良弼坚决要求见到天皇或者大将军才能递交国书。 往复交涉几次后，赵良弼递交了一份国书抄本。日本仍然没有正式答复，并把赵良弼等人送回了对马岛。
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内容如下
高能来了。 赵良弼觉得这样回去没法复命，日本太宰府官员也担心这样处理会开启战端。两边一拍即合，搞出来一个骚操作： 太宰府派了弥四郎等十二人“伪称使介”——也就是假冒日本国家使节——和赵良弼的副官张铎回到大都，面见忽必烈。 张铎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上次被高丽骗了，以为元朝要来进攻，所以没招待使者。这次日本招待了元朝使节，但是京城太远，所以先派了这么几个人回来复命。 忽必烈和大臣们一商量，觉得这是日本“惧我加兵，故发此辈侦吾辈强弱”，没有会见这几个“日本使者”。 另一边，赵良弼在对马岛上捱了近两年。等到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他又去了一趟太宰府。 不出所料，日本人再次给他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赵良弼只好回国，于这年六月回到了大都。 回国后，忽必烈“问其始末”，赵良弼巧舌如簧，不仅把自己吹了一通，还把自己和太宰府串通一气欺君罔上的事圆了过去：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到了太宰府，以对元朝不恭敬的罪名指责对方，并传达了礼尚往来的好意。太宰府官员羞愧的表示臣服，请求我出示国书。我说：“必须要见到你们的国王，才能递交国书”。在递交国书这件事上来回拉锯了好久，他们甚至用武力威胁我，我始终没有把国书交给太宰府官员，只向他们出示了副本。之后，他们又声称日本幕府大将军率兵十万人来索要国书，我说：“没见到国王的话，我宁可被砍头也不能把国书交给你”。日本知道我不可能屈服，就派了十二名使臣前来觐见。 忽必烈居然信了，夸他是“卿可謂不辱君命矣”。 最后，忽必烈问对日本用兵的方略，赵良弼表示反对出兵。除了劳民伤财、劳师远征之类的理由外，赵良弼可能还担心万一打了过去，跟太宰府、幕府一对质，自己此行的真相就要暴露无遗了。 从至元四年到至元十年，六年间多次使者往来，外交努力几乎毫无成果。最后忽必烈开始问用兵方略，就说明他已经准备开战了。
第一次入侵日本过程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日本龟山天皇传位给后宇多天皇。 不知道是得到了消息还是纯属巧合，这年三月，忽必烈正式调兵遣将，计划由忻都（也译作忽敦）、洪茶邱等人率兵一万六千余人，于七月出发进攻日本。 计划是七月，实际到至正十一年八月，元帅忻都、右副元帅洪茶邱、左副元帅刘复亨才抵达高丽。 与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等人汇合后，忻都率领大约三万兵马（关于元军兵力，各方说法不一，不过总数都在三万左右），于十月初三日由朝鲜合浦（今釜山西部）出发，入侵日本。
第一次入侵路线图 两天后，即十月初五日，元军抵达对马岛，随即展开攻势。 日本守将宗助国一方面派兵应战，一方面派翻译官上船询问发兵原由。忻都等人没有答复，直接登陆作战，击败日军，杀了宗助国。 休整数日后，元军于十月十四日继续进攻一岐岛，抢滩登陆成功，第二天攻下城池，杀死日本守将代平景隆。 至此，忻都等人连下三岛（对马岛分两个岛），并于十六日、十七日劫掠松浦半岛，“肆行杀戮，获妇女，以索贯手心，系于船侧”。 日本方面，连丢三岛，国内大震，立即征兵十万两千人赴援。 十月二十日早，元军在百道原、博多、箱崎一线分道登陆。大战之后，元军打败日军。随后，元军向今津进发，先后击败菊池康成、少贰觉惠、大阪赖康等部队。 但是，元军左副元帅刘复亨被少贰觉惠的儿子少贰景资射落马下，身负重伤。这天一直战斗到傍晚，元军才回到船上休整。
少贰景资像，出自《蒙古袭来绘词》，蒙古和日本的两次战争中，他都是前线将领。 当晚，元军将领之间出现了分歧。 高丽人金方庆、洪茶邱等人建议明天继续决战；元帅忻都考虑师老兵疲、箭矢用尽、后继无援等困难，计划班师回朝；左副元帅刘复亨更是因为伤势较重，先行率部撤退了。 与此同时，“天有不测风云”，当晚风雨大作，元军船只撞崖触礁损失惨重。于是元军趁夜退兵，中途可能做了休整，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回到高丽合浦。 由此，元朝第一次入侵日本，以元军自行撤退告终。元军损失一万三千五百多人，但大部分是死于撤军当夜的暴风雨。有资料说日本方面记载的日军战绩为“杀敌三十九人、俘虏三十七人”。 元军突然撤退，日本方面可谓喜出望外。《八幡愚童训》记载了当时日本人转危为安之后的兴奋情绪：“二十一日早上，博多湾的海面上不见一艘蒙古军船只，已经全部撤退。……众人原本还在整晚叹气是否败局已定，对蒙古军为何撤退甚是费解。众人面对这一情形全都喜极而泣。”
蒙古来袭绘词 浅析总体来看，这一次元军的问题并非打不过日本，也和所谓“神风”关系不大。个人认为，直接原因是元军没有长期战争的准备，而是认为可以速战速决。 由于没有做长期准备，元军在攻下对马岛、一岐岛后，丝毫没有建立军事基地的打算，而是立即开始了烧杀掳掠。博多登陆后，很快就用光了箭矢，却没看到任何后勤补给的计划。高级将领受伤后，也没有看到任何转运或收治的安排。 没有做长期准备的原因，很可能是元军过于轻敌，认为可以速战速决、轻松战胜日本。因此，即使明知是劳师远征、孤悬海外，元军也没有后续安排，似乎就准备一把“梭哈”。 也正是因为过于轻敌，才会如此轻易地就被意料之外的抵抗和援军吓倒，匆匆忙忙决定退兵。 如果继续深究，没有长期准备、过于轻敌的原因，一方面是元朝此时的战争重心在南宋，而非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元朝对日本的实际情况、对自己可能遭遇的抵抗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些就属于个人猜测了。 除准备不足外，统军将领思想也不统一。 高丽人金方庆决心很大，认为应该留下决战。高丽紧邻日本，多半也常受“倭寇”骚扰，希望战斗到底的决心不难理解。 主帅蒙古人忻都则认为师老兵疲，“不若班师”。我怀疑他的心态就是打一场游牧民族的“劫掠式战争”，所以打不赢就想跑，也很正常。 负伤的副统帅刘复亨甚至抢在别人先头，急急忙忙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了。马革裹尸虽是美谈，但刘复亨作为汉军世侯之后，自有世袭的富贵，无需战场上建功。自然，还是小命更要紧。 最后的因素就是当晚的暴风雨。它给元军造成的伤亡远大于日本军队。 我原本认为，如果有长期打算，上面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 如果元军有长期作战计划——例如在对马岛、博多等地建立军事基地；保障与高丽合浦之间的补给线路，安排好补给、援兵以及伤员转运等工作——情况很可能完全不同。 这样，进可以继续向筑前、九州推进——这里的福冈平原也比较适合蒙古的骑兵展开。退可以进行休整补给，或者诱敌深入，在对马滩头以防守反击的方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日本人援军再多，也多不过元朝的援军吧。 同时，高丽舰船从朝鲜合浦出发，不到两天就对马岛，可以提供后勤补给和援军支持。 即使再遇上暴风雨或台风，仍可以在岛内基地保存力量——这种风雨下，日军想要进攻也是难上加难。 然而，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的经历，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二次使者往来忻都等人铩羽而归的三、四个月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二月，忽必烈派出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等人，以及高丽人徐赞，率领三十余人再次出使日本。 四月，杜世忠等人来到长门室津，随后仍被送往太宰府。八月，太宰府将他们护送到镰仓幕府所在地，即今天的镰仓市。 九月，镰仓幕府时任执政官北条时宗将元朝使臣全部斩首。 四年以后，即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六月，南宋降将范文虎、夏贵等人派周福、乐忠以及日本僧人灵果、陈光等人出使日本，结果刚到博多就被日本人全部斩首。 虽然这批使臣受范文虎、夏贵等人派遣，但这种国家之间的使节往来肯定有官方背景。大概率是范文虎、夏贵等人推荐，忽必烈批准成行的。 “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为了留下和平的退路。即使是千年以前的匈奴，也只是囚禁了张骞和苏武，没有二话不说统统斩首。既然斩杀使节，那就没有和平可言了。 至元十七年（公元1276年）二月，日本斩杀元朝使臣的事情传到了忽必烈耳中。 这一年八月，元朝准备再次发兵，入侵日本。
第二次入侵日本经过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时，已经攻灭了南宋。忽必烈收编了大量南宋降军、水军，因而组织起了两路大军，“分进合击”进攻日本。 一路为东路军，仍以忻都、洪茶邱等为帅，带领四万人从高丽合浦出发，进攻对马岛、一岐岛。 另一路为江南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为帅，带领十万人从江南（浙江丽水、舟山等地）出发，与东路军会师一岐岛。 此外，还安排了阿剌罕（不久病逝，由阿塔海、高丽国王王䞐分任接管）为“留后”，以备支援。
第二次入侵总体路线图 东路军的战斗至元十八年（公元1277年）五月初四日，东路军主帅忻都、洪茶邱，以及高丽将领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人，率领四万将士、九百艘战舰，再次从高丽合浦出发。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大军先后抵达对马岛、一岐岛，展开了登岛作战。岛上数万日军似乎抵抗得非常顽强，元军花了很长时间才攻占这两座岛屿。直到六月六日，元军才组织进一步的攻势，兵锋直指博多湾。 这一次的博多湾之战，元军打得更加吃力。 六月六日，元军战舰抵达宗像海（玄界岛的玄界滩附近）。日军组织了小船进行袭扰，被元军“聯戰船爲圜營，外列巨舟，設石弩”击退。 六月八日，受“元寇防垒”的阻挡，元军无法像上次那样登上博多湾，转而开始登陆志贺岛。 六月九日，日本大军来援，东路军大部分也已登岛，洪茶邱命令金方庆等人率领高丽军队、荆万户等人率领蒙汉军队应战，大战开始。 一开始，东路军重创日军，占据上风。关键时刻，日本大批援军杀到，东路军大败，洪茶邱差点被俘。 第二天（六月十日）整兵再战，东路军再次战败。
东路军战斗路线图 六月十五日，东路军退回一岐岛。 由于屡战不利，加上军中瘟疫流行（已导致三千多人病死）、江南军没有按期抵达等原因，忻都、洪茶邱等人再次提出退兵。 高丽将领金方庆再次表示反对：「奉命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至，合而攻之未晚也。」 于是，东路军继续在一岐岛驻扎，等待江南军前来会师。 江南军的动向根据计划，江南军本应在六月望（六月十五日）与东路军在一岐岛会师。 然而，东路军出发后不久，江南军就擅自改变了行军部署，改一岐会师为先占领平户岛。 此外，出征时间也一再拖延，直到六月十八日前后，范文虎、李庭等才率领江南军十余万人、三千五百多艘战舰从庆元（浙江宁波）、定海（浙江舟山）出发。 大约到六月二十四日左右，江南军的前锋50艘战船才抵达对马岛，随后前往一岐岛与东路军汇合。 然而，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二日，数万日军猛攻岐岛，试图一举歼灭东路军。 尽管东路军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一岐岛，前往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 会师后的战斗大约在七月左右，两军在平户岛会师。 七月二十七日，范文虎命令麾下将领张禧率领四千余人留守平户岛，自己亲率大军继续进攻。 然而，攻势没有取得成效，“屢爲日本人所却，招討使忽都哈思等戰没”。于是部队转移到鹰岛（或称竹山、五龙山等），准备于八月初二展开登陆作战。 能是因为准备次日继续作战，也可能是因为在鹰岛附近海面上“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元军此时应该都在船上，没有登岛。
会师后战斗路线图 从平户岛出发进攻太宰府，鹰岛是必经之路。同时，它离平户岛较近而距一岐岛较远；又孤悬海上，可免受日军袭扰。确实是元军中途驻军的上佳之选。 多亏在日本的朋友飞鸟提供的帮助，我才找到这个岛的位置。不容易啊。 八月初一夜，台风来袭。元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高丽史书记载：台风过后，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元军浮尸在海面上行走。 其中，江南军的大部分船只都是内河船只，无法承受台风下的惊涛骇浪，三千多艘战船中只有数百艘幸免于难。 而东路军的大多数战船是小而坚固的高丽船只，大多逃过一劫。
现代内河船只和外海船只的直观对比。在海上风浪面前，内河船显得弱不经风。 幸存的元军在鹰岛集合休整后，又遭到日军的攻击。 八月初五，范文虎等人丢下残余部队，带着亲信人马撤回了平户岛。 此前留守的张禧由于早早修筑堡垒、妥善停泊船只，几乎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台风。 当范文虎提议班师回朝时，张禧仍认为“土卒溺死者大半，其脱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求一逞”。 不过，范文虎认为张禧是担心被忽必烈责罚，因而提出“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坚持要回去。 最终，东征诸将于八月十五日左右抵达高丽合浦。出征时的十四万人，此时只剩不到三万。 被遗弃在鹰岛上的士兵约有数千人（元史记载十余万，数字不太可靠。日本记载数千人，相对更可信）。他们自发推举了首领，想要伐木为舟自行返回。 然而，在八月初七这一天，日军攻上鹰岛。这些人中除了新附军（南宋灭亡时投降元朝的宋军，元军称为“新附军”，日军则称作“唐人”）被抓去做奴隶外，其余全都被杀了。 【突然联想到古希腊三十年战争中，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大军的结局。投降的残兵们都被送去采石场为奴隶，绝大多数都悲惨的死在了采石场。只有极少数因为有诗歌、戏剧等才艺，被送给贵族当奴隶，才侥幸获释或逃归。】 浅析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其实已经很好地吸取了上一次的失败教训。 这一次，元军不仅安排了两路大军协同作战；而且部署了预备队，即阿塔海的“留后”军，准备继续跟进。 同时，有资料说元军还带了农具，准备好了要长期屯田、战斗。 虽然阿塔海的部队没来得及开赴前线，但元军在平户岛上安排张禧率领四千余人筑垒坚守，可以说的确在落实长期部署。 同时，元军出发前，忽必烈还再三叮嘱：“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等不和耳。若彼國人至，與卿等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这就是要求元军将领们同心同德、军令统一。 虽然东路军在六月十五日前后有过分歧，但在金方庆的坚持下还是全军待命，没有做鸟兽散。 两路军队会师后，忻都、洪茶邱等人几乎就从史籍中消失，主帅变成了范文虎。推测此时全军都由范文虎统一指挥。 号令不一的问题也算是得到了解决。 不止如此。这一次元军不仅拿出了十多倍于第一次入侵时的兵力，火炮、石弩等先进武器也一应俱全——不过，可能是不放心南宋降将范文虎，忽必烈驳回了江南军带上回回炮的申请。 靠着这些武器，东路军才得以攻克一岐岛；后又靠着这些火器在数万日军的围攻下，从一岐岛突围至平户岛。 在如此精心筹备之下，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总体上说，元军在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在天时方面，台风扮演了重要角色。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日本西海岸的台风季和梅雨季。元军遭遇台风的时间正好是八月初一。 其实，即使躲过了初一，多半也躲不过十五，元军迟早会遭遇台风或海上风暴。 在地利方面，日本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主要是河流入海口形成的冲积平原。例如博多湾所在的福冈平原，就是由多条中小型河流流入博多湾形成的。 在梅雨季节，这些冲积平原大多会变成泥泞难行的沼泽地。无论是山地还是沼泽，都不适合元军最擅长的骑兵作战。 结合其它战场（交趾、缅甸、八百媳妇、爪哇等）来看，只要骑兵无法发挥威力，蒙古人都只能自吞苦果。 除了自然地利之外，日本人还从上一次博多湾大败中吸取了教训，在此地修筑了一条高两米左右、宽三米左右、长达二十多公里的石墙，名为“元寇防垒”。 正是这条石墙挡住了东路军的抢滩登陆，迫使元军只能转向一旁的志贺岛。最终，元军在岛上大败，灰溜溜地撤回了一岐岛。
“元寇防垒”示意图 不知道忽必烈会不会后悔自己不让元军带上攻城神器回回炮。就像诺曼底登陆时盟军用军舰舰炮攻击德军“大西洋堡垒”收到奇效一样，如果从船上向“元寇防垒”发炮，战争走向就此扭转也未可知。 要命的是，元朝对日本的这种天时地利几乎一无所知。 即使有第一次的经验教训，即使有高丽人做向导，即使有赵良弼详细记录了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姓、风俗、土宜等信息，元军仍然执着地选择了风雨季，执着地向博多发起了进攻。 如果元军对地形有更多的了解，选择越过福冈而从芦屋登陆，或者绕过长崎而从佐贺登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当然，也许这个结果会更糟。 “元寇防垒”不仅是一项地利优势，也是一项“人和”优势。 在“人和”方面，日军拿出了一整套战备措施。例如，在九州附近海岸、海域定期巡逻，以尽早发现来犯之敌。同时，加强对马岛、一岐岛的军备。 这就是为什么东路军在这两个岛上就遇到了数万人的抵抗，为什么东路军在志贺岛上会遭遇大量日本援军，为什么日本可以迅速组织起对一岐岛的猛烈反攻：镰仓幕府早有准备。 除定期巡逻外，镰仓幕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防范元朝。如改进武器和战术、加强中央集权以便举国抗元，甚至还有修建大量寺庙、命令全国僧侣一起乞求神明护佑等等。可以说，镰仓幕府把能想到的招都用上了。 反观元军的“人和”，元军主帅们对于拿下日本，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的决心。 范文虎和他的江南军一样，是亡国后投降的南宋军队。让他们远渡重洋给蒙古人卖命，用脚趾头想想都是十万个不愿意。遇到台风后，留守平户岛的张禧反对撤军，主帅范文虎居然认为他是害怕忽必烈责罚。 即使是蒙古人忻都，也是一门心思的“打不过就走”“反正都怪范文虎”。东路军等不到江南军时，忻都、洪茶邱又像上次一样打算撤退，又是高丽人金方庆站出来反对。 总之，范文虎、忻都等人并没有战斗到底——至少战斗到阿塔海的第二梯队顶上来——的决心，而只是想着“我尽职尽责了，我不会挨骂了，这就够了”。 如果一个项目，只有领导想做成、做好，而团队成员都只想着不挨骂、不背锅，那这个项目铁定做不成。
后续影响元朝两次入侵都损兵折将、铩羽而归，忽必烈当然不甘心。 往后余生，他一直在筹备第三次入侵日本。不过，也许是对此前的惨败心有余悸，也许是朝堂内外反对声浪太大，第三次战争始终引而未发。 忽必烈去世后，继任者元成宗铁穆耳彻底取消了入侵日本的计划。元朝军队从此再未出海东征。 元军惨败的教训还影响到了明朝。 明初，日本又杀了多位明朝使节，所谓“日本国王良怀”（实为日本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呈文中又言辞不逊，加上倭寇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地区，朱元璋一度也想兴兵征讨。 终之所以没有出兵，“惩元军覆溺之患”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对日本来说，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来自亚洲大陆的攻击。元朝两次入侵，都被日本视为“国难”。 镰仓幕府为了应战，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统治的措施。这些措施确实帮助日本挫败了元朝的入侵，提振了镰仓幕府的“武威”，巩固了“得宗专制”的局面。 同时，日本“神国思想”空前膨胀，即相信自己是受神佛庇佑的国家，不可攻灭，绵延不绝。到了近现代，这种意识成了军国主义者的工具，用于鼓动日本社会支持发动侵略战争。 在加强统治的同时，镰仓幕府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实施的战备措施和战争动员，严重地挫伤了日本庄园经济，破坏了“御家人制度”，激化了社会内部矛盾，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为日后的倒幕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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