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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记录显示，地球历史上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灭绝事件，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大约5.4亿年前。记录还表明，曾经存在过的物种中有99%（可能多达50亿种）已经灭绝。最后一次重大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6600万年前，从那以后，地球物种数量及其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一直在稳步增加。 在过去的6600万年里，真核生物的物种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800万到2000万种（可能更多） - 这些生物的细胞具有明显的细胞核。原核生物（古生菌和细菌）的数量则更多，但尚不确定具体数量。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 在地球生命历史上存在过的物种中，只有大约1%生活在人类进化和现在生活的生态系统中。从人类进化开始，我们就完全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也就是生命的多样性。 人类的简史:
许多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大约在1820年，即工业革命时期，世界平均收入只有公元1年的1.5倍左右。这意味着，在这1820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 从公元0年到1820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长率非常缓慢，几乎为零。这意味着，在1820年之前，人类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1820年后，全球人均GDP开始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和麦迪森所说的西方分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1950年至2016年），西欧的人均GDP增长了近7倍。 非洲在二战结束后比西方国家贫穷得多，至今仍然陷于贫困之中。2016年非洲的平均收入仅为西欧的11%多一点。 数据表明，人类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两百年里有了显著提高。然而，这种提高并不是均匀的。西方国家和西方分支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 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和资源有限性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矛盾。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就会导致资源的枯竭，最终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历史经济数据与马尔萨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在1820年之前，全球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全球人均GDP也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在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受到资源有限性的限制。 当我们从生态经济学的更广阔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时，会发现尽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潜在增长，但经济势必受到地球系统运作的限制。在不久之前，人类才真正意识到我们是`嵌入`自然之中，而并非独立于自然。任何程度的技术进步都不能使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无限的可能。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有限的，就像我们所参与的生物圈一样。 很久以来，自然界及其许多过程对我们人类而言都是无形的，人类尚无法充分记录我们对自然提供的商品、服务的利用情况。因此，长期以来都没有形成对自然提供的这些“免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机制。这种状况导致了以下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导致人类社会对自然的脆弱性越来越大。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自然资本的计量和会计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良性互动关系。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因此，生态文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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